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是一种实践——当文学遭遇虚无及其他
http://www.newdu.com 2024/09/03 01:09:3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关键词:文学与虚无 文学功用
资本、权力、身体、欲望、科技、信息乃至现代生活方式本身等等都成为新的“趋魅”的路径和方式,现代自我在“去魅”的同时又被“新魅”所遮蔽。 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文学向内转最根本的动力是回答现代性的经典问题:我是谁。那句“我是我自己”的回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是现代文学为自己立法的根据。由此,现代自我、个体、私人经验叙事成为现代文本的叙事基调。从近百年的人类社会发展状况来看,高科技和丰裕物质生活带来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然而人类在文学、艺术、审美、道德、伦理乃至人性维度上却并未因这种“进步性”而有着长足的发展和提升。现当代文艺对于个体经验的发现、认知和呈现是依据人类自身现代性认知而不断演绎和变化的,这里并非是否定现代文学艺术自身,而是相对于古典传统的经典文艺来说,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人文艺术行走在一条越来越逼仄的路径上。自我在碎片化、欲望化和板结固化的现代体制中日渐衰败而亡,“我是我自己”渐渐演变成了“我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现代和后现代在解构古典传统的同时,陷入多元的价值混乱,而非多元价值共生。去魅的同时,消解崇高、优美之后,审美碎片化,肉身、欲望、媚俗连同权势在时尚前卫的包装下,成为新经典、新风尚乃至新古典主义。原本“我是我自己”,大多演变成为“我无法把握我自己”。由此可见,现代人的痛苦在于:现代社会标榜“我是我自己,自己为自己立法”,然而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科技、经济乃至信息技术本身,却带来了板结和固化的社会运行模式和高风险、高压力的现代生存模式。“我”连自己的肉身和欲望都无从把握的时候,“我是我自己”就成为一个非常可笑的回答。资本、权力、身体、欲望、科技、信息乃至现代生活方式本身等等都成为新的“趋魅”的路径和方式,现代自我在“去魅”的同时又被“新魅”所遮蔽。 人是被抛入历史之中的,现代个体无法回避被捆绑在机械复制社会的生存样态。由此,无论我们声称自己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是那个永远走不出城堡的“K”。因此割裂性、碎片化、板滞化等等无疑和传统时代的固化价值认知一样成为新的固化认知。与此同时,现代在更大程度上与传统的断裂关系,全球化又带来价值认知的世界性趋同,这些都在一个貌似更迭的层面造成了自我与他者、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深度切割。一方面苦难、饥饿和贫穷作为部分现实和遥远的新闻存在,另一方面更多人进入物质生存基本满足之后的现代生活。在这样一个温饱的现代生存时空中,如果现代人无法在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维度去重新体认自我、他者和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那么无法餍足的欲望和肉身终将让现代人面对更大的虚无。因为在普遍的物质主义和强势的功利主义思潮中,貌似新观念、新时尚和新体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往往只是在单向度的欲望体验中走向非理性的偏执,零度写作、消解价值和宏大叙事、乌托邦写作一样,因为自我肉身和灵魂的无处藏身而陷入价值伦理和审美的虚妄。在以金钱权势为成功标志的功利主义思潮中,退隐、佛系和臣服于现代体制的沉默庸众一样,不再是对于现实的异质性存在,每一个现代个体似乎都成为绝望的失败者。由此,现代个体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如何在机械复制时代重启,这应该成为现时代文学艺术重新思考的问题。 现时代作家和文本都深陷这种现代性情境中难以自拔。文学写作原本应超拔和穿透现代生存的本质真实,而当下文学却恰恰和这种单向度的生存形成了互为印证的关系。这种无力超拔的状态更多源自于现代人的平庸本质,大众化、娱乐化和功利化的生存模式席卷每一个现代人的神经末梢,作家无论以怎样的姿态和面目出现,大多会被时代的总体情境所裹挟,由此现时代写作更多是无数时代庸人对于时代庸人的平铺直叙。