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品的文献性——从稽考中国古代小说作者说起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3:11:09 未知 袁世硕 参加讨论
我近年在思考一个问题：稽考、认识中国古代小说作者，并将其小说作品作为文献资料。这个想法是从近年我做《录鬼簿》考释所意会到的一个问题。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但是我们过去的研究者对于经典小说作者大都只知其名，甚至是笔名，不知其为何等样人，凭前人的零星记载推测，意见纷纭，都不能落实。所以我们对于《金瓶梅》的作者，《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至今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意见。近几年，我做《录鬼簿》考释，从中意识到，稽考元代曲家的散曲、杂剧也可作为一种观察其人的凭据，并有进一步的认知；前人没有稽考的，现出了身影；不能坐实的，坐实了下来；粗知其人的，认识得更深细了。从而想到这是否也可以用以稽求古代经典小说作者。 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孟子》中谈“尚友古人”就是说要诵其诗、读其书。我们简称知人论世说。但多数官方修史有“文苑传”，却只简单记载文学家的里籍、仕历，有诗文集的列出集子的名称。过去历代的历史为文学家立传，多不引用他的作品，也不讲他的文学贡献；一般只是罗列其事迹而已。梁启超《历史研究法》提出批评，认为为文学家立传，应该征引他的作品，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录大赋家的代表性的赋作。这一观点基本正确。因为我们说历史人物有资格立传就是由于他在历史上作过贡献，用古人的话说就是：立功立言立德。作家有传世的文学作品，才有立传入史的资格，不举出不评论其文学作品，怎么能见功德业绩。所以梁启超特别称赞了司马迁《史记》为司马相如立传。司马相如是汉赋大家，事迹没有什么可以陈述的。于是司马迁就把他的赋依时序征引，简单说明其意旨。当然，征引还是不够的，因为小说部头比较大，数字比较多，那么为作者立传不能照样把他的作品搬进传记里来。因此就要对他的文学成就、价值作出分析判断。诗文作品是作家抒情言志的，表现出其思想、性情、才能乃至生平行状。我们现代研究者为历代文学家作传，都离不开其诗文，最突出的例子是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诗作极多，所以我们对杜甫生平事迹和思想知道得也最详实。但多数经典小说作者，没有诗文传世，只知其名，有的还是笔名，便无法知其为何等样人了。小说是叙事文学，有的还是叙述历史故事，对作者来说是身外之事。所以研究者也就不把其作品视为稽考认知其人的材料了。 其实不然，文学是由言（文）象意三个层面构成。小说是文学作品，按照其本性，小说也是由三个因素、三个层面组成的。一是言或者说是文；二是象，就是形象，文艺主要是直观、感性地反映生活；三是意。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研究者提出“言、象、意”的问题，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所谓“现象学派”，也提出文学是由几个层面组成，其基本是语言，进一步地是象、图像，第三个方面就是意、思想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内容。小说虽然叙述的是身外之事，也有倾向性，有作者的思想观念。美国小说研究者布斯曾经写过一部《小说修辞学》，明确提出：小说没有绝对客观中立的叙事，写什么，怎样写，任何选择都暴露了自己。所有的小说叙述文学，即使是展示性的——如戏剧一样的展示型的作品——也存在着“他”：小说家、文学家自己的思想认识。所以他提出“隐含作者”这样一个名称，与《孟子》“知人论世”说是一致的。所以说，小说的取材、作法、语言等方向，都会隐含作者的思想、性情和才艺的某些情况。既然这样，不仅诗文可以以研究作者思想生平事迹为依据，小说也应该可以。所以，近年我在做完《录鬼簿》考释之后，也又延续到小说，不断地思考几部经典小说作者的问题，有些粗略的想法。 小说作品反映了小说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他对于生活的认识、感受、了解。那么，我们通过小说也可以看到其人。如小说家罗贯中代表作是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三国演义》的最早读者，明人金华蒋大器的序言里称他“东原罗贯中”，东原即现在山东东平的雅称。