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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这里所说的“当代”，指的是20世纪的50-70年代；文章讨论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大陆文学经典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文学作品等级价值的评定，评定所依据的标准，评定的制度和程序，以及和“经典”问题相连的文化冲突等。

近一百多年来，现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革。这种变革的重要征象之一，就是大规模的“价值重估”，出现“经典”（文学经典是重要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大规模重评的现象。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1966和1978这些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得了新的动力。” 这一描述应该说是能够成立的。在这些年份中，1949、1966和1978，在目前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称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它们可以看作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左翼”政治、文学派别试图建立一种以阶级属性做为基本表征的新的文学形态；文学经典的重新审定，就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讨论这个时期文学经典重评，会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这里将提出若干值得注意的线索。它们主要是：一，文学经典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经典重评实施的机构、制度；二，当代文学经典重评的焦点；三，经典确立的标准（“成规”），和重评遇到的难题。

一

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经典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但是，像50-70年代的中国那样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在这一时期，文学经典在社会生活、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意义，对现存制度和意识形态维护或危害的作用，被强调到极端的高度。基于这样的理解，当代对经典审定十分重视，有时甚至达到紧张的程度。自然，现代社会己不可能出现那种审定、确立经典的专门机构，也不可能制定一份有关经典的确定的目录。在49年以前，经典秩序的形成，分散在学术部门、出版、报刊和政府相关机构中进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情况得到延续，但“分散”的状态受到控制，出现了事实上的统一的审定机构。这就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学的权力中心。它对文学经典的审定，主要是确定不同文类、不同作家作品的价值等级，建构等级排列的基本“秩序”，并监督、维护这一秩序，使其不被侵犯，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具体作品性质的认定，以不同方式加以干预 。

文学经典的审定，和监督、干预实施的制度保证，在50-70年代，同样借助各种机构（学校、文学研究机构、出版社、报刊等），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方式之一是，具有权威性质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其作用是为经典审定确立标准。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大学文科教学中，对一种规范的文学理论的重视程度，相信另外时间从未有过。自从1944年周扬在延安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之后，《马恩列斯论文艺》、《毛泽东论文艺》等，获得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审定依据的“圣经”地位。这一点是不必多言的。第二，文学书籍出版上的管理。这包括“可出版”部分的规划：重点和先后次序的确定 ，也包括对“不可出版”的“非经典”的“封锁”。因为这一时期，出版社为国家所控制，在出版选题上，将会制定总体上符合所确立的经典秩序的计划。图书市场上的利润因素也会得到考虑，但这一切都在不得动摇这一秩序的前提下进行。如果将40和50年代作比较，在外国文学、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方面，都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如50年代被作为中国文学的“范本” 的苏联现代作家作品，出版上取得优先的地位，而西方20世纪的现代作家作品，则受到十分严格的控制、筛选。40年代己有译本的伍尔芙、劳伦斯、纪德、奥尼尔、里尔克、T·S·艾略特等的作品，50年代以后不再刊行。这是对可能会动摇经典秩序的“非经典”作品的封锁。有的“封锁”并非针对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依据标准，某一作家的作品会被分别对待。以中国现代作家为例，曹禺的《原野》、《蜕变》，老舍的《猫城记》、《二马》，冯至的《十四行集》等，便不再印行。这种对某些敏感的“非经典”的“封锁”，是维护经典秩序的有效的方法。

第三，批评和阐释上的干预。这包括对经典确立标准的阐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读者阅读习惯的直接“矫正”、引导。后者如丁玲对喜欢巴金、张恨水，而不喜欢解放区小说的读者的批评、劝导 ，冯至关于如何看待欧洲表现人道主义和个人奋斗的古典作品的论述 。这种直接引导，也常以“读者讨论”的方式展开。50年代“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 ，对巴金《灭亡》、《家》等的讨论，对《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讨论 ，都是如此。60年代，毛泽东曾指示出版部门，在出版中外过去的名著时，要加强“前言”的撰写工作，也出于引导、规范读者理解、阐释趋向的这一目的 。

第四，丛书，选本，学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编撰。这些也属文学经典确立的重要环节。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时期文学经典的秩序，最终需要在文学教育和文学史撰写中加以体现和“固化”，以实现其“合法性”，并在教育过程中普及和推广。因此，在“当代”刚刚开始的时候，文学决策阶层的紧要工作之一，便是筹划、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丛书，编写、审定作为大学文科教材的新文学史大纲。1949和1950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收解放区文艺代表作品一百多种） 和《新文学选集》（两辑共24种，收1942年前己写出成名作的24位作家作品） ，相继面世。195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是重要一项。这一大纲，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这也是比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的编写指导原则。1954年，臧克家主编了《中国新诗选》。“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排列也在此时逐步完成。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国文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周扬主持下全面展开。其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占居重要地位。《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唐 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编）、《欧洲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先后成为全国各高校采用的“统编教材”。上述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不仅在观点上，而且在体例上(作家是否设专章、专节，是否在目录中出现，占有多大篇幅等)，都有精心设计，从而为当时确立的文学经典“秩序”，画出相当清晰的面貌 。