时代庸人是现时代文学叙事中的 “新人”,然而,如何摹写时代庸人或者说叙述现代人在机械复制时代的私人经验、历史境遇、人性面相等等,这些无疑是当下文学写作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二 在一个整体平庸的现代社会中,私人经验在何种意义上是有效的?或者说现代文学“向内转”之后,对于现代个体私人经验的文学叙事在当下是否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先锋性? 进入高科技信息时代以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社会样态,落后、发展、发达国家形态,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等等,现时代几乎是过去所有时代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累积。现代个体面对的是一个全息图像、三维度立体和即时在线的人类生存图景的幂次方叠加,然而在个体生活被高度机械复制的现代社会,现代个体已然无法真正深入到复杂社会文化语境内部,去切实认知和体验多层面的生活经验。相反,现时代的人们似乎更以一种粗暴而浅陋的方式回应复杂的时代语境。种种现象的出现,无疑也是现代性自身的后果。现代人和传统断裂之后,物质主义和功利化生存模式带来高度同质的生存体验,这种体验导致现代人更愿意将和自己拥有相同私人经验、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的人引以为同类。被时代价值裹挟的现时代写作,私人经验叙事几乎在同等程度上显示出了对于复杂现代社会语境肤浅粗陋的观察和体验,文本中所呈现的同质化私人经验叙事几乎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当下写作的文本叙事根本无法达到巴尔扎克现实主义文本所呈现的当时法国社会所有社会生活总和,私人经验叙述恰恰因为个体视角的碎片化和单向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无法真正体现现代生存的普遍真相和本质真实。由此现代作家个体写作所观照的个人生活史、群体或阶层的生活史仅仅是部分同质化现代生存的表象。与此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表象化的对于现代生存浮光掠影的叙事恰恰遮蔽了更多他者的生活真相和本质真实。 对于现时代中国汉语写作来说,有三种关乎中国现代生存的本质真实在不同程度上被当下写作所疏漏和遮蔽。 第一,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中,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依然在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和价值底线之上,这些人又是平庸而沉默的大多数,而这些底线之上时代庸人的生存经验被符码化,从而无法表达常态中国人现代生存经验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现代社会丰裕的物质生活和高科技的信息、通讯和交通方式,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恰恰比以前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更为便捷和安逸。大多数人在城市里朝九晚五工作、年节休假、上学求学,结婚生子、购物消费等等,他们的日常生活大多循规蹈矩。同样,乡土嬗变中,农民从土地中出走,在城乡流动中转换着身份,在城市谋求一份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工作,农民以最基本的生存欲求改变着自己和现代中国的面貌。绝大多数的时代庸人在认同世俗生活一地鸡毛的同时,有着最起码的生活原则和认知逻辑,他们的日常和生活是常识意义上现代中国人的人生选择。然而,在当下写作中,往往关注新闻报道中各类社会惊悚事件,将其转换成文学虚构,这些人物被放置在道德伦理底线之下,文学描写这样的个体在权力、欲望、金钱乃至基本生存博弈中蝇营狗苟的各种伎俩,这些人物的行为缺乏基本生活逻辑和伦理认知能力。当一堆这样的人成为文学作品表现对象的时候,底线之下扭曲变形的中国现代人和现代生存样态成为被放大的文学象征符码,中国人的现代日常生活被符号化,从而遮蔽了更多底线以上的具有常识认知的日常经验和伦理风尚的文学叙事。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常识认知和理性判断,尤其在城乡广阔的世俗生活空间里,在权势和金钱罅隙中,在高科技和资本垄断的缝隙里,中国人的现代人生选择和智识水准依然有着令人惊异的独特性,相当多的独异个人依然创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叙事。