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西北的“二萧”——纪念鲁迅为萧红、萧军作品作序80周年(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28 中国作家网 李继凯 参加讨论
其一，地缘也是“缘分”：“二萧”曾行走于西北。作家“人地关系”的建立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地理现象。结缘于东北的“二萧”缘于人生命运、文学爱好以及性别差异等走到了一起，有缘分是确定的，对此人们关注颇多，但他们为何要到大西北来呢？据有关史料记载，1938年2月24日，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的萧红，曾给哈尔滨时的老同学、当时已到延安的高原写过一封信，表示：“现在我是在民大教书了(运城是民大第三分校)，这回是我一个人来的，从这里也许到延安去，没有工作，是去那里看看。二月底从运城出发，大概三月五日左右到延安。”(萧红著，周细刚编选：《寂寞花》，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99页)但萧红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主要原因是萧红去延安需要跟随丁玲率领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行动，而西战团突然接到了总部“暂不回延安，转到西安国统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命令。于是萧红便随丁玲到了西安。萧军也曾与萧红等人同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书，但他很想辞去教职到五台山一带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亲临第一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作为妻子的萧红坚决不同意，认定萧军去打仗万一牺牲了太可惜，不及当作家对国家对民族贡献大。然而血气方刚的萧军去意已决，由此“二萧”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由此约定暂时分开。萧红前往西安后，萧军则由吉县只身步行，渡过黄河并于1938年3月第一次到达延安。当时的萧军，仍准备转道去山西五台山一带参加游击战争。正在这时，丁玲、聂绀弩由西安到了延安，邀请萧军等去“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于是，萧军便同丁玲、聂绀弩等一起到了西安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萧军与萧红再次见面，但为时已晚。萧红已经和端木蕻良建立了新的恋情关系。无论萧军怎样努力，这次倒是萧红主意已定。于是这对患难度过六年的夫妻终于劳燕分飞了。分手后，萧军原拟去新疆，却又意外地到了兰州。人在流浪中，意外的事情就会经常发生。但萧军热心于抗战的追求却依然如故：他在兰州从事的仍是宣传抗日救亡方面的工作。时光如梭，到了20世纪80年代，萧军才有机会再次光临大西北，并到了他很早就想前往的遥远的新疆。 其二，在大西北的日子里：即使伤情也依然追求。虽然“二萧”在西北并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甚至伤心伤感伤情不已，但他们的人生理想依然没有幻灭，依然对爱情葆有热情，也依然热衷于创作或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出“二萧”的积极人生态度及其蕴含的生命正能量。有些人总是计较“二萧”情变中的孰是孰非，甚至从道德角度审判所谓“第三者”端木蕻良的介入，在网络上甚至有人根据电影《黄金时代》的情节和镜头对“二萧”嘲骂不已，甚至皆以“流氓”视之。其实，在西北的日子里，“二萧”的感情戏固然重要，戏剧化的元素确实较多(比如就在西安1938年4月天的某日，莲湖公园旁梁府街的女子中学，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驻地以及夜幕笼罩下的莲湖公园，“二萧”和端木等人就上演了惊心动魄的爱恨情仇的戏剧化感情大戏)。但我们还是要看到他们基本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情况。对于萧红而言，1938年的春天给她带来的人生变故确实很大，打击也是空前的，失去了萧军意味着失去了她的半条性命，对她身心健康的摧残无疑是巨大的。但她依然努力振作，既要继续寻找感情的寄托，更不能放弃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作，这对她而言就是生命的自我救赎。比如在西安期间，萧红曾和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编了话剧《突击》，上演后轰动一时；她还精心为李因红(陕西师范学校一位普通的语文老师)的一部长篇小说《高粱红了的时候》写了序言。而萧军更是积极而又乐观，即使离开萧红，也还是惦记着关切着，曾委托丁玲和聂绀弩多多关照萧红；他的两次进入延安，一次进入兰州，也都能积极参与编辑报刊等文学活动，即使遭遇种种挫折也绝不苟且。比如，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是1940年的6月，与第一次的“过客”身份不同，这一次他便安住下来，直至抗战胜利，长达五年多时间。在延安期间，萧军与毛泽东曾多次接触，畅谈自己的文艺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是畅所欲言，尽管他被多人多次批评，甚至成为座谈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人物，但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看法，敢于仗义执言，也仍然能够坚持参加革命工作，永不放弃对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还作为有心人和见证者，为后世留下了《萧军日记》，保留了关于延安、关于毛泽东、关于文艺、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等方面的大量历史信息，对后人也会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历史业已证明，延安时期萧军的很多想法、说法、做法都经受住了历史的严格考验，体现出了难得的历史理性，也于直接和间接的“鲁迅式”话语中，彰显了“鲁迅影响”的存在及其顽强的生命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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