二

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审定，涉及的范围广泛。从时间上说，有古典作品和近、现代作品；从国别、地域而言，有中国和外国，以及外国的东西方等的区别。它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和处理上的紧迫性，不是同等的。比较而言，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和西方文学(主要是欧美文学，尤其是欧美的现代文学)，被置于较为紧迫的位置上。这种紧迫性，根源于它们和中国现实政治，和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和当代文学形态和格局的建构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很明显，鲁迅、胡适的经典地位问题，与王维、陶渊明、李煜，和《长生殿》、《琵琶记》 的问题，在当代并不是同等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在当代的紧迫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这些作品本身，而是它们所牵连的中国现代政治、文学问题。有些作品的经典地位的判定，在一个时期里处于紧张状态。如毛泽东的诗词，如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因为这些“经典”成为现实政治的组成部分。某些西方古代和现代作品在重评中的紧迫性，也应从这方面来理解。西方文学可能当代政治和文学权威地位构成的侵犯和损害，是文学权力阶层(也是经典监督机构)所十分警惕的 。

虽说50-70年代，可以看作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其经典重评有着统一的特征。不过，在这一时期里，也呈现不断调整、变动的状态。在政治、文学形势发生变化，文学权力阶层认为需要调整知识前景和文学取向时，“经典”的标准和构成的空间和自由度，也会发生或加大或紧缩的张弛的运动。在1956-1957的文学“百花时代”，废名的小说，戴望舒、徐志摩的诗选，何其芳的《预言》，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得以出版。有的刊物发表了波特莱尔《恶之花》的选译 。50年代，苏联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确立了他们的经典地位，但这一地位在文革激进思潮中，却受到削弱和“颠覆”。

在当代这一时期，文学经典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冲突，主要是不同的文化力量在这一问题上的磨擦。由于“左翼”之外的文学派别、作家在当代己失去参与决定文学走向的资格，在经典问题上发生的文化冲突，大体上是在“左翼”内部展开 。最主要的冲突，表现在周扬、邵荃麟等与胡风、冯雪峰之间，也出现在后来周扬与江青等激进派别上。胡风、冯雪峰对五四，对中国新文学性质的理解，显然与毛泽东，与周扬等不同。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看作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 ，自然会更重视如胡风所说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反抗的浪漫主义”的作家作品，也会更重视与这一流脉有渊源的新文学创作。在50年代中期关于“创作方法”的论争中，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理论家（胡风、秦兆阳等），在经典等级上，实质上是把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看得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更高 。不过，周扬等虽然撰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的文章，但是，当文学派别的冲突暂时得到解决的时候（1957年丁玲、冯雪峰成为“反党集团”被清除之后），他们表达的文学理想，其实与胡风等的主张相当接近。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被看作人类文艺史上的“高峰”，是他们所要创建的新文艺的蓝图 。因此，在文革中，这便遭到主张与一切“剥削阶级文艺”“彻底决裂”的文艺激进派的批判，说“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周扬等也愿意继续维护其地位；虽然当代提出的古代文化的评判标准常常威胁到这种地位 。他们通过组织一系列的针对陶渊明、王维、李煜、《琵琶记》、山水诗等的讨论，来寻找继续保持其地位的理由。

在文学经典的重评中，文本的阐释趋向是重要方面。经典秩序的变动，可以表现为某一过去不在经典序列的作品的进入，或原来享有很高地位的被从这一序列中剔除。也可能表现为某一作家的一组作品在次序、位置上的改变。但也可能是作品的经典地位并未受到怀疑，其构成经典的内在价值在阐释中却发生很大转移和变易。在五六十年代主流批评中，《呐喊》显然比《彷徨》更具积极意义 。当时《野草》被看作是鲁迅还未完成转变时思想苦闷的产物，而80年代则因其揭示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刻性，而被有的批评家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在当代这一时期，《复活》被认为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只能位居其后：这种排列，相信不为许多国家的文学评论界所认同 。因为在当代，托尔斯泰最主要的价值是对“旧世界”的揭露和抗议，而《复活》显然最能体现这一评价 。五四以来，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经典地位在不同时期都相当稳固。但是，在50年代初和在文革时期的阐释中，其面目的描述和价值认定所发生的变化，现在看来令人讶异。对鲁迅的阐释更是如此。

三

文学经典秩序的确立，自然不是某一普通读者，或某一文学研究者的事情。它是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进行的。在审定、确立的过程中，经过持续不断的冲突、争辩、渗透、调合，逐步形成作为这种审定的标准和依据，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的“成规”。人们一般认为，当代这方面的标准，来自毛泽东的《讲话》和他各个时期的论述。不过，由于“当代”文学内部事实上存在多种文化构成，因而，标准、成规的性质并不是那么单一，更不是那么稳定。

