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
一
将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作为一个完成的历史时间段加以研究颇具现实意义，其学理依据未必充分。迄今为止，尽管关于何谓“当代文学”的见解不断，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构架来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这是这一学科虽然不乏优秀成果但尚未成熟的反映。近两年来，因“改革开放”三十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或“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便成为热门话题。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曾经认为借助于政治的、社会的话语来命名一段文学发展过程，不是文学史叙述的方式。这或许是我们学术上的一个困境，也可能是我们这一学科的特色，它的“当代性”总是反映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之中。因此，我们又在积极的意义上，由“外部”而返回“内部”。
如我们把“现当代文学”分开的话，“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六十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时，以一九七八年为界，有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概念；二○○九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又有了“两个三十年”的概念，也就是一九四九－一九七九，一九七九－二○○九两个时间段。在这两个“三十年”之间，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中间点不时发生变化，显然说明，当代文学的两个“三十年”之间有一过渡的时间带，一九七八年或者一九七九年都是过渡时期的重要年份，是选择一九七八还是一九七九年，并无本质的差异。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三十年文学，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整数，恰好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相同。近年来无论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还是“改革开放三十的文学”等话题，其命名及相关讨论都顺着“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大势进行。尽管我们侧重的是三十年文学，但为何凑足整数提“三十年”而不作其他表达？显然，离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无法讨论文学话题的。因此，关乎“新时期三十年文学”之类的学术研究，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现象，而是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宏大叙事”中的文学问题。关于近三十年文学的讨论都离不开这个大背景，而且许多重要的问题都受此制约。这个三十年，部分已为“历史”部分仍是“现实”，无论对“历史”还是“现实”，我们都有许多困惑，而关于文学的困惑常常不是来自于文学本身，而是源于文学的处境。即便是讨论文学的话题，我们也是在与时代的关系之中展开的。如果需要比较精确地划出两个“三十年”，那么中间的一个时间点和标志性事件应该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在这次会议上，周扬的报告提出了“三十年”的概念，从一九四九年的第一次文代会开始到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三十年。
将中国当代文学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的做法在早几年就开始出现，“现在有两分法，即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或叫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与改革开放后的时期。前一时期，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计划经济，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后一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文艺由从属于政治转向虽不脱离政治，却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的制约”①。这是从政治的差异性层面上划分了两个阶段，突出了当代文学不同阶段的语境差异。但差异之中的一致性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而落实到文学，则是社会主义文化想象在不同阶段的展开。现在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早些年不一样，已经无须急于给当代文学做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界定，但是，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密切联系仍然是需要我们着重考察、辨析的内容之一。改革开放的变化同样反映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变化上，文化的多元化并没有改变文学仍然是在变化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语境中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考察“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时，可能会比较多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文学制度等，仍然处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之下。当代文学的历史，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想关注两个三十年不同阶段的关联问题。
二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三十年，也就是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周扬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用“艰巨的历程”来形容这个三十年的文学艺术事业。我们今天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不能不回到它的最初阶段，虽然六十年的变化巨大，但当代文学史的基本问题几乎从当代文学发生时就预设并且延伸下来。第一个三十年，因为承接“延安文学”，经历“文革”文学，又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其中的关联问题显得十分复杂和棘手。
以粗略的观察看，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以后，将“延安文学”和“当代文学”关联起来的研究已较为普遍，其中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评价则和前此有了许多不同，从而也改变着“十七年”文学研究。我们曾经对这样的研究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对深入把握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的、逻辑的联系有重要意义。有许多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差不多都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叙述当代文学的发生的。
