新时代党和国家文化治理的新逻辑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2:11:10 未知 史晓林 参加讨论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文化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党和国家从新的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进一步推进和提升国家文化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文化治理新逻辑。首先，在文化领导权上，在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树立文化自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第二，在整体策略上，发展以“团结”为要义的共同文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第三，面对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势态，即从文化经济时代到数字文化经济时代的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构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快速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关键词：文化治理 文化领导权 共同文化 文化经济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和经验研究”（2021WT4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史晓林，河南大学文学院省重点基地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领域，能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提供“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实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举足轻重。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文化治理，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树立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临着新时代文化领域出现的新任务、新挑战，党和国家从具体实际出发，进一步推进和提升国家文化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于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出了新时代文化治理的新格局，文化治理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与向度。首先，在文化领导权上，在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树立文化自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第二，在整体策略上，发展以“团结”为要义的共同文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第三，面对当代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从文化经济时代到数字文化经济时代的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构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快速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文化治理与文化领导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领导权直接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是文化治理的核心要义。如何通过文化治理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代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进行文化治理的不变的题中之义。 鉴于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依然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1]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错综复杂以及随时代萌生的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问题，迎难而上，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开创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发展。这种新发展“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灿烂果实。在文化领导权上突出表现为在坚定不移地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当代现实，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根源上巩固人民的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力量，进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一直是党在文化领导权上的纲领性原则，然而，由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在中西交流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及其历史局限性，对于传统文化，各界对其态度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进入新时代，为进行更为高效的文化治理，党和国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的眼光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的审视，肯定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向国家乃至世界贡献更好的治理发展方案。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化领导权上，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和国家尤其注重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主张挖掘并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宝藏。针对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各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角度、深层次地展开了一系列精辟论述。 首先，以扬弃的态度科学理性地看待、尊重传统文化。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第二，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铸造民族精神上不可替代的价值，阐明了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2014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第三，在如何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主张大力提升优秀传统文化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发挥其在塑造民族文化自信上的作用。201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第四，注重结合时代要求以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4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团结共治的治理策略：共同文化与共同体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视角下，文化治理策略的核心在于它本身是一种整体治理，强调的是通过文化带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问题在共同体层面上的解决。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在文化治理上更加突出团结共治的治理策略，以共同文化来凝聚人心塑造共同体，来应对现实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为全球治理提供坚强的后盾。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各项文化政策中最常出现的两个关键词是“团结”与“共同”。首先是“团结”，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团结观念源于工人阶级，它把共同利益定义为真正的自我利益，认为个体的发展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得到检验。由此，他特别肯定了“团结”对共同文化下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文化，将不是往昔梦想中那种简单的大一统式社会，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将需要持续不断地加以调整和重新规划。从根本上说，在如此麻烦的组织中，团结感是唯一可能的稳定因素。”[3]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十条重要历史经验，其中第九条“坚持统一战线”便是在强调“团结”。决议指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第二个关键词是“共同”，根源于伟大的共产主义原则，是“团结”观念的基本前提和关键保障。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谈及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运行原则时，恩格斯多次提到“共同”。他点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4]，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这里的“联合”在本质上便是指“团结”，“共同联合体”也即是我们所说的“共同体”。由此可见，“共同”所带有的共产主义精神。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继续为社会主义最高理想——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由此，作为共产主义的应有的题中之义——“共同”——在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文件中出现频率很高，从党的人民的“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动和实现“共同繁荣”的世界梦、“共同梦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共同体”理念。这些均指向团结共治的治理策略，力图构建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团结共治已经成为我国治理的鲜明特色。反映在文化治理上，为更好地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去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具体的文化策略是打造共同文化来结成更为牢固的共同体，进而通过共同体来实现个体的自由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共同文化打造共同体进行文化治理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同，运用中华文化来凝聚民族力量，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传统文化集我国各民族文化之大成，是与全国人民血脉相连的共同文化，构筑着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成员之所以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不仅在于共同的血缘纽带和地缘关联，更得益于人们在共同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彼此认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生活智慧，创造了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在‘血缘—地缘—文缘’的价值序列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实现从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向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跃迁，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价值整合与创造。”