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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 | 深圳40年,感谢那些历史的创造者


    初心 | 深圳40年,感谢那些历史的创造者
    “深圳”,在客家方言里意为田间水沟。40年前,它还只是广东省惠州地区的一个宝安县。1979年的宝安县城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镇内居民2万多人,全县人口仅30万人,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200米长的小街,建筑主要以低矮平房为主,最高楼房也只有五层楼。据说,走完整个街道,还花不了抽一支烟的工夫。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祖国南部破土而出。从此,山河岁月震动改变。短短40年,深圳一跃而成国际大都市。但繁华背后,是筚路蓝缕,是胼手砥足。
    
    “特区建设总设计师”
    说起深圳,就不得不提到它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从哪里改革,如何改革?从哪里开放,如何开放?要回答这个问题,世界上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经济特区。
    1979年4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向中央提出建议:可以利用广东毗邻香港、澳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海外粤籍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同时“希望中央给点权”,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资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邓小平对此建议表示赞成和支持。他兴奋地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同时也明确表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并鼓励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
    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创建之后,邓小平一直给予特别的关注和支持,并于1984年和1992年两度亲临深圳特区,在关键时刻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1984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开始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他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在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认真地听汇报,看当地的城市建设,并深入渔村、企业、车间进行调查,亲自了解、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整个过程中,他作风严谨,没结束考察绝不轻易下结论,更不长篇大论,只是看,只是听,满意之处,也只是寥寥几个字的评价,且一定是切合实际的评价。考察途中,他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返回时说什么也不肯从原路下山,硬是选择了另外一条陡峭的路。他的解释是“我不走回头路”。这一小插曲,不仅是对建立经济特区政策的肯定,也是对要坚持把改革开放道路走下去的一种暗示。
    通过视察,邓小平越来越多地发现,深圳、珠海这几年里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让他对办好经济特区充满了信心!正是因为如此,他在珠海和深圳分别留下了公正客观的评价:“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一评价,使得持续了四年之久的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否正确的争论有了旗帜鲜明的结论。特区人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1992年,国际风云变幻激荡,中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个紧要历史关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又一次到广东视察,发表极其重要的南方谈话。谈话言简意赅,振聋发聩:“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南方谈话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方向,“总设计师”的高瞻远瞩,极大鼓舞了广东干部群众加快改革开放的决心,也推动全国兴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
    “特区建设总工程师”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谷牧就是总工程师。在改革开放时期,谷牧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特区办主任,他作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既是中央决策层的重要一员,又是经济特区建设实践的具体执行者。不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实际工作,他都为创建深圳特区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特区建设总工程师”。
    
    1979年5月,谷牧曾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调查。二十多天的调研结束后,谷牧就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之后,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他又到深圳12次,足迹几乎遍布深圳的每寸土地。时任市委秘书长的林祖基曾说:“那10年中,他(谷牧)经常来深圳,来的目的就是搞调查研究,看特区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之后,从政策层面给予支持。
    可以说,深圳特区创建初期的种种探索之所以能够进行,与谷牧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开辟的“绿色通道”分不开的。谷牧对深圳特区怀有深厚感情,自称是“深圳人民的老朋友”。
    特区一路走来,经历了重重困难。谷牧这位“总工程师”也是一路风雨兼程,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谷牧曾回忆当年国务院特区工作组建立之后,他第一次召集工作人员开会时,除了布置工作以外,他还特意讲了一番交心的话。他说,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他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但是,他也说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前景。工作人员中谁要有顾虑,不愿做这个工作,及时提出,可以另行分配。他说这项工作不勉强任何一个人。不过,他也告诉工作人员,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他们身上,只算他一个人的账。
    
    ▲谷牧听取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情况汇报
    对于广东干部,谷牧更以激进改革者的姿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谷牧在特区建立之初,曾对习仲勋和吴南生等广东党政领导干部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中国的前面。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庭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后来谷牧的“孙悟空”一说被广东干部广泛沿用,以激励自身改革。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建,质疑之声越来越大。
    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邹尔康说,正是谷牧为大家顶住了压力,让大家坚定了信心。
    特区的第一个“孙悟空”
    吴南生是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在深圳特区还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点将”,习仲勋看中吴南生出生于本土,对汕头、深圳沿海地区的基本情况熟悉,就对他说:“南生,你就去当特区的第一个孙悟空吧!”就这样,吴南生成为深圳经济特区首任市委书记。
    
    ▲吴南生
    1979年12月16日吴南生代表广东省委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的《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中,第一次使用了“经济特区”之名,而且在“谈谈特区规划的一些情况”里,用几百字阐发使用这一称谓的必要:“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是说要办‘出口特区’,我们同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交换了意见,都觉得改称为‘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比如在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
    吴南生还在推动全国人大出台《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下简称《特区条例》)上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80年4月14日,吴南生向省人大常委会汇报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时,提出“办特区是件大事,特区条例的立法程序要尽可能完善些,所以在作这次修改时,改为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在广东将《特区条例》送到全国人大时,有些人不同意,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的条例拿到全国人大讨论。但吴南生坚持,“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如果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谁都不敢办特区”。尔后,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主持下,条例获得通过,深圳特区得以正式出炉。事后吴南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我们已深深地认识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搞特区没有先例。如果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授权,是无法创办的。”他说:“没有法律可依,不但投资者不敢来,对我们这些‘冒险家’来说,什么工作都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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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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