其实，对“一九四二年”的重视由来已久。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一九四二年在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就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文革”开始以后，每年关于纪念《讲话》的社论是我们研究《讲话》这一经典文献在当代如何解读的重要文本，无论是“左”的、极左的、改革的文学理论批评，都是从解读《讲话》和“延安文学”来论述当代文学的初始历史及其影响的。我以为这是讨论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这个三十年文学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文革”时期一些文学史和文艺思潮史论著，已经建立了以一九四二年为起点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框架。如辽宁大学自行刊印的《文艺思想战线三十年》，第一章就写“延安时代”，其中包括强调“解放后对四十年代机会主义文艺路线流毒的‘再批判’”。为什么要从四十年代开始写起？当然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再者，著者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彻底清算了周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各种罪行，而且也彻底批判了周扬在历史上，从三十年代到延安时期一贯推行的文艺黑线”。这意味着从四十年代写起也就为十七年“文艺黑线”找到了根源，重提“再批评”实际上是为了突出建国后对延安时期的“文艺黑线”就有所警惕。这就涉及到对现代文学传统的认识了。“文革”对现代文学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五四新文学、鲁迅与左翼文学、三十年代文艺等方面。对延安解放区文艺的评价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已有主调，但是周扬等人在“文革”中已经丧失了解释解放区文艺的话语权。一九六七年姚文元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后，主流话语突出了对周扬、丁玲等人的批判。“文革”时的教科书和文论，把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艺解释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两条路线、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被概括为现代文艺运动的本质特征。对这种斗争的描述与分析代替了对现代文艺自身演进历史的分析。在主流文艺思想中，五四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洪流”，“与此对立的还有另外一种潮流，这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作为五四运动的缺点，及这种缺点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发展流延，这是资产阶级道路的传统，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二十年代以来的文艺斗争，三十年代以来的‘四条汉子’的文艺黑线，以至建国后发生的批判胡适派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反胡风、反右派，以及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艺思想，都与五四时期两个对立的潮流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文艺思想战线三十年》）。这样一种阐释，可以视为“文革”时期主流话语对四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关联研究。这样的阐释实际上否定了五四传统，又从“延安文学”中划出了一条连接“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十七年”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就在这样的历史阐释中获得了合法性。在新时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上述关联论述的清理，以及对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思想的重新评价。而有意思的是，“文革”后否定了所谓“十七年”时期的“文艺黑线”，但始终少有对周扬在延安时期就推行“文艺黑线”这一论调做深入的批判。这条“文艺黑线”自然并不存在。
在周扬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报告中，他对社会主义文艺诞生的历史做了概括性的论述。其一，“伟大的十月革命使苏俄文学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前哨。我国新文艺最初就是以俄国和北欧、东南欧的文艺以及苏联文艺为借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在散文和诗歌方面，为我国新文艺奠定了不朽的基础。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这是我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飞跃”。其二，重点阐述了三十年代文艺，尤其是革命文艺、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意义，这个阐述不仅是回击《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三十年代文艺的否定，也从正面回溯了当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其三，重点阐释了《讲话》和延安解放区文学是如何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广阔道路的，这样也就把延安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联系在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关键点上巩固起来。其四，关于国统区文学的评价，“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革命和进步的作家、艺术家，都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②。我们会注意到，西方文学和左翼文学之外的作家作品对新文艺产生和发展的意义在报告中阙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资源何以偏重一个方面的原因。
因此，我提出当代文学是在一种“扩大了的解放区意识”中发生和发展的。它规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规定了“十七年”文学的思想来源与文化资源，也规定了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从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当代文学制度。
三