在文学的情感、审美，和认知、劝戒等功能的认识上，当代强调的是后者，并特别突出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直接关系。因而，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紧要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二战后冷战所形成的对立阵营，和中国内部的政治现实，最为快速、直接地制约经典秩序的状态。在对西方、俄苏，以及现代中国作家作品的选择上，首先体现的是这一尺度。以现代西方作家为例，曾是、或曾接近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法国作家艾吕雅、阿拉贡，在50年代初的中国得到较为积极的评价，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属于和平、进步阵营，其创作加入了革命事业 。把德莱塞、法斯特（在他宣布脱离美国共产党之前）、马尔兹，而不是福克纳、海明威看作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决定性因素也是作家的政治倾向。当然，苏联文学中的另一线索，如阿斯塔菲耶夫、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排除在苏俄文学经典之外，根据的也是这一原则；这也与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步调一致。不过，由于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对待古典遗产上的包容性，这对当时中国的文学经典秩序的确定，也带来影响 。

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虽然卢卡契在当代中国的“命运”颇为尴尬 ，但这一尺度上，与他有关“整体性”和“典型性”的理论有关。由此，既画出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界限，也廓清了“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依照这一尺度，“现代主义”被认为是“抽象的形式主义的文艺”，其思想基础是“非理性”，“把直觉，本能，意志，无意识的盲目力量，抬到首要的地位”，拒绝“概括和典型化”，只表现了现实的表面现象、碎片，无法达到对本质的把握 。因此，“现代派”文艺在当代这一时期被坚决拒绝。在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中，虽然有对于托马斯·曼的成就和局限性的分析，却看不到有关同一时代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加缪、萨特等的评述。三四十年代认同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家、学者，他们在当代如果要取得“话语权”，前提是与“现代主义”划清界限，这也是他们思想进步的证明 。对于“本质”、“历史规律”，当代认为主要为阶级斗争和重大事件所体现。因此，表现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在经典秩序序列中，理应占居首位。在这种的尺度下，茅盾自然是比老舍更重要的作家 。而京派小说家和张爱玲等在40年代所倡导的“日常生活”的美学，也必然受到抵制。

在当代经典价值评定中，还可以指出另一些经常起作用的尺度，它们和上面谈到的构成问题的各个方面。比如，经典的次序的判断，必需考虑作品对读者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情况，教育作用的大小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化阅读”被强调和提倡。从这一点出发，与当代读者生活更贴近的作品获得较有利地位 ，带有消遣、娱乐功能的“通俗小说”等文类受到排斥。出于相同的考虑，作品在表现上的明朗、清晰，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晦涩、难懂、含糊不清等不仅是风格学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文本“政治”的问题。“陌生化”技巧、文本的“多重编码”所产生的含混性和多义性，总是受到疑惑和警惕。

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无论在方法和尺度上，都留下若干难题。这些难题，困扰着新秩序的确立者。前面说到，对有可能危害到新秩序的“非经典”的“封锁”（不予出版，文学史不予评述），是维护新秩序有效方法。但问题在于，“封锁”如果绝对化，也会导致政治和文学的决策层(及其研究机构)的“闭目塞听”，使他们对新秩序的论述缺乏依据和说服力，也有可能使新型文学的创造粗陋化。作为一种弥补措施，对某些受“封锁”的“非经典”，会以作为参照的“资讯”的对象，在“内部”出版发行，按照严格规定的阅读范围加以“分配”。这就是当代的所谓“内部出版物” 。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它其实又培育了“颠复”新秩序的力量和知识 。

在50-70年代，文学经典的另一难题是“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冲突。民族化、大众化是毛泽东制定的革命文化战略。周扬等的响应，使赵树理的小说，李季的诗，歌剧《白毛女》等在当代进入了革命经典的序列。但事实上，以西方经典为目标的“文艺复兴”理想，是周扬等的主导意识，这导致了这方面冲突的持续不断。

最为重要的难题在于，周扬等当代文学的决策者，他们并不愿意如后来的激进派那样，对中外文学遗产采取断裂的态度，但他们又要建构“新的人民文艺”(“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而且后者还应该处于更高的级别位置上。于是这种新文艺经典，就不得不经常面临成熟的，并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经典遗产的巨大压力，使新的经典的确立和稳固性总是成为问题。他们用以“捍卫”新经典的方法，“积极”方面是反复宣布经典确立的新“成规”(新的题材、新的人物，乐观主义等)，“防御”的手段则诉诸“时间”的限制，把出现睥睨一切旧经典的辉煌，放置在谁也无法预测的未来 。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03期）

                                                 （责任编辑：罗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