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西北的“二萧”——纪念鲁迅为萧红、萧军作品作序80周年(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42 中国作家网 李继凯 参加讨论
其三，失意或得意地离开，都留下了最难忘的记忆。萧军和萧红都曾随着著名的西战团一起行动，但严格说来他们都并未真正融入这个团队。当“二萧”相聚于西安的西战团驻地时，他们终日却主要纠结于情感的冲突，饱受心中风雨的吹打。这最终导致了萧红黯然离开西安，也放弃了原来要去延安的打算。就在1938年4月17日或18日夜晚，她告别了丁玲和西战团，同端木蕻良一起到了武汉。当时，丁玲曾再次恳劝萧红和自己一起去延安，用各种可能打动萧红的理由来试图说服她，但出于各种考虑，萧红还是由此告别了西安，离开了西北，也与神交不久、相去不远的延安彻底暌离。对此，与“二萧”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丁玲曾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里，回忆了自己劝说萧红的情形：“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久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见《精美散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字里行间留下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怀念和遗憾。萧军在西安期间经历了与萧红一样的诀别之苦。但他的强悍性格似乎很容易使他化解这种痛苦：他在萧红离开之后于1938年4月28日，便和戏剧家塞克及作曲家王洛宾等一同来到兰州，在《甘肃民国日报》社主办的《西北文艺》副刊当主编。忙于新的工作确实能够使他减轻心中的焦躁和痛苦。尤其是，萧军也很快找到了新的感情寄托。就在抵达兰州不久，“文坛独行侠”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新的爱情：萧军与曾经参加《放下你的鞭子》演出的房东女儿王德芬建立了新的恋人关系。而在办报过程中，他也是既当编辑，又当作者，对抗战宣传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与他后来在延安期间编辑《文艺月报》一样，都有着鲜明的办报编刊倾向。在延安期间，萧军还担任了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对弘扬鲁迅文化精神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延安期间，萧军带着他的新夫人和孩子，度过了数年极其充实也极为难忘的岁月，他经常获得的稿费不仅贴补了家用，而且在被同志们共享时也体验到了那种难得的欢愉。有人以为，萧军在延安总受到压抑，承受的都是无涯的痛苦，这种观点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直至抗战胜利后，萧军也是被作为“老延安”看待，并于1945年11月委以重任派往东北的。这次告别延安毛泽东还亲自约萧军谈话，叮咛再三，可以说是光荣的别离而非失意、痛苦的别离。此后，他便荣归故里，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经受新的时代风雨。直至80年代，他被邀请前往遥远的新疆，并为新疆青年学子讲述他与西北，尤其是与延安的结缘并终生难忘的故事。 近期，电影《黄金时代》在银幕上复活了“二萧”，其中也有“二萧”游历西北的故事情节。同时也展示了鲁迅与“二萧”之间的情谊和文学上的承传。而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吉林省作家协会举办的这次纪念鲁迅与“二萧”的学术会议，也在更高的层面复活了鲁迅与“二萧”。除了以上介绍行走于西北的“二萧”及相关情况，这里还想特别强调三点： 一是鲁迅为“二萧”抗日作品作序的行为本身，就证明他绝对不是什么汉奸！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却有一种污蔑鲁迅为汉奸的言论甚嚣尘上，借助新媒体传播甚广，影响甚坏，令人不可轻视。想当年鲁迅饱蘸浓墨为“二萧”各自的第一部著作写序并帮助出版，固然有对文学青年文学才华的欣赏，更有对其作品抗日内容的高度认同，鲁迅真心希望通过《生死场》《八月的乡村》等作品而使当时的读者能够及时关注东北的沦陷，以及东北人民陷入悲剧的现实生活情状。如果他是汉奸怎么可能为“二萧”这样的抗日作品作序并慷慨解囊资助其出版呢？ 二是，“二萧”基本上是“流浪型”的作家，在流浪的途中他们往往灵感频发，创作成果丰硕且特色鲜明。在他们居无定所的困顿旅途上，他们创造了人生的辉煌。学者叶君曾以《百年萧红：任性的孩子在路上》为题，表达了对萧红的观感。萧红自己在诗歌《沙粒·三五》中也感叹自己：“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多么渺茫！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着我的是异乡的风霜。”(萧红：《萧红经典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13年，第13页)萧军的情形与此很相似。但文学史上的“二萧”总是主要以心系东北的作家形象出现的，在行走西北期间，他们的东北流浪作家形象也是相当特殊的身份，这促成他们无论感情受到多少挫折，也还是能够坚持从事抗日的、进步的文学书写，并由此形成了足以彰显“东北作家群”的流派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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