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语言治理能力 推进中文国际传播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6:11:54 未知 韩晓明 梁宇 参加讨论
提升语言治理能力，是我国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必然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国家语言治理，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中文国际传播是中国行使国家语言主权、参与全球语言治理、促进全球语言和谐、推动各国文明互鉴及共同发展的具体行动。中文国际传播范畴的语言治理能力应包括资源供给能力、标准制定能力、布局协调能力、成效评估能力。 一、资源供给能力 中国是中文的语源国，在中文国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无疑首先是语言资源的供给者。资源不仅包括中文这种语言本身，还包括满足全球中文学习需求的教育资源、支撑全球中文研究的学术资源。另外，畅通、高效、多样的供给渠道，也是资源供给能力的构成要素。 教育资源供给主要表现在教材、教师和教学平台建设。近年来我们输送到海外的中文教材数量庞大，中文教师的派出数量持续增长，孔子学院等教育合作平台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数字化教学资源和教学平台的建设也在快速发展，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较为充足，与国外需求的对接度也在不断提高。 从学术资源供给来看，中国作为语源国，有责任向世界提供关于中文和中文传播的基础理论、核心理论；对于中文国际传播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有相应的充分、合理的理论解释；中国应提供符合中文特点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并在全球传播推广应用。目前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供给能力还不足。 中文国际传播中一些根本性、全局性问题，需要我们在世界上提出说得圆、讲得通、能服人的理论支撑。比如三大基本关系：汉语和汉字的关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国际中文教育和海外华文教育的关系。汉语言文字对外传播史上出现过“语”“文”分别传播的事实，这是汉语独有特点决定的，值得认真总结经验。汉语教学中“语文并进”“语文分进”“先文后语”“先语后文”等思想，反映了对“语”“文”关系认识的莫衷一是，也反映了指导教学实践的理论建构尚不充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历来是语言教学和教材编写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语言传播可以带动文化传播，文化传播也可以先于语言传播，两者表现出互为承载的情况。另外，随着一种语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域外变体会越来越多，不同变体具有表现不同文化、表达不同思想、反映不同生活的功能，语言和文化的对应关系应是多维而非单维。这些都需要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撑。国际中文教育和海外华文教育具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内生逻辑也不一样。在新时代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避免隔离发展，推动形成合力，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总的来看，对于中文国际传播来说，我们的理论供给显得滞后，根源在于我们尚未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语言哲学理论体系。 二、标准制定能力 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的属性，决定了其国际化与标准化是紧密相连的。语言标准的出台必然经历长期规范化的过程。语言自身的规范化是语言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就出现了语言规划的雏形，如秦代有“书同文”政策，汉代曾“正定五经文字”。新中国成立后，从使用简体字、竖排改横排，到出台汉语拼音方案，在书写标准、读音标准、使用标准等方面不断升级。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开始重视外国人中文水平标准问题、考试标准问题，加强了中文标准制定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语言能力标准、教学标准、考试标准、教师标准，并不断更新、完善。着眼全球传播，中文标准的制定具有特殊的意义。目前需要应对的挑战，是世界范围内华语变体的标准协调问题。 海外华语是中文的域外变体，是海外华人在住在国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是中文国际传播本土化发展的结果。域外变体的存在给语言标准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全球比较视域下考察，中文国际传播的道路非常独特。从传播主体来看，英语传播是以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组成的一个国家群在推动，各国不仅可以独立实施传播，而且可以形成各自的标准向全球推广，比如托福和雅思两大英语考试体系。英语全球变体众多，已形成多标准并存的格局，不同标准既满足了不同需求，彼此又能无障碍沟通。各英语国家也易于形成英语传播合力，推动英语在全球的学习和使用。中文国际传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推动中文国际传播的单一主体。在标准制定上，海外一些华语人口较多的国家，如把华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新加坡、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马来西亚，在语言标准上都没有另起炉灶、自成一家，依然明确表示向中国标准靠拢。因此，中文的域外变体向心力较强，对中国标准的依赖程度较高，这就使得中国成为全球中文标准制定的核心承担者。如何更好地协调制定和协调域内外中文标准，是中国语言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中国应担当的责任。 三、布局协调能力 从古代到近代，汉语言文字海外传播长期处于一种无规划状态，虽然也出现过“汉字文化圈”这样语言传播的独特案例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那主要是周边国家主动学习的结果。