无论是在“文革”时期还是在“新时期”初期，无论“文革”当局还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都注意到了“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但是两者的立足点和角度不同，论述的重点也有本质差异。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说：“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姚文元在文章中提到的作了长时间准备的重大斗争有：“第一次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第二次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第三次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四次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这些“历次重大的斗争”一步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一条事实上不存在的因而在“文革”后被否定了的“黑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姚文元点名批判的这些对新文学事业作出过程度不等贡献的人，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在“文革”后，对姚文元所说的这些重大斗争的性质、意义我们已经做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与阐释。
需要讨论的是，周扬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联。我以为周扬的一段话在新时期初期是一个比较中肯的分析：“无可否认，我们的文艺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主流是正确的、健康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我们的工作中确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特别是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给党的文艺事业带来的损害是严重的。林彪、‘四人帮’一方面把我们执行的正确路线污蔑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从极左的方面加以利用和恶性发展。当然，我们在工作中所犯的某些‘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为了阴谋篡党夺权所肆意推行的极左路线，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原谅自己的过失。”③这一简短论述，明确了三点“原则性”意见：否定了林彪、“四人帮”对“十七年”文艺的批判，肯定“十七年”文艺成绩主要、主流正确；“文革”是从极左的方面利用和恶性发展了以前工作中的错误；“左”的错误和极左路线有本质的不同。其中的第二点无疑清晰地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联，而影响文学发展的政治就是由“左”到“极左”的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前面所举的两种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阐释何以在一些问题上重叠。我以为，这一点，仍然是我们讨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之间关系的基本判断。
那么，“十七年”时期的缺点、错误或者教训是什么？周扬报告的表述是：“我们一些担任文艺领导工作的人，由于当时的一定历史条件和背景，以及自己头脑中‘左倾’思想没有得到有效克服，有时未能正确地实事求是地估计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在进行思想批判和文艺批判时不适当地采取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以致伤害了一些同志。”“我们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以致助长了理论上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产生了粗暴批评，损害了以上民主。”这些错误到了“文革”时期就发展为阶级斗争、极左政治和文化专制。
周扬是以文艺工作领导者身份检讨“十七年”的问题，但我更愿意看成是对文学制度的反省。其实，周扬所说的不仅是“一些担任文艺领导工作的人”的错误，而是弥漫在整个文学史进程中的问题，是当代文学制度的一部分。包括周扬在内的这些文艺工作领导者在“文革”期间也遭遇了批判或者是迫害，其悲剧命运说明，这不是几个人的失误问题，是意识形态和文艺体制始终未能克服的自我困境造成的。“文革”是用了极端的方式来对待周扬这些文艺工作领导者以及广大的文学工作者，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方式和此前的错误方式有类似之处，而一旦极端化，文学史的进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许应当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没有“十七年”文学，何来“文革”文学。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一体化”过程中，“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区别也是明显的。我以为，文学史论述需要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新时期”初期，我们是把“新时期”的开始和“文革”的终结联系在一起的，在谈到第四次文代会的意义时周扬指出：“这次会议，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上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的新时期已经开始。”而随着文学的发展，“新时期”在否定“文革”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对“十七年”文学作出批判，也不可避免地在政治批判之外用学术研究对待“文革”文学。文学史论述总是在呈现历史复杂性的过程中达到相对成熟。
用主流和支流的两分法未必妥当，文学史进程中的纠葛远非一分为二即可以划定的。而一旦具体到作家作品，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两分法或许可以原则地评价“十七年”文学，却不能代替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文学史发展中的矛盾运动的揭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在文学史论述中留给我们的一个巨大难题是如何评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文艺，这如同我们今天同样困扰的一个问题：如何评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而贯穿在其中的一个难题是怎样看待“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以“十七年”文学而言，上述“左”的错误或许也可以称为“支流”，那么主流是什么呢？我想还是援引周扬报告中的一段文字：“回顾我国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程，除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浩劫，我们的文艺工作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基本上执行了党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路线，总的来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教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同志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范，他总是结合实际，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针加以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他和陈毅同志历次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深刻地阐发了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发扬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对我国文艺事业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分别召开的讨论电影、戏剧问题的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是成功的。