研究者认为罗贯中本贯东平，流落浙江，是元代后期北籍南寓的文人。后有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天一阁抄本《录鬼簿续编》，其中著录“罗贯中太原人”。研究者多认为，“太”字是“东”字的草书误认，而且是孤证，多不从之。但近些年也有研究者做考证，力证罗贯中确为太原人，影响亦大。因此，就产生了两说。于是这段公案，直到现在，研究者甚至历史学家还在不断地商讨。东原即东平说、太原说，都是罗贯中本贯、祖籍的问题，与其为何等样人和文学创作并不重要，但研究者出于一种乡情，总是当作大事，争议不休。我由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中发现，他不仅原籍东原即东平人，还获知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们通过罗贯中的作品，不仅可以确定他的祖籍，而且可以进一步地认识到罗贯中是何等人士。 简括地说，由《三国通俗演义》这部据史演义，依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作成的小说，推断罗贯中具有较厚实的文史素养。叙事语言半文半白，叙述中频频列出多类人物表，卷头开列了三国各家的宗族名字多达数百人，大而无当，不是小说家应当做的事情，对读者无大意义。可以判断，作《三国演义》小说的罗贯中，当时还是一位文士学人。《三国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不完全同于传统伦理观念的。小说中魏蜀吴三国没有严格的封建伦理观念，尤其是写曹操，没有完全彻底丑化、诋毁曹操，把他当作大奸大恶，有些地方还是颂扬的。明显表明罗贯中的学术思想、历史观重事功，与元代浙东学派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也就是永嘉学派的思想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一位浙东学派的学人。《水浒传》百回本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前后两大部分无论在意旨、结构、写法和语言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前七十回写梁山义军的聚会，体现“官逼民反、乱由上作”的意旨。这一部分的叙述非常生动，保留着古代说书人口语叙事的特征，还明显残留着几处说书人当场演说时候和听众交流呼应的非情节性习惯话语。这种现象表明前一部分是出自有学养的说书艺人或者说大师的创作。施耐庵无疑是一位有学识、技艺高超的说书大师。再从《水浒传》来看，罗贯中的思想观念接受了施耐庵所叙写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我们可以用前人的话来概括：“艳草窃为义民”，草窃就是小偷小摸；“称盗贼为英杰”，就是把反叛朝廷的盗贼都写成英雄人物。这与传统的伦理观念是完全相反的，和《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是同一种思想模式、思想倾向。《三国志演义》里明确地提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你能不能做天下的领袖，全天下的君主，就看你是不是获得人民的信任，是不是得民心。但是罗贯中作为一个学人，不能完全摆脱、排除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从这个角度，他就对施耐庵《水浒传》前半部的倾向进行修正，这就产生了“杀尽贪官与污吏，忠心报答赵官家”。这一矛盾思想使他在后半部的续写当中采取了一种“复调叙事”，写梁山义军争取朝廷招安，实现了招安，然后为朝廷平方腊；但是在叙写征方腊的每次战役当中，着重点都放在这个队伍的散失和消亡。所以每回之后都要排列出走失、离散和阵亡的英雄名单，使后半部分产生了一种复调的倾向。就是说，如果从解构主义的思路来解释，他写水浒的招安、征辽平方腊，实际上是显示出这个队伍的灭亡、毁灭的悲剧。后一部分续梁山义军招安、征辽、平方腊，属军国大事，主角是宋江，其他人物只是偶尔现身，远离社会生活，没有鲜活生动的描写。叙事由单向的颂扬变为复调的叙事，情理相背，报国的成功实为义军的离散毁灭，形成解构主义的叙事特征，留给读者的只能是无奈的感叹：“煞耀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个中隐含着历史的思考。叙事方法与行文与《三国志演义》相似，也频频列出不同的人物名单。罗贯中续写这一部梁山义军的作品仍保留着作《三国志演义》的学人本色，表示他已经进入都市瓦舍的书会作小说的行列。另外，署其名的《平妖传》《隋唐演义》等小说，应该是他进入了娱乐场、进入了民间文艺团体而创作的作品。