对于更多中国人来说,当下整体性社会情感特征是庸常磨损中坚硬的生活和日常固化逼压下向上的挣扎,这种向上向善又合乎伦理道德基准线的努力可能仅仅只是获得了温饱之后的知足常乐,然而中国式人生观照和伦理价值无疑正是体现在这些时代庸人身上。中国近半个世纪的长足发展,并非建立在边缘变态人生的爱恨情仇上,而是建立在常态现代个体的坚韧前行上。文学则应在审美维度上呈现出时代日常经验更为深层次的内在精神图景和情感特质。 第二,中国现代道德伦理建构秉持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法律道德修养,同时承继中国人重视家庭亲情的伦理价值观念,主流人群依然保有稳定的社会价值和伦理判断。然而在文学写作中,中国式伦理价值浸润的精神气质和情感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灰色叙事所遮蔽。中国人伦理道德的裂痕尽管前所未有地扩大,但是中国社会运行的基调依然是现代法律规约下的熟人社会法则,同时以家庭为单元的人伦价值认知体系。大多数中国人所面对的是日常性的平庸生存面相。因为这种平庸生存缺乏曲折的故事性、惊悚的情感特征和吸引眼球的欲望抒写,所以当下写作鲜有对于这种平庸生存本质真实的深度叙事。 当下写作更多呈现挣扎在欲望情境中的众多灰色人物,文本着力叙述各色人物的身体欲望,并以特写的方式摹写扭曲的情色经历和变态的情感特征。 边缘人群值得关注、同情和理解,但是当写作凸显和聚焦这些边缘群体而几乎无视常态家庭婚姻伦理的时候,非常态的人生经历和扭曲的精神情感样态恰恰遮蔽了更多具有常识认知的现代中国人真实的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而文学恰恰应表达常态现代人以及他们庸常生活情境中所面临的新的精神、情感和伦理困境,呈现他们在现代性价值伦理困境中的茫然、困惑和挣扎,正是这些坚硬日常中的纠结与抵抗体现了中国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现代性生长。 第三,自现代社会以来,中国人的现代人格一直在嬗变中进行着艰难的建构,而这种建构性努力在文学创作中则往往被略写,以至于当下文学作品中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呈现出空心化特征。即当下写作中的文学人物非但不是具有审美意蕴的独异个人,也不是极具象征性的圆形人物,反而大多是心智发育不良、见识浅陋的各种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当下文学创作和整体社会文化情境疏离的原因。然而,中国社会现代人格建构的真正的现实在于,自近代社会以来,无数的智识者都在寻求自身现代身份的合法性,致力于中国人现代人格的建构。无论是选择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传统中华文化的现代承继等等,无一例外都是要给时代前行中的中国人一个安身立命的理由。中国人自近现代社会以来对于自身现代人格的建构性实践从未停止,并且以一种隐形的方式在沉默的时代庸人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现代人格成长是以风俗伦理嬗变的方式呈现的,即如中国社会近百年来各种思潮、主义和价值观念对于社会风气和世道人心的濡染,看似平淡无奇的社会风尚和时代人心的变化,其实昭示着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人的质变(当然也包括异化)。从传统到现代,从传统的人到现代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中国人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坚韧跋涉。这些时代庸人是沉默的大多数,只有这些人才能被称为这个时代具备常识认知和常态生存方式的现代中国人。中国社会的这些人群无疑也会沾染时代共名特征的功利主义色彩,然而正是他们以自身艰难建构的现代身份意识和现代人格去抵抗传统因袭的重负和现代性的负面后果,以无名的时代庸人形象坚守着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底线和个体的尊严,这一部分群体才真正体现了中国现代人格建构的当下性。 总而言之,中国人以上三个维度的现代生存面相和本质真实在相当大程度上被文学创作所疏漏和遮蔽,而他们这些人的私人经验才是真正有效的现代性体验。文学叙事对于建构现代人格的时代庸人的常态生存经验的遮蔽,导致了当下文学写作中诸多现代性元素的缺失。由此尽管很多文学作品写的是当下生活,可是呈现在文本中人物形象、情感逻辑和精神特质恰恰在很大程度上背离现时代的本质真实(在这个维度上,优秀的网络文学和电视剧作品对于上述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样态、民间生活智慧和世俗伦理风尚有着切近当下的表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有中国现代基本价值伦理底线、具有常态人生选择、具备现代智识和常识水准的“时代庸人”们是沉默的,然而他们的私人经验却无疑具有文学叙事的有效性。