19世纪产生的西方汉学更多地把汉语言文字传播拘囿在学术圈当中。近代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兴起则依赖于华人移民社会的发展。中国加强语言传播意识、主动规划中文传播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中文学习者的增多，特别是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建设和发展，中文向全球传播的态势已经形成。为充分整合各方力量，合理分配资源，对接中外发展需求和各国语言需求，中国作为传播主体应着眼全局，切实加强布局协调能力。所谓布局，一是指中文传播机构、合作项目的区域布局，二是指中文教学的种类布局。 第一类布局主要包含孔子学院的布局、华文学校的布局、来华留学生源地布局。孔子学院是典型的中文传播机构，其全球分布体现了各国各地区的中文传播需求状况和传播状况。孔子学院分布具有不平衡性，初期在发达国家开设较多，目前的发展正在向发展中国家侧重；华文学校在东南亚较为集中，而欧洲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华人移民增多，华文学校迅速增长，特点突出，也需要加大支持力度；近年来来华留学生源地分布正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中，如中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生源增长迅速。这些局面的形成都是中国主动规划、主动作为的结果，是加强和完善语言治理的行为。 第二类布局的出发点是全球中文教学的日益多样化。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区分，有中文作为外语教学、中文作为继承语教学、幼儿教育阶段中文教学、初中等教育阶段中文教学、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的中文教学、游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中文教学、专业中文教学、专门用途中文教学，等等。这是由各国不同的国情、民情、语情决定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在欧洲、西亚、澳大利亚等地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中文学校和华侨学校，有的直接使用中国“人教版”小学中文教材，与中国国内教学完全同步，这是值得注意的新现象。中文教学的多样化发展对中文国际传播的治理能力是一个考验，促使我们在支持方向、支持力度、支持重点方面都需要有所考量、有所区分，把中文传播和地区发展、国家发展、中外双方受益等需求更好地结合。 四、成效评估能力 当语言传播进入语言治理的范畴，传播成效越来越受到关注。语言传播需要投入政府成本和社会成本，因此应当注重成效。是否与国家发展同向而行是传播成效评估的根本指针。现代语言传播不但应对语源国的发展形成有利反哺，而且应促进各方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实现共赢。 成效评估往往与传播动因相联系。从历史上看，汉语言文字对外传播的动因极为复杂，传播成效问题不但很少有人关注，真正评估起来也很困难。古代汉语言文字在周边国家的传播以他国的主动学习为主，其动因是学习先进文明以有利本国发展。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实际上是西方殖民国家了解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不但规定应准许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中美《望厦条约》），还规定在条约文辞有歧义时，“总以英文作为正义”（《中英天津条约》）或“总以法文作为正义”（《中法天津条约》），表明了西方国家强烈的语言主权意识和权利意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历史悠久的汉语言文字学习遭到废弛，但是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具有特殊目的的“军用中国语”教学开始发展，从中日甲午战争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出现了一大批军用中文会话教材，学习人数有增无减。在这样的动因下，中文虽然在持续传播，但实在难以以“成效”“成就”论之。 语言国际传播成效评估的根本目的，是及时引导传播的正确方向，使传播成效与国家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并在方向发生偏离时采用规划手段果断调整。从历史经验来看，汉语言文字对外传播对中国发展的反哺明显不足。21世纪以来，中文国际传播也经历过重推进、轻评估的阶段。孔子学院经历了数量快速增长的发展时期，目前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孔子学院发展评估问题已为学界所关注。对于海外华文教育，中国的支持和帮扶力度也在持续加大。华文教育发展与华人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历史上海外华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支持有目共睹，华文教育发展的成效似乎较为直观，但目前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评估体系。近年来，学界对于国际中文教学中的专门用途中文教学如职场汉语、经贸汉语的重视，以及对中文传播影响中外双边贸易的相关研究，也体现了对传播成效的关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提高中文传播成效评估能力，已成为提升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文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实现互利共赢的必然要求。 加强能力建设，是推进中文国际传播的必要行动。进一步细化对语言治理能力构成要素的认识，才能够精准应对中文国际传播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切实推进各项愿景、目标落实、落地，使中文传播持久发展，行稳致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国际传播动态数据库建设及发展监测研究”（17ZDA306）阶段性成果） （韩晓明，郑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梁宇，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编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