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干大》的叙事策略与语言特色(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2:11:50 中国作家网 马春光 参加讨论
尽管这部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全能叙事视角，但在具体的叙述中，还是可以感触到作者鲜明的情感立场。情感的背后，是作者异常鲜明的价值立场。小说在描述所谓“正面人物”时，叙述话语中潜藏着喜爱与赞美，而在对邪恶、反面人物进行叙述时，则往往潜藏一种批判的价值立场。另外，在小说中，叙述者无意之中就会以革命者的态度进行书写，称为“我们”，明显可以感知到那种“自己人”的鲜明情感态度，这种写作的情感态度显然是解放区特定语境的产物，它有着鲜明的期待视野和读者群，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工农兵大众”，借此，小说通过叙述的鲜明情感色彩拉近了与读者的情感距离，使得读者很容易在一种情感的皈依中与革命者保持同一立场，进而实现它在群众中的广泛接受。 《高干大》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对方言的运用。陕北方言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欧阳山文艺创作的转型。相比较欧阳山前期小说浓重的欧化语言风格，《高干大》显然在“民族语言”的探索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语言的转变，也潜在地印证了小说家写作立场的变化。鲜活的边区体验一旦与《讲话》精神取得内在的契合，欧阳山的写作便获得了内在的驱动力，“工农”不仅成为他书写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更成为他的潜在读者，正是这一写作心理，“方言”就在他的创作中取得了小说艺术与“艺术接受”的双重合法性。方言书写是全方位的，小说的叙述语言、小说中人物的语言都是陕北方言的自由书写，小说的篇名“高干大”本身就是陕北方言中的一种称谓，“大”字是陕北方言中子女对父亲的称呼，“干大”就是“干爸”的意思，是晚辈对父亲朋友辈的一种称谓，作为陕北方言的典型标示，“干大”这一标题本身就获得了丰硕的民间文化内涵。 标题之外，是小说人物对话中鲜明的陕北生活气息。在以往所谓的乡土文学中，对农村、农民的书写往往是启蒙的、批判的，而在解放区的农村文学中，对农民的书写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审美裂变，这在语言上有典型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高干大》真正找到了属于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自身弃绝了裹挟在它们身上的种种意识形态枷锁，进而释放出它们自身的独特文化内涵。只有在这里，一种来自乡村的浓郁生活气息才得以真正释放。与高生亮这一形象相并置的，是他颇具农民本色的言谈举止，例如在谈到自己的儿子时的自言自语： 这狗日的笨是笨一些，可不是个懒人，也不是个戆汉。好好地把他扶上正路，他是能做一点事的。顶好是叫他念一两年书，识上几个字。欸，咱们一家人一满没有一个钱的文化！…… 其中，“戆汉”、“一满”这些陕北方言，在高生亮的嘴中很自然地流淌出来，可能初读起来并不能一下子了解其准确意思，而“顶好”、“咱们”、“一个钱的文化”则很容易把握其意思，其表达方式充满了“地方志”般的个性色彩，正是其“民族气派”的典型体现。在其他人的言语中，这种“地方志”般的语言犹如珍珠一样不断流出。高栓儿在愤怒时这样说，“豹子沟我不想盛了，盛够了。”而农民王银发与高生亮这样说，“我们要搞医药社，就另外搞，跟你们那个逑寒社分开。闹在一达是闹不好的。”“盛”、“逑寒”、“闹在一达”等陕北民间口语，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欧阳山在这部小说中建构了一整套陕北方言的人物话语体系，它们与乡间口语的高度吻合，成为小说消弭“文学”与“群众”距离的重要保障。 《高干大》的意义，在于它及早地领会并践行了《讲话》精神，并潜在地引领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某种风尚。语言特色的鲜明，还体现在小说的叙述语言的简洁凝练上，与小说中人物语言的陕北特色交相辉映，欧阳山在这部小说中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尽可能简练地交代故事与情节。小说基本上没有以往小说大段大段的对背景的描写，这样的一种通俗化处理其实与写作者的“工农兵”意识有关，只有简练通俗，才可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事实上，《高干大》更像是一个民间故事的脚本，它企图以最“俭”的方式去创造真正贴合时代需求的文学作品。 学界对《高干大》的认识，多指出其“思想大于形象”、或“认识价值大于美学价值”的弊病，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深入当时的时代语境，并在一种更加阔大的视野中观照《高干大》，它在“叙事策略”及“语言特色”方面进行的探索，以及它对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深远影响，就会重新认识它的意义。这篇小说的第四章名之曰“希腊神话”，小说借区委书记赵士杰之口说出了“安泰”神话的隐喻：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也好似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一样。也正好似安泰一样，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强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与自己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了他们的母亲，即群众，保持着联系。而只要他们与自己的母亲，与人民保持着联系，则他们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被战胜者。 实际上，贯穿整部小说的高干大的种种思想和行为，正是始终与“群众”，即真正的民生问题紧密相连，这也是小说中高干大本人自觉体认的。尽管小说对人物的刻画还略显简单，但它却是对五四以来乡土文学审美特质的某种根本扭转：只有到了这个时期，农民生存中的一些基本要素才真正被发掘，并且在这之后，开始了一个以《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为代表持续的对农民、农村的集中书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欧阳山以《高干大》为重要转折，告别了他前期小说的欧化色彩，走上了本土化的道路，而他对农村书写的深入、对中国古典叙事传统的继承等等，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有了丰厚的生活体验与艺术积淀，新中国成立后的欧阳山在《三家巷》《苦斗》等的书写中，取得了更大的艺术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