文化部、文联党组于一九六二年针对一个时期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改进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即《文艺八条》），这些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对文艺工作的改进，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研究中是得到肯定的，这样的“主流”和“支流”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历史。但是，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既定框架中，它们分别给文学创作以什么样的影响，给整个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以什么样的影响，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在其中产生的。“潜在写作”概念的提出，打开了讨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另外一个空间，但体制内的写作如何评价的问题并未消失。在“现代性”概念引人到文学史写作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也成为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的一个视角并且延伸到“文革”文学研究之中。当我们确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一种“现代性”时，对西方“现代性”的排他性是一种批判，但是，如果我们止于此，而不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出批判时，又有可能将“现代性”定于一尊。所以，在深入体察“十七年”文学的复杂的历史语境时，我以为还要比较多地关注作家在历史语境中的矛盾冲突，从而对文本和文本背后的因素有深入的考察。在这个过程中，五四文学既是我们历史本身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评判六十年文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四
无疑，近三十年文学，也就是六十年中的第二个三十年，是新文学以来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之一。通常在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时，也是以近三十年文学为主的。对这三十年文学通常又划分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三个阶段，而对八十年代的评价又相对集中些，共识也多些。如何评价八十年代之后的两个时间段则分歧迭出。而我在这里，关注的是第一个三十年与第二个三十年的关联问题。
我们是如何开始新时期初期的？文艺批评的状况是一个考察的角度。朱寨曾经这样叙述：“粉碎‘四人帮’初期，文艺界对‘四人帮’的笔伐严格说不是文艺批评，而是政治的控诉。当时对于‘四人帮’的批判，与其说是批驳，不如说是辩白。在批黑八论上甚至与‘四人帮’争功：‘其实黑八论我们早就批过了’。事后说来觉得好笑，而在当时却是理直气壮的。因为当时文艺上的一系列理论是非还颠倒着，我们新文艺运动代表人物的名字还打着‘×’倒写在黑板上。《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批判张春桥（狄克）的文章，首先还是从批‘四条汉子’开刀，把‘四人帮’的文艺罪状挂在‘四条汉子’名下，指为祸首。难道这也是一时失误的趣闻吗？如果说好笑，其实是历史的自我揶揄嘲笑。当时围绕着所谓‘黑八论’对‘四人帮’文艺思想的批判，表面看来相当活跃，实际上还是带着枷锁的舞蹈，在愤怒的控诉中，有夹杂着思想锁链的叮当声。”④朱寨所说的这一现象，也有其他论者提到⑤。一九七八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所编《“阴谋文艺”批判》中的论文有不少都反映出朱寨所说的这些特征。
这些现象的本质，如果只是认为此为过渡时期的局限，我们就无法理解历史转折中的复杂关系和内部张力。在我看来，所谓“历史的揶揄嘲笑”，实际上呈现的不是当时观点和方法的局限，而恰恰说明，后来用来批判的那段“历史”是我们共同参与制造的。由“十七年文学”到“文革”文学，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做过许多清理，基本上集中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虽然对“十七年”时期的一些作家作品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论述，但在价值判断上，大概是鲜有论者会肯定从属于政治的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文艺，即使到今天我们又再重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我们在否定那些文艺思潮时，否定那些文学话语时，我们一直没有能够很好地清理知识分子主流话语形成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不能够做出深入的清理，我们曾经批判过的历史，仍然会延续在我们的思想和种种学术活动之中。
“拨乱反正”曾经是我们思想生活中一个重要关键词。但实际上，在当时，“拨乱”是比较清楚的，“反正”，“正”到哪儿其实是模糊的、笼统的。尽管我们今天可以用“回到自身”来描述文学的“正路”，但这个过程远比我们现在论述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要复杂得多。周扬是“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⑥，但由“旧”到“新”的转折中，周扬自己的思想也充满了矛盾性。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周扬应《文艺报》之邀，在“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观点，但当时的《文艺报》并未发表这一重要讲话。四十天后，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⑦。但是，直到一九七九年下半年讨论周扬主持起草的第四次文代会报告时，周扬仍然没有放弃他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老观点”。刘锡诚在文章回忆说：“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在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有许多人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谈了很多很有启发性的意见（如上海的李子云、江苏的陈辽、北京的郑伯农等），我们也有简报送给他，他却始终没有能够想清楚，或没有很好地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可能与他对毛泽东的信任有关，也与他无法跳出自己的狭隘经验有关。”⑧