时代庸人们作为人类的实践恰恰是当下沉默的主流和被遮蔽的本质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文学有着突破自身现代性困境的可能性。 三 卡夫卡城堡之于现代的生存情境,“K”之于现代人的命运遭际,二者是对于现代社会绝好的隐喻和象征。物质欲望和功利主义的城堡将现代的K们困在其中,城堡中的“K”们大多数是无法逃离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所有的人都明白无法逃离城堡的时候,文学描写K无休止逃离城堡的企图还有意义吗?反过来,是否要反思何以城堡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好的城堡应该是什么样子,作为个体的K如何在城堡中以一个具体的人的样子存在?现代失败症患者无法逃离,只能直面虚无。无论是反抗绝望,还是寻求无意义生存中的意义,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小说作为近现代最为繁盛的文体,即是在文学的维度上提供了众多反抗无意义生存的“K”们,小说之虚构和想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层面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由此”文学不会消亡“并非仅仅是一句苍白的安慰语,而是面对现代性的虚无和绝望,人类决绝的孤勇和坚韧的反抗。 尽管将文学功用提升到抵抗虚无的孤勇,依然无法回避文学自身被现代社会同质化和单向度降幂的现实。而文学实际上仅仅是文学本身,读者选择阅读文学作品,多是看看别人的故事,消解自己日常生存的无意义感,娱情养性、增广见闻是普遍的心态。尤其在遭遇多媒体影像视听冲击的时候,阅读文学更像是独语般的私密行为。在中西方叙事传统中,文学的孤勇一直在时代的经典文本中流传承继。当一个时代的人们遥望另外时代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存的时候,文学让历史和真相敞亮:时代庸人们的日常是如此相似地轮回着,带着深深的人性之殇,在时光中抵达人之为人的幽暗与光亮。作为实践的人类在精神、情感、伦理和审美的维度上不断攀援生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汉语写作之所以在私人经验叙事上无法抵达生存的本质真实,依然在于无法厘清自己在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我们在谈论写作的时候,更愿意文本的人物像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是《铁皮鼓》中的奥斯卡,或者如麦克尤恩血腥加荷尔蒙式的人性阴暗面的精雕细刻,或者是库切知性写作互文性的铺排。同时,强悍的马尔克斯依然是我们最心仪的模仿者之一,魔幻的马贡多和失眠的老祖母游荡在中国的乡土叙事中……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这样一个悖论中,虽然同为现代性写作,东西方文化的独特性让中国叙事和欧美叙事在构建无意义生存之意义(或曰反抗绝望)的时候,二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异质性。 我们读汉语白话小说,放不下的往往是快意恩仇的侠义故事,历经磨难的神魔世界,魅行幻化的狐仙鬼怪,循环往复的历史传奇。汉语叙事中,花妖狐媚必是在荒冢古墓中出入,宝黛钗需是簪缨世家的少男少女们,翠翠傩属于肃穆纯净的桃花源,木兰是儒释道文化濡染的奇女子,高老太爷、吴荪蒲只能是夜上海中的幽灵,阿Q属于唱社戏的未庄,落魄的吕纬甫须是暗夜的酒楼上……汉语白话小说即便是讲故事,也要在妥帖契合的意境中倾诉,在茶楼酒肆、市井里巷、高门大户的世情中穿越,朝堂权谋、江湖道义、舞榭勾栏和终南隐逸可以溶于一体,士大夫经国之大略与贩夫走卒的街谈巷议并行不悖。人物是在世情中被凸显、被穿透,被淬炼,一餐一饮、一颦一笑、一动一静带着山川地域的姿态和口音,从性格到命运无不沾染着汉文化独特的风俗伦理气息,爱恨情仇和浅斟低吟都浸润着东方审美的诗意特质。 我们在回溯汉语白话小说经典的时候,往往落脚处在于唐传奇、明清白话小说和若干现代经典文本。而对于当代小说而言,往往会觉得有很多好小说,却很难放置到白话小说经典的层面来谈论。但是汪曾祺的汉语叙事恰恰是当代写作中的异类,他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汉语叙事的确有着某种超乎时代的“异秉”。