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起林:“新南方文学”的文明转型面向与区域现代性特征
http://www.newdu.com 2024/09/03 05:09:30 《青年作家》 刘起林 参加讨论
关键词:南方文学 一、“新南方写作”的文化感知与逻辑自洽 “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命题确实具有相当的敏锐度与前瞻性,触及了某些正在逐渐彰显的问题。但就现有讨论看,其中又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提升之处。 我们首先对相关讨论的大致轮廓和基本内容略做梳理。 按照命题主要倡导者的思路,“新南方写作”包括三方面的要义。从外延看,“新南方写作”既是针对“北方”的南方,又是针对“江南”的“南方以南”,具体是指海南、广西、福建、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华文文化圈;从内涵看,“新南方写作”之“新”有四点:文化遗存和文化族群丰富多元的“地理性”,相对于传统中国“土地文学”的“海洋性”,陆与海、方言之间和美学风格的“临界性”,有待召唤和塑形的“经典性”;从实践意义层面看,“新南方写作”“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一性民族国家的限制,……政治(主权)无法抵达的地方,汉语的主权却可以预先书写和确认”,因而可以成为走向“世界文学共和国”的方向和路径(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其他讨论主要从命题内涵充实和文学史视野拓展两个方面展开。在命题内涵充实方面,既有学者从理性层面的意义维度强化,如“地域性与时代同行”(贺仲明)、“地方性与世界眼光”(刘小波)等;又有作家从艺术感觉层面的内在特质真切化,如“蓬勃的陌生”(林森)、“蛮荒及其消隐”(李壮)、“异样的景观”(朱山坡)、“新寻根、异风景与高科技神话”(王威廉)等。在文学史视野拓展方面,讨论者或者从“成长性和提示性”的角度,将韩少功、刘斯奋、林白、东西、鬼子、凡一平等作家和王十月、郑小琼的“打工文学”,分别作为“新南方写作”的源头和支流(张菁);或者从具体文本出发,将黎紫书的《流俗地》、陈继明的《平安批》、林白的《北流》等近期有影响的作品,都作为“新南方写作”经典出现的可能性来看待(见林培源、曾攀、蒋述卓等人的相关论文)。 这些论述与言说各有其切实的领悟和针对性明显的思考。但在认同之余,笔者又发现其中存在某些未能逻辑自洽之处。首先,“新南方”针对北方和江南而言的深层次基础和依据是什么?在“异质性”背后,南北之间的关联和矛盾统一性又是否存在、基于怎样的背景而存在?其次,“新南方”侧重于揭示其本土性的内在特质,但在估量由外来力量所构成的文化丰富性方面则有所欠缺。具体说来,“新南方”常年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地的打工农民,他们分属楚文化圈、赣文化圈和巴蜀文化圈,对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至大至深,这些形象的审美意味却既不是“地理性”“海洋性”所能涵盖的,也不是“临界性”所能充分阐释的。再次,“新南方写作”的主要关注视野是一些新南方地域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写作”一词内含着“在新南方”和“写新南方”双重界定。但实际上,表现“新南方”的作家类型众多,本土作家中既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还有邓一光、陈继明这样的“新移民作家”,又有韩少功等“两栖”作家,甚至地道的四川内地作家罗伟章也创作出了表现“新南方”的精品力作。所以从逻辑层面看,反而是将“在新南方”的界定去掉,修正为从题材和内涵层面着眼的“新南方文学”更为妥帖。 总体看来,在已有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尚可从“新南方”之“南”、“新南方”之“新”和“新南方文学”的背景与线索几个方面,对相关讨论略做深化、拓展与提升。 二、中华文明差序格局与“新南方”之“南” “南方”“北方”的区分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而且存在着不同的层面,其内涵也是不断变化的。 从历史文化层面看,“南”“北”的区分起源于西周分封制。先秦时期,中原王朝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带为“华夏”,而将周边四方称为“北夷、南蛮、西戎、东狄”。战国策士们沿“秦岭—淮河”一线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各诸侯国活动,“合纵连横”“远交近攻”,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差序格局,中原正统文化和南北蛮夷文化的观念也随之确立。随着某些王朝的定都与南迁,长江三角洲又发展起来,形成了“六朝古都”“东南形胜”,加之沿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所以直到近现代,长江三角洲始终是生活优裕的“江南”富庶之地。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实际上也称南方,在历史上统属于“中南”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作为瘴疠、蛮荒之地而存在,“永州之野产异蛇”就是最好的注脚。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南”地区曾一度领时代风气之先,具体从事的却是政治、军事之类需要“霸蛮”才能成功的行为。中国革命史上存在着“南方根据地”“南方游击队”“中共中央南方局”之类的称谓,这些称谓基本上是将“东南”和“中南”统称为“南方”的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六大区行政区划中,长江三角洲并不以“南”相称,而叫做“华东区”,广东、广西与湖南、湖北、江西同属于“中南区”,现在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西藏则属于“西南区”。所以,长江三角洲的“江南”不过是一个古代历史地理的文化遗存。 在中国文学史上,艺术趣味、审美风格的南北差异也相当明显。关于北方“内陆文学”的趣味与风格在这里暂且存而不论。在南方文脉方面,从《离骚》化政治冤屈为情爱幽怨的凄艳悱恻,到南朝民歌“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的旖旎缠绵,再到宋代婉约词好作“妮子态”、稼轩词也不时“男子作闺阁音”(毛晋《稼轩词跋》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相当明显的侧重“阴柔之美”的线索。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南方审美话语内部,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具体形态,其一是“东南”长江三角洲地区传承江南士人文化趣味的典雅整饬、精致伤感的审美形态,其二是“中南”地区远接“楚辞”浪漫神奇传统的神秘诡异、民间巫风气息浓郁的审美形态,其三是以周立波《山乡巨变》、陈残云《香飘四季》、陆地《美丽的南方》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牧歌风格的审美形态。在新时期文学中,也存在着苏童、叶兆言式新历史文学和韩少功寻根文学的不同南方审美话语。 从这样的历史文化与文学背景来看,“新南方写作”的地域范围既是区别于长江三角洲的“东南以南”,更是关联着“中南”“西南”地区的“岭南”“华南”。只是由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地域差异,广东、海南走在了经济变革前列,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变成了有待崛起的“中部”,广西则与四川一道被归入了“西部地区”,相互之间的关联未能表面化而已。在“新南方写作”所列举的作家中,陈崇正的小说“潮汕巫风”(杨庆祥语)气息浓烈的魔幻想象,林森的小说对海南岛奇风异俗和地域文化的审美热情,朱山坡小说的反讽、诙谐与荒诞感,我们均可从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中发现审美意象、艺术趣味的端倪。事实上,韩少功曾经“寻根”的湘西本就属于与广西、云南接壤的“大西南”地区。所以,“新南方写作”者的艺术风范虽然不同于长江三角洲的“东南美学”,却颇近似于浪漫神奇、巫风诡异、气息浓郁的“中南”文学。在湘南地区中,永州与广西的文化共同性,永州、衡阳、郴州与广东的经济关系之密切,均不亚于广西与广东的关系。如此看来,“新南方”之“南”并不是真正自成一体的存在,既可以从内部将广东与广西相区分,又可以从文化角度将广西与湖南、从经济互动角度将“华南”与“中南”相关联。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发展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差序格局,文学创作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层面的差序格局,也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和南方内部差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环境中,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仍然存在,由此构成了与“江南”相区分,却与“中南”紧密关联的“新南方”。这才是“新南方”之“南”的确切方位。 节选自《青年作家》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