那么，周扬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在《关于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中，周扬认为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个关系，“确实关系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最近说：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要脱离也脱离不了的。但绝不能把这种关系说成只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这个表述基本上是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形成的理论共识。但是在坚持了这一“新观点”的同时，周扬并未放弃他的“老观点”：“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一直是和革命的政治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左翼就是个政治概念。我们的文艺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既然长期以来，我们都提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口号，而这个口号也确实起了革命的作用，为什么现在不再提了呢？是不是过去提错了呢？有些口号过去提过，后来不再那样提了，并不等于过去错了。后来的某些口号曾起过很好的作用，同时也发生过副作用，现在情况变化了，又有了过去的经验，不再重复以前的口号，换一个更好一些的、更适合于今天情况的口号有什么不可以呢。口号是随形势的变化而更替的，而且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把任何口号凝固化、神圣化。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有分析。”⑨周扬既肯定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口号”的必要性，但同时又强调了“并不等于过去错了”的思想，他在字斟句酌地试图作出历史、辩证的分析时，其思想的矛盾、理论的犹疑其实是十分明显的。
一年之后，周扬在一次讲话中，又放弃了他曾经有过的辩护，在理论上否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因为这种提法不完全符合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且容易产生流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最后是经济。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公式。文艺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中影响有大小、强弱、久暂的不同，但起最后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周扬在这里虽然还是表述谨慎，但与前面所引述的内容相比，无疑往前走了一大步。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文艺的“相对的独立性”（“相对”两个字的修饰与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基本思想是吻合的），“我们过去批判把这种相对独立性看成是绝对的，那是批判得对的，但由此而连相对的独立性也不承认，那就不对了。研究这种相对独立性的历史联系及其发展，正是文学史应该探索的问题。”⑩这个“相对性”其实就主要反映在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中。在我看来，周扬所说的对“相对独立性”的历史研究，无疑是“重写文学史”的滥觞，也是后来“文学回到本身”的思想雏形。周扬在历史转折时期的这一思想价值应该受到重视。
但是，周扬文艺思想中不变的方面仍然是突出的，在《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中，他同样明确地指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并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可以脱离政治。我们有党的思想基本原则。共产党员还有党性和党的纪律的约束。文艺的党性原则是自觉自愿的。在今天，文艺为人民服务，就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的主流是好的，必须肯定，但是也有错误，也有支流。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巨大政策转变而带来的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就是不容忽视的支流。强调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反对这种倾向。”(11)周扬在这里说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已经侧重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老观点”了，并且再次提出文学创作的“倾向性”问题(12)。周扬关于三中全会以来，文学主流与支流的划分及评价，应当与一九八一年对电影《苦恋》的“错误倾向”批评有关。当年《文艺报》发表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便是“论证了《苦恋》错误倾向和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错误”。如果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伤痕文学”受到肯定，《苦恋》受到批评的原因。关于前者，周扬认为：“对这类作品，即使其中有某些缺点和不足，轻易地称它们是‘伤痕文学’、‘感伤主义的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对之采取贬低或否定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我们正需要有更多更好的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作品，否则我们怎么能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呢？”(13)而在《苦恋》这部电影中，“旧社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消失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四人帮’的罪行混同起来了”；“把本来应该指向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控诉，变成了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严重怀疑和嗟怨”(14)。
我前面所引用的这些论文或者讲话以及讨论到的现象，差不多发表或者发生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召开期间，而这正是历史转折时期。按照十二大政治报告的提法，“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其首要标志是“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是一个大势，它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道路，亦重构了当代文学发展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背景。而这个强大的背景既推动了文学发展的“独立性”，也在各种相互关系之中决定了“独立性”的“相对性”，而这个“相对性”则让自“延安文学”以来的历史呈现了“当代性”特征——我以为这是近三十年文学历史的基本结构和面貌，而“独立性”和“相对性”无疑构成了近三十年文学历史的复杂因素。如果说，我们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比较侧重地批判了它的“相对性”，那么，我们对近三十年文学的认识，似乎更多地侧重于它的“独立性”，尽管这种各有侧重的文学史论述呈现了文学进程的一条或者几条主线，但确实删除和简化了历史。至少，在我看来，近三十年文学进程的复杂性因素被删除和简化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援引和分析周扬的新老观点，因为他既是当代前三十年文学的总结者与反思者，又是新时期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思想脉络实际上可视为近三十文学基本轮廓的“理论版”。但是，周扬的新老观点又不只是周扬一个人的，而是特定历史中形成的当代文学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发现，近三十年文学的“相对性”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减少，一些话语虽然在文学活动中消失了，或者即使以另外的修辞方式出现也失去了过去的影响力。当代文学制度虽然发生了变革，其中仍然有一种力量在增强文学的“相对性”。我们不必说八十年代初期关于《苦恋》的批判、关于“现代派”的争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关于一些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问题的争论与批判，晚近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再解读，以及文学评奖等，都能够见出这种力量的影响。这些虽然不构成近三十年文学的主体，但承袭了历史的一部分，有时对作家创作心理的潜在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在以“再政治化”的方式重新处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应当记取历史教训，而不应当以新的论述方式重返已经被历史认定的歧途。
