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陈毅：觉悟迟没关系，就怕觉悟早而不真
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每一个已经加入或希望加入这个组织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岁月里，加入共产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它意味着，不但要面对无数的艰难困苦，而且还要舍弃个人利益乃至牺牲生命。但是，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一批又一批的先进分子，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党的队伍也就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时至今日，老一辈革命家投身革命时表现出的坚定信念，以及为实现心中理想而体现出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奋斗精神，却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入党经历，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文章讲述了陈毅入党前的心路历程。
首先讲讲陈家的历史。陈家最早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当时湖南宝庆府（今邵阳市）新宁县，有陈尧钦三兄弟随着湖南、湖北等地的老百姓迁往四川。虽然四川土地很多，但他们去得迟了，好地方被别人圈去了。走到乐至县，老大才落户。老二、老三嫌这个地方苦，又走到其他地方去了。这样，陈尧钦就成为乐至县陈家的第一辈。陈家是按照尧、舜、禹、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的谱系，循序排辈的。到我（陈毅）这一辈是“世”字辈，所以我原来的名字叫陈世俊。
尧、舜、禹三辈都是农民，到“汤”字辈，出了个陈汤佶，发家成为地主。几代以后，这个地主家庭就慢慢走向没落，甚至破产，堕落为赤贫。这也是一个规律。
1918年，我和大哥陈孟熙一起考上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法，使我们得到一个机会，跳出四川这个小天地，见到了广大的世界。那时家庭已经破产，没有钱读书了，但又不愿意去当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出路。得到去法国的机会是一个大解放，但实际上不过是到国外去做工。事实证明，在那个社会不参加革命是没有真正的出路的。当然，当时还不可能有那种认识。
到了法国，那是另一个天地，资本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改良主义的思想等，都在影响着我们。
1919年6月，我们离开成都到了上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心。在这里，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动荡。为了欢送我们这一批学生，同时也是为了在年轻人中造成他们的信徒，许多有名的人来向我们演说。比如吴稚晖说什么“四书五经”应该拿去糊窗子，《二十四史》拿去擦屁股。张继是无政府主义者，他鼓吹劳工神圣。日本留学生来讲“明治维新”，中国也要走日本的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来讲中国积弱、外国强盛，要讲科学、争民主，做白话文、白话诗。有人讲教育救国，还有人讲关税救国，等等。那时，思想真是一天一变，开始对反孔孟感到不平，对白话文、白话诗感到没意思，但很快就站过来了。读《拿破仑传》《华盛顿传》《孙文传》，感到很入迷。世界变了，中国也要变，但究竟怎么变，思想上还不清楚。
10月，乘轮船到了马赛，开始踏上法国的领土。这以后，我经历了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逐渐靠拢马克思主义，靠拢无产阶级。
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但是实际生活打破了我的这种迷信。
到了巴黎，在补习了几个月法文后，就到史奈德公司的一个工厂做工，实际体验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开始当杂工，打扫卫生，搬运货物，工作很重，而且制度很严，迟到了就不得入厂，一天的工作就没有了。几天以后，就感到难以忍受。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多读几年书。不甘心长此下去，决心还是要搞一点积蓄再去读书。但时间长了，对工人阶级的遭遇有了深切感受，开始了解工人阶级了。法国工人中，社会主义思想流行，许多人说列宁好，希望在俄国。有一次我的手受了伤，只准休息3天，养伤费发得很少，工人们就来慰问，骂资本家没良心。这些活生生的阶级教育，使我们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来了。1920年“五一”节，法国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我们在工厂做工的几个同学开会，决定和工人一起行动，为中国争光。这个行动受到法国工人的热烈欢迎。
当时，在法国做工的学生，因感受到无产阶级的痛苦，自己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这个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最力者是蔡和森。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很赞成他的主张，并开始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尖锐的分析、新鲜的提法，引起了我们很久的思索和讨论，如说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揭露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过是资本家的事务所，等等。这些论断我们感到是真理。我将参加罢工的事向留法学生团体报告，蔡和森很支持，他说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最有前途，它没有国界，它可以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头脑中高扬，于是我逐渐参加政治活动，向革命方面靠拢了。
但是，生活本身是按辩证法前进的，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是官费派往法国的，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境遇又好一点。到工厂3个月后，被提为技术工，工资也增加了，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开始有了点积蓄。这时候又自满陶醉起来，感到自己有办法、有前途可能爬上去，可以当个文学博士。所以又不大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下了工就补习法文，读文学作品，想搞文艺。只是后来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工厂紧缩，自己被抛上街头，后来又被押送回国，才被迫放弃了文艺救国的梦想，参加了革命。
1920年冬天，我开始参加工学世界社（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和外围）的活动，1921年春被工厂解雇，从此全心全意地参加学生运动。秋天，参加了向里昂中法大学的进军，蔡和森是湖南学生代表，我是四川学生代表。这个行动的结果，就是北洋政府和法国当局勾结，把我们104个学生代表武装押送回国了。当时押送的军警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分子。我们还是第一次被加上这个罪名。有的学生说：那好吧，我们就去当布尔什维克吧！
1921年11月回到上海，104个同学在船向中国驶近时，感到前途茫茫，除了依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外，别无出路。当时，我是学生干事会的成员，力主大家齐心，共同斗争，争取一个好的安置。船到香港时，一部分同学上岸去找孙中山，我劝他们不要分散，他们不听。后来他们在广州见不到孙中山，又跑到上海来找我们。那时，我说服了其他同学，把争得的安置费分给他们一份。
刚到上海时，我做代表向各界呼吁。经过与多方的斗争，结果是政府出一笔旅费让大家回家，另外允许学生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
为了进一步解决在法几百名学生的求学经费问题，同学们派我做代表回四川向各阶层交涉。在上海和蔡和森分别时，蔡劝我参加党，或去苏联。当时我没有下决心，还要回四川去试试，但答应发行党的书刊。我与蔡和森分别后的这段时间，家庭无地位，个人无职业，又目睹了军阀内部的腐朽，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什么出路，心情很苦恼。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来，给《新蜀报》写了大量的稿件，《新蜀报》的主编宋南轩聘请我为《新蜀报》的主笔，每月舆马费（即薪金）15元。应聘后，杨森的秘书长沈予白在请客席上婉转地说：“请陈先生在报上多谈点国际形势吧。”暗示我不要接触四川的实际，尤其不要触及军阀们的利害。由此可见，在那个社会上混一碗饭是不容易的。后来，果然因写了一篇批评军阀武装的文章惹了祸，被礼送出川。从此才下决心去找党，1923年10月到北京入中法大学，11月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一方面是自觉的，一方面又是被迫的，但主要是看到了新兴力量之所在，看清了形势，认识到不革命就没有出路。
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党后下定决心，坚决干到底，更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
我觉悟得比较迟，但一经觉悟就坚决干。那时候为党工作是很艰苦的，党组织不能维持党员的生活，反而要靠党员资助党组织的活动经费。每次支部会最后一项议程就是筹款，要拿出钱来资助党。我那时没有收入，只好到处投稿，翻译一点法国文学作品，得到稿费捐给党，同时维持自己的生活。我认定了一条，党内比党外好，同志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党的事业可以发展，革命一定走向胜利。坚决干到底！
所以，觉悟迟没关系，有反复也没关系，只要真正觉悟了就好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也不要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
（节选自《陈老总和儿子的四次谈话》，《中国青年报》1981年2月10日、12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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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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