虽不完全属实，但也应当有几分可信性，罗贯中已成通俗小说的专业作家，以此为生，度过其晚年。 因此我们认为，《水浒传》的创作当然应该是在《三国志演义》的创作之后，罗贯中由一位学人变成了市井文化、娱乐场所改编、续编的说书艺人，进而续写编辑了《水浒传》。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罗贯中的生活道路：从一个文人学者，而走向了书会才人。通过作品我们不仅可以进一步具体地认识罗贯中其人，而且可以知道他的原籍和生平大略。 更令我感到欣喜的是罗贯中续写编辑《水浒传》留有他本贯东原即东平的烙印，或者说出自本贯的乡土情结。我们可以认定罗贯中祖籍是东原，也就是现在的东平，而不是太原。以前，曾有学者提出，《水浒传》里写武松为兄报仇杀死潘金莲，斗杀西门庆，犯了死罪，东平府尹陈文昭通情达理，轻判刺配孟州，是个清明官员。陈文昭原是做过浙东慈溪县令的，当地理学家赵偕曾帮助办团练，组织民兵，防卫家乡，名声极佳。罗贯中是移花接木，让贤明的东平府尹也叫陈文昭。这个说法应当是正确的。再读《水浒传》后半部可以发现更多的证据，这一部分的叙述方法、语言同《三国志演义》相似，特别是中间插入的许多原东平元人杂剧的故事。突出的一点是这部小说增多了黑旋风李逵的情节，几乎都是据东平人的杂剧改编缩写。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是四折一楔的完整杂剧，《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改编叙写详细生动，写“李逵双献头”，叙述李逵负荆的故事非常详细，显然是对康进之《李逵负荆》杂剧的改编；《李逵负荆》有剧本流传，高文秀的《黑旋风乔坐衙》《黑旋风乔教学》是院本式的表演型而无曲文的短剧，没有剧本传世，罗贯中只在第七十四回做简略叙述，他应是早年曾看过演出。由《水浒传》的叙事场景，特重梁山所在的东平地区，如第七十四回写燕青打擂“智扑擎天柱”，颂其武艺高强，地点在泰山庙会。公孙胜是冀州出家的道徒，小说结束写他是残存的好汉，去泰山道观做道士，没有回冀州等等，都应该是罗贯中出于东平情节。可见，罗贯中本贯东平应该是可以定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解决、认定，不必再有什么争议。 在罗贯中作的两部小说所看到的“隐含作者”，不止其本贯一事，而且还包括其人的文化素养、思想观念，甚或某种行状。如果再联系别的零星的记述，便可以粗知其人的大体，突破前人无所考证、无法证实的瓶颈，获得走近其人的认识。如果我们联系有关的、零星的学术记载，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罗贯中曾经参加过张士诚东吴阵营。我由《录鬼簿续编》记其人在至元二十四年与至正甲辰“复会”前后的两段空白，此前是“天各一方”，此后是“不知所终”，约略推断罗贯中可能曾进入苏州和杭州称吴王的张士诚的幕府，这在明代是要禁忌、不便明说的，这应是罗贯中前为浙东学人，后隐身书会作小说的历史契机。当然这些事情我们无法完全认定，但是可以认定现存浙东学术名流赵偕先生逝世后的门人公祭名单中列名罗本就是罗贯中其人，这个可以从《水浒传》本身得到印证。若能证实，作为一种推测，不妨成为一说。 由对罗贯中生平的认识思考，遂以为稽考古代小说作家，解析其小说文本，也应是一条应行的途径，以此对《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清初的几位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也应当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可以对《金瓶梅》的作者，就《金瓶梅》作者的价值观、对生活的认识、文化修养、文学趣味来推定其人是何等样人。我们可以进一步从《醒世姻缘传》里的生活知识面，作者所生活的行径和所经历的地方等判断，《醒世姻缘传》绝不会是蒲松龄所作，它的作者肯定是一位曾经在山东做过官的河南人，这就跟他署名“西周生”相合了。按照《醒世姻缘传》所写的地理背景：济南、北京、淮安，和明清之交李政修所做官的地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就是书中所表扬的好官：河南人李政修。 我们认为，小说叙述中能够显示，或者说暴露出的作者的多方面信息，包括价值观、思想，某些行迹也可以在他的叙述中流露出来。所以我想，我们围绕小说作者的研究也应该以他的作品作为研究的资料和文献。上升到理论语言就是：我们对一部作品的解析和对于作家的考证，两者是有一致性的。 （作者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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