[5]以共同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大限度地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民族力量，从而进一步利用“共同体”实现各族群人民身份定位和自我认同，以“共同体”实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再构建。二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集体梦想来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从情感动力层面上更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无形中也化为了中国人民共同的情感文化，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增强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和自觉意识，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6]三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当代中国的共同文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目标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行为层面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追求，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引领着先进文化的发展。党中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整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之融入到社会发展各方面，塑造当代中国的共同文化，进而通过文化的作用潜移默化地转化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实现个体的自我治理。 重新认识文化生产力 从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文化发展迅速，从文化经济时代到数字文化经济时代一路高歌猛进，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对此，进入新时代，在文化治理上，党和国家深刻意识到了文化的生产力，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构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在文化政策上，适应“供给侧改革”新形势和文化科技融合新发展要求，努力推进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党和国家在文化治理逻辑上的新发展根源于对当今时代新变化的应对。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着人们对文化与社会生产力关系的认知，促使新的文化治理逻辑的产生。 在社会现代化的早期，在传统意义上，人们普遍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且把它当作唯一属性，认为文化不具备物质生产力，与经济（社会生产）相绝缘，如“在1861—1863年撰写的《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曾经提出过艺术和诗歌等精神生产部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敌对’的著名命题”[7]。然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在生产、交换、消费和生产的结构性关系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十分突出的变化是：艺术、诗歌和审美活动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在结构性关系上不再是相互敌对性的了。随着休闲经济、体验经济、文化经济的兴起和发展，诗歌、艺术、审美从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形式，转变成为当代资本的一种形式，成为当代消费型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种具有强大推动性的力量。……在社会系统中，审美和艺术从一种异质性的文化存在，转变成为当代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原则之一，也就是说，是它的本质规定之一。”[8]由此，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文化不仅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形塑着一个社会的政治行为，还生发了市场属性，形塑着社会的经济行为，正如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学者托尼·本尼特所言：“文化总是一种在场，并且是第一位的，存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实践之中，还从内部构建它们。”[9]由此，文化成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进入了文化经济的时代。因此可以说，文化很重要，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不断发展的挑战。正是在文化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党和国家对文化政策进行了调整与改革，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商品市场。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经济政策”的概念，促进了文化经济的迅速发展。2000年，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又提出“文化产业”概念，明确了文化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并将之列入到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中。2012年，《“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指出，文化产业成为国家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入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关注到文化体制的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出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我国文化改革与发展的顶层设计，意味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被纳入到了作为“四个全面”之一的“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中予以谋划和布局。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提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围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一目标，将文化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文化企业改革进一步推向纵深。 同时，随着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文化与经济的联合更加紧密且不断生发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文化+”创造着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产业的新趋势，尤其是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数字文化经济应运而生。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催生推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业态，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引擎，推动着数字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时代，数字文化经济既是数字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看到，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科技的发展为文化产业链中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所带来的变革可能，为整个文化产业的价值链重构提供机会。 正是面对着文化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带来的由文化经济到数字文化经济的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调整文化政策，大力推进文化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完成对文化产业链进行重构升级，推动文化产业更快更好发展。2017年，中央批准印发《关于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的意见》，对加强和规范网络内容建设，激发网络空间正能量等作出了系统的布局和部署。2020年，在湖南考察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要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 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2035年我国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特别强调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标志着我国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结 语 总而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时代要求，党和国家在文化治理上，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逐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文化治理新逻辑。不论是在文化领导权上，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是在整体策略上，发展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实质的、以“团结”为要义的共同文化，形塑根源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和恩格斯“共同联合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抑或是面对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势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最为关注的问题，文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结构关系，大力发展文化的生产力，都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书写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同时，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治理的新逻辑也可看出我国当下文化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它是党中央深刻认识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在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在长期发展、渐进改进中形成的。 注释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0页。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6页。 [3] [英]雷蒙·威廉斯、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1980——195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6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 [5]张九童、邹广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向度》，《光明日报》（2021年7月14日版） [6]《新征程上，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人民日报》（2021年07月12日01版） [7]王杰、石然：《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46页。 [8]王杰、石然：《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46—347页。 [9] [英]托尼·本尼特、王杰等译：《文化、治理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60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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