注释：
①张炯：《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观念与方法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12期。
②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③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④朱寨：《导言》，《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⑤伍宇在《中国作协“文革”亲历记》中记述了这样的史实：“1978年冬天，那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和一班文友林默涵、张光年、韦君宜、李季等，聚会在广东的肇庆。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处所，自古端砚的产地，湖光山色。大家自然议论‘文革’十年极左路线造成的深重灾难，文艺界更是被整得七零八落，创伤累累，创作生产力凋敝，许多著名文艺家被迫害致死……而‘四人帮’的覆灭，意味着什么呢？有的认为，黑线和黑八论还是有的，‘我们以前也批过’，有的则认为有黑线存在，也有红线在起作用，并无黑线专政论；更有人觉得，黑线和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为了整倒文艺界而一手制造的，应当根本推翻，文艺方有复苏之日并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创造条件。”《传记文学》1994年第9期。
⑥曾有学者认为，第一次使用“新时期文学艺术”这个词汇的，是周扬1978年12月在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的艺术问题》一文。但根据刘锡诚先生的考证，1978年5月18日，周扬在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社会主义新时期戏剧创作的任务》中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戏剧”的概念。1978年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全委扩大会决议中，采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概念。“新时期戏剧创作”和“新时期文艺”的出现，都比《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要早一点，尽管这几个概念在意思上和构词上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参见刘锡诚《文坛旧事》，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⑦见刘锡诚《这里的追求者》，《文坛旧事》，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⑧见刘锡诚《这里的追求者》，《文坛旧事》，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刘锡诚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还援引了胡乔木1979年12月30日讨论文代会报告时说的一段话：“周扬同志的报告中有一个问题——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现在还是不提为好。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马恩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不到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的根据。照这样，难道哲学、科学等也必须从属于政治吗？这种话马恩从未讲过，全世界也没有人讲过。我们说‘文以载道’，但没有人讲‘文以载政’。把文艺看成是一种工具，是讲不通的。这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
⑨周扬：《关于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人民日报》1981年3月25日。这篇文章是周扬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⑩(11)周扬：《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人民日报》1982年6月23日。
(12)刘锡诚在分析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一段讲话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正如周扬所说的，‘歌颂和暴露’，实际上是文学的倾向性；倾向性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特性，取消了倾向性，便取消了社会主义文学本身。周扬的这个论点是对的。可惜的是，周扬以及一大批理论家所持的这一著名论点，在90年代文学中没有被继承下来，而是日益被消解，有些理论家和作家正在鼓吹以夸大文学的娱乐性来取代文学的倾向性，这无疑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大倒退。”参见《文坛旧事》，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13)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2月23-24日。周扬在其后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进一步说，“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些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作家们怎么可能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面前闭上眼睛呢？我们当然不赞成自然主义地去反映这些伤痕，由此散布消极的、萎靡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人民需要健康的文艺。我们需要文艺的力量来帮助人们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对“倾向性”的要求在这里是明确的。“倾向性”这样的概念在现在的文学批评话语中已经很少见到，但是在涉及到一些有争议的作品时，“倾向性”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概念。90年代关于贾平凹《废都》的争论以及晚近关于阎连科个别作品的讨论，都有用“倾向性”来作判断的例子。
(14)《论〈苦恋〉的错误倾向》，《文艺报》1981年第19期。
【作者简介】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自《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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