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统绪，不绝如线——关于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再认识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20 未知 刘跃进 参加讨论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学研究分会2021年年会暨第五届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终于召开了。我特别强调“终于”二字，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会期一推再推，结果还是不能完全实现线下开会的愿望，只能做个“时空伴随者”，与大家云端相见。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珍惜这样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以文会友，商榷学问。众所周知，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是文史研究中最传统的学术方法，同时也蕴含着现代意义。2017年，我在西昌民族文学史料研讨会致辞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史料研究的学术传承问题，并作为序言发表在《中华文学史料》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上。这里，我想就中华文学史料研究之难，尤其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之难以及如何在文学史料研究中彰显现代意义再谈几点认识。 第一，民族文学史料取舍难。当下的文学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实际上根植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文学史的话语框架。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料？如何评价文学？如何界定和取舍文学史料？中国文学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外，还有其他传统吗？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看似歧义无多，其实言人人殊。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有多复杂，文学也就有多复杂。这就要求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有开阔的视野，真正理解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具体到中国文学史研究，其中的实用性传统就很值得重视，可惜多被忽略。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作品，有很多就属于这类应用文字，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昭明文选》将文体分为三十八类，《文苑英华》分为四十二类，收录了很多这个时期的作品，奉为文学范本。按照今天的文学标准，只有部分韵文和数量不多的所谓美文，才算作文学，其它多数应用文体，多已被文学史家逐出文学伊甸园。显然，这样的文学史没有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文学的实际风貌，是残缺的文学史。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这些作品，首先要求我们要突破固有的思想藩篱。但现实情况是，长期以来受制于舶来的文学观念，面对着丰富的文学史料，我们往往无所适从，或视而不见，或削足适履。可见，材料的取舍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民族文学史料评价难。长期以来，我们评价文学作品有两大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二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暂且不论，艺术标准也比较狭隘，无外乎是《文学概论》等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一些关于美文的陈规旧矩，譬如人物形象、作品结构、文学语言之类，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话题可谈。以此衡量中国古代文学，往往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譬如研究十六国北魏至隋代文学，我们心目中其实是以南朝美文作为标准的，从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说到文体、文风的演变，采用的都是南朝化的标准。北方文学后来逐渐接近、甚至超越了南朝文学，于是就被视为“进步”。事实好像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换一种评价的眼光看，这也许是北方文学的不幸，因为这种南朝化的蜕变，恰恰是北方文学失去自我的开始。现代文学研究同样面临着这样的窘境。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组织策划了以晋察冀为中心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包括《晋察冀代表作家代表作品选》《<晋察冀日报>文艺文献全编》《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文艺文献全编》《<晋察冀画报>文艺文献全编》等）的编纂工作。这些文学史料，包括秧歌剧、快板、民间讲唱、乡间俗曲等口头文学，形式活泼，内容丰富。很多演述者就是作者，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作品也未经细致打磨，绝大多数作品还没有进入现代文学史家的视野。但不可否认，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真正发挥了唤醒民众，凝聚人心的作用。这就给我们一种启示，文学创作必须与时俱进，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做”。文学研究也应当，而且必须回到历史现场，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文学，而不是用一种超越历史的亘古不变的标准去衡量丰富多彩的文学实践。收集、整理、研究民族文学创作，同样需要有一种开阔的视野，一种历史的眼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口述文学，很多还在人民群众的传唱。其中既有长篇巨制，如史诗；又有形式各异的短小体式，如歌谣。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丰富多彩的创作实践中，归纳出自己的文学理论，确定自己的评价标准。我们知道，文学评价标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谁也无权强求别人遵循自己的标准。但是客观地说，今天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大多还遵循着比较狭隘的美文原则，似乎与时代无关，与社会无关，与人民无关，结果文学成为了小众化的精致摆设，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如何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拓展文学研究空间，这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第二个难点。 第三，民族文学经典认定难。什么叫文学经典？经典就是常读常新的作品。中华文化主流经典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今文经学家认为，“乐”经包括在《诗》《礼》之中，后来习称“五经”）等“六经”，其文本已经固化，读者与其说是“百读不厌”，不如说是“百说不厌”。经典固然好，后世的解说更重要。这也说明，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打开文本，站在历史的高度，将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挖掘出来，引发新问题，引起新思考。相比较而言，中国其他民族的文学经典，有很多还在创编中，是鲜活的文本，充满生命力。如何确定民族文学经典，寻找不同的研究方法，这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第三个难点。 第四，民族文学史料研究难。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风情迥异。现在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从事着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些史料的语言、形式、结构、篇幅、内容等有很大的差异，但又有其共性。以中古十六国北魏至隋代文学研究为例，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性，即不同的地方政权，族属不同，纷争激烈，但多祖述黄帝、尧舜和大禹，力求华夏正统地位。由此可见，不论民族史料多么纷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自古以来就已铸牢在各民族发展进程中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民族文学史料研究，不应当拘泥于史料，而是要在史料收集与整理过程中，探寻我们共有的民族基因，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二十世纪以来，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面临的第四个难点。 第五，民族文学史料整合难。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古典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富，有着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研究成果汇为一编，融为一体，确实需要共同探索，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民族文学研究所曾共同编过一部《中华文学通史》，试图打通古今文学、打通不同文体、打通不同民族，设想很好，也做了极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依然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当前，文学史写作中的最大问题，还是各说各话，融通不足。与此相关联，我们的研究著述也缺乏融通的品格，或凭空高论，或堆垛故实，让人敬而远之。能否找到一种更好的叙述方式，让我们的研究著作，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特性，这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面临的第五个难点。 上述五难，对于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展现人文情怀，还要承载社会责任，这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二千多年前，《公羊传》用“中国不绝若线”统领“大一统”观，司马迁通过《史记》勾勒出三皇五帝以来的文化谱系。这种思想如何在历代文学作品里体现出来？又如何融化在中华各民族的血液中？这是我们在史料研究中必须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今天，我们在云端相聚，起点很高，大家对中华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多有共识，认为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华文学史料研究，尤其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最有生机、最有发展、最有前途。对此，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本文系作者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2021年年会暨第五届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