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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宁:学术反思与“三大体系”建设


    
    
    1978年至1980年,中国思想界升腾着令人鼓舞的全新气象,表现之一便是众多学术刊物的创办(复刊)。这些刊物大体有三个面向:一是拨乱反正,清理“极左”思潮的干扰;二是重新整理文化遗产,恢复传统的滋养;三是急速引介西方、获取观念更新的推力。所有这些,无不奠定了中国人文学术日后的发展格局。今天看来,这三个面向并非相互分离,而是处在交融互动中。在总的实事求是、尊重学术独立的前提下,互为方法和目的,共同指向适应现代化道路的思想供给与方案设计。其中,第一个面向带有阶段性的目的,并以其使命的逐步完成而使后两个面向得以凸显。
    1979年,《文艺研究》创刊。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它被定位为“综合性学术期刊”。这一“综合性”,一方面是在当时被“规定的”,即要反映文艺各门类的实践成果,及时总结美学规律;另一方面,呼应着当时共有需求并被我们一直坚持至今的是,在上述面向上协同发力,在深入发掘、整理“老中国”文化遗产及新革命性文艺成就的同时,认真研究域外文论资源,破除保守、僵化、封闭的束缚,中西古今互鉴,以包容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体现新的知识增长和理论创见。
    创刊40周年时,我们和新老作者一起回顾与总结了刊物的历史。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艺术理论演进而言,我们因在场而见证,成为相关学科发展的缩影,《文艺研究》出版的《编年纪事》近70万言,正是这一“缩影”详实的记录文本。我为我们的一套颇具规模的选集撰写了长篇导言,其中的一个核心表达是:我们刊物有个渐变的过程,逐步走向深入的理论拓展,形成了为学界重视的格局与品质,这一过程无疑是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相互印证的。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得到极大发展,这也是国运昌盛、文化繁荣的必然结果。这一发展或可从多方面加以概括:重新打开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适应性层面,接续王国维以降中国现代学术理路并有全新的拓展,对引进的西方理论资源进行辨析并加以有效利用,包括学术规范的确立、学术争鸣理性原则的维护、学术资料的整理与开放性获取等等。所有这些,既得自高等教育及研究的突飞猛进,也和学术刊物的良性发展存在必然联系。
    然而,我们也确实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面貌作出足够的反思,惟其如此,才能在新时代承担起新使命,使学术研究包括学术期刊建设迈上新高度。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该是以反思促发展的最重要也最急迫的工作,也是学术期刊应担负的责任。
    我们要以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方向与路径为目的,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但问题是,在朝向这一行进目的的道路上,是否能建立起真正的自信与自觉?
    仅就前述第三个面向而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论界急速引进西方理论资源,特别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包括20世纪初期的流行性瘟疫)的灾难性经验而生成的各种现代性理论,为国内新时期以来的人文学术带来了多种审视角度和学理性维度。我们要思考的是,对这些加以简单地工具性使用的确可以丰富批判的武器,对人类文明困境产生足够的认识,但我们仍需进行武器的批判,才能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有独特创建的理论成果。这不仅可以有效参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更可以在这种思考中呈现中国特色的学术贡献与话语表达。同时,引进西方的理论资源,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啻为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伟大经典。
    从逻辑上说,“三大体系”本身即隐含着对应的“他者体系”;建设“三大体系”就是要在实践中形成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自信与理论自觉。美学家刘成纪教授主张“绕道西方,回到中国”自有深意,以我的理解,所谓“回到中国”不仅是要回到中国问题,更是要确立学术研究与理论阐释的中国体系。对此,有待学者和学术期刊的共同努力。
     
    (作者系《文艺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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