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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谈三大体系】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莎士比亚说过,“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作为亲历者,我有幸见证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的发展,并寄希望于学会的昌盛。我曾于2005年至2020年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我的前任是黄宝生先生,再往前追溯是季羡林先生和冯至先生。在季先生和黄先生担任会长期间,我一度担任秘书长。
    最初,冯至先生于1978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主持召开了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两年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宣告成立。当时,我尚在国外学习。冯至先生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众望所归的首任会长。与此同时,各大语种或国别、地区也先后成立了相关学会,如德语文学研究会、法国文学研究会、苏联文学研究会(苏联解体后改称俄罗斯文学研究会)、英国文学研究会、美国文学研究会、日本文学研究会、印度文学研究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等等。上世纪90年代末,有关学会进行了整合归并,过去的一些语种和区域国别文学研究会大多开始作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的二级学会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此后,鉴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学会又陆续增加了一批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分会。
    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秉持“五四”精神,发时代之先声,为思想解放注入了生机,快速推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如果没有外国文学作品井喷式的涌现,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在这同时,外国文学界提出了关于西方现代派的经典界定,如“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等。20世纪90年代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我们的文学及文学理论率先进入了“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我国学者关于后现代文学及文化思想的批评如“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也不可谓不深刻。
    凡此种种,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化事业乃至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催化作用,同时为推动我国与国际社会在人本、人性等问题的认识上拉近了距离,并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镜。然而,粗放式的引进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泥沙俱下的事实。譬如引进多辨析少、照搬多批判少的现象曾经普遍存在,以至于出现了唯洋人马首是瞻的危险局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批评的“五唯”现象当与兹不无关系。因此,检点和反思几十年外国文学潮起潮落、花开花谢在我国的作用与反作用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三大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66号)于2016年公布,从此社团管理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民政部和有关单位又据此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强化社团管理的法律法规,从而进一步规范了学术社团的名称、驻所、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区域、法定代表、活动资金和主管单位等事项,同时强调了挂靠单位的职责任务。
    202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现任所长程巍同志当选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副所长梁展同志当选秘书长,学会工作开启了新的征程。他们会同全国外国语言文学界同行学者对学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旨在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四个自信”的一系列规划随之扬帆起航。
    一、关注前沿问题,尤其倡导融经验性与理论性于一体、在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讨文学个案的研究,以推进国内学术。常设栏目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外国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文化理论研究、文学的社会史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史研究等。
    二、大力提倡“在历史进程的全部复杂关系中研究文学”,这是基于社会生活永远不是一些相互隔离的抽屉的机械组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针对杜林割裂或者说目力所限,看不到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运动的唯心主义倾向时写道:“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偏狭取向,尽可能地提醒年轻学人将学术兴趣渐渐发展成一种专业探求。虽然常有人说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则“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种回溯性描述往往具有一种美学净化和神话化的功能。大学宿舍很难产生思想家,尽管可能会产生一大批伸手从空中飘飞的理论羽毛中抓住一两片就开始营建自己的巍峨而空洞的理论大厦的率尔操觚的年轻人。”然而,“当你正在与这许许多多思想及其依据进行旷日持久的来回辩驳时,当你正在观察和分析世界每日发生的大小事件时,你自己的思想产生了,而且还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它像浮在海面的巨大冰山一样,下面连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根基”。
    四、在现有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上,面对各种话语杂然纷呈,建构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话语体系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这一代学人的肩上。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也都是当代文学。因此,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并且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地研究外国文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无疑成为学界共同责任和义务。
    五、精心设计年会论题,发挥各语种、国别区域和跨学科分会的作用,努力推进文明互鉴,坚定不移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建构有心有圈的同心圆体系作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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