汪曾祺经历了战乱天灾等,然而他落笔处却是世情的人间烟火,伤痕累累的现实并非被粉饰,而是在人间烟火中被消化和理解。以审美的远观和静穆的凝神来反思生活的烟熏火燎,从而消解现代性自身带给人性的戕害。在世情的层面写人的日常,打量一个时代人性可能具备的宽容、理解和慈悲,从而在风俗伦理和审美的意义上提供文学所能提供的孤勇和反抗。同样,另一部历来只被提及一个片段的汉语小说也值得回溯和借鉴。《老残游记》的价值远远不在于白妞黑妞大明湖唱词,而恰恰在于写出了老残这样的中国式人物。刘鹗写这部小说的心态是: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可见其在清末风雨飘摇时局中身世遭际的颓败与伤感。一种文化和文明方式衰亡之际,身在残局中的中国人是如何体认现实生存的?在《老残游记》中,游方郎中铁英虽然身处末世,身上却充斥着中国文化充沛饱满的元气,身在江湖却心系庙堂,行医济世又人情练达,冷眼看末世乱象,却有热血和真性情。作者笔墨老辣酣畅,笔下各色人物的描摹刻画,都带着浓厚的世情色彩和冷眼旁观的洞察能力。老残游记呈现了近代社会中国智识者反观社会世道人心的心路历程,传统人文情怀和侠义精神同儒家经世致用、道家修身避祸在虚构文本中完成了文学的审美观照。 四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人性深度并非仅仅是纵向肉身和灵魂的纠缠,更多的是网状的人的复杂关系的缠绕、选择与判断,中国人人性之深广度是与世情练达和世事洞明的程度互为表里的。从文化身份认同角度,汉语白话叙事从来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路径和风格,老残的丰富性远远大于在物欲和情色之间挣扎的幼稚的盖茨比,受戒中小和尚对于情爱的理解丝毫不亚于霍乱时期的沉溺于情爱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镜花缘中极具象征意味的白民国、无肠国、两面国、结胸国、翼民国呈现出的诡异魔幻和嘲讽色彩丝毫不亚于时空颠倒的马贡多。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伦理中的顺势、乐天、知命又和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人生命题水乳交融。汉语白话叙事在生存无意义的意义建构中更多风俗伦理化倾向,在文本层面呈现出诗意化审美特征。 与此同时,对于西方文学叙事来说,卡夫卡小说作为现代生存无意义的象征性符码,昭示着西方叙事文学从史诗传统中进入现代主体性的自我反思。在此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段,人性的阴暗面和人性之恶的书写占据着现代小说的主体地位,贝克特《等待戈多》更以无望等待的隐喻显示出现代生存本身的虚妄,西方现代小说以各种字母文字倾诉了人性在灵肉两端的歧路彷徨,人性的深度模式在一系列的西方现代经典中叠加,呈现出了不同时期现代城堡中K的样子。于连-索雷尔和盖茨比代表着欧美文学中野心勃勃却内心保有纯真情感的奋斗青年们,《布鲁克林有棵树》《杀死一只知更鸟》在理性主义和种族文化层面呈现了属于现代欧美中等收入群体精英的励志人物,麦克尤恩至暗人性的摹写,库切对于历史、当下和人性的深刻互文,厄普代克兔子系列对于美国社会的全景式叙事等等,无不以文学的解构方式映射西方现代性的后果。 解构的目的是要将人性阴暗和人类的罪恶呈现在历史和当下的人类记忆当中,可是任何一种对于苦难、罪恶和黑暗的承载都需要消化吸收,更需要超越和升华的勇气和力量。如何在解构的同时对于生存之意义有着更为清晰的认知,而非彻底陷入混乱、虚无和绝望?由此,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在上述现代叙事文本被广泛阅读传播的同时,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一直以景深和文化息壤的方式存在着,西方文学和影视创作对于莎士比亚的不断重新阐释即是最好的例证。最后想提及菲利普·罗斯的《美国牧歌》,这部小说是以挽歌的方式提供了欧美社会现代性困境中的人是如何清醒而绝望地走向虚无和毁灭的。瑞典人最终意识到,生活教了他最令他不快的一课——生活并没有意义。而菲利普·罗斯之所以要叙述这个瑞典人的故事,无疑是要在绝望和无意义中建构生存的意义。正如索罗塔洛夫所说:“罗斯属于犹太道德主义者的行列,但他却以犹太性的独特思维方式和浑厚的犹太道德经验迈向人类内心世界普遍存在的两难境地。” 当一个时代的人们遥望另外时代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存的时候,文学让历史和真相敞亮:时代庸人们的日常是如此相似地轮回着,带着深深的人性之殇,在时光中抵达人之为人的幽暗与光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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