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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6)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发现,使我们进一步相信,孔子应该确实进行过司马迁所说的“删诗”活动。具体到“删诗”活动的发生时间,我们坚持“早期”说,而质疑“晚期”说:既然有些学者认为“诗三百”是孔子对自己所编教材的专称,又认为“专对”是特指外交聘问时的赋诗断章活动,并论证赋诗活动终止于鲁定公四年,那么,就应该承认孔子警示学生要活用“诗三百”教本到外交场合去机智“专对”的著名言论,必说于鲁定公四年赋诗之风消歇之前,并且说此番话时“诗三百”教本必已编好。因此,也就要承认“诗三百”删定编成的时间必在鲁定公四年孔子四十六岁之前,而不会发生在四十六岁之后,更不会发生在赋诗活动沉寂二十几年后的孔子晚年。
    那么,孔子晚年究竟为《诗经》做了些什么呢?笔者以为其实他自己的表述毫不含混,意思非常明白,所谓“吾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说自己晚年回到鲁国后为早年删定的“诗三百”教本做了三样工作,一是“乐正”即正乐,也就是调理完善乐调的工作;二是“雅颂各得其所”,即调整某些诗篇的归属和次序,如今见《大戴礼·投壶》依较早文献所录编在《雅》诗中的一些诗篇,今本就归在了《召南》中;三是调整某些诗篇归属和次序的同时,自然也就调整了这些诗篇的音乐归属和次序。关于第二个方面工作的具体情况,赵逵夫先生《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26]一文已做详尽探索,可资参读,本文不再赘述。而第一方面的工作可能恰恰是孔子晚年完善“诗三百”的主要工作。原因并不复杂,一是《诗经》之乐,至孔子时当已散乱不堪;二是作为学生教材,“诗教”急需,“乐教”可缓;三是“乐正”需要广泛搜集乐本,周游列国才提供这种可能。
    官方原有《诗经》编本是诗乐一体的,并且越往早期追溯,越以宫廷演奏仪式为主,“乐教”越比“诗教”重要,这一历史客观存在王小盾先生《诗六义原始》[27]一文已做详尽揭示。而问题是,随着西周晚期宣王、东周初期平王的两次编集,讽谏性质的“风诗”和“雅诗”大量汇入,祭祀颂祖性质的乐歌逐渐趋向弱化,因此以“乐教”为主的仪式演奏被逐渐淡化,“诗教”为主关注现实的文本传播渐受青睐。如,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即周平王去世前的两年)《左传》就有了君子称引《诗经·大雅·既醉》文本的记载,此后则称引不断,依次为:
    隐公三年(前720),君子称《召南·采蘩》、《召南·采蘋》、《大雅·行苇》、《大雅·泂酌》、《商颂·玄鸟》,卫人赋《卫风·硕人》。
    桓公六年(前706),郑太子忽称《大雅·文王》。
    桓公十二年(前700),君子称《小雅·巧言》。
    庄公六年(前688),君子称《大雅·文王》。
    庄公二十二年(前672),齐工正田敬仲称逸诗。
    闵公元年(前661),齐相管仲称《小雅·出车》。
    闵公二年(前660),许穆夫人赋《鄘风·载驰》,郑人称《郑风·清人》。
    僖公五年(前655),晋国重臣士蒍称《大雅·板》、逸诗。
    僖公九年(前651),君子称《大雅·抑》,秦大夫公孙枝称逸诗、《大雅·皇矣》、《大雅·抑》。
    僖公十二年(前648),君子称《大雅·旱麓》。
    僖公十五年(前645),晋大臣韩简称《小雅·十月之交》。
    僖公十九年(前641),宋司马子鱼称《大雅·思齐》。
    僖公二十年(前640),君子称《召南·行露》。
    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周大夫富辰称《小雅·正月》,鲁执政臧文仲称《小雅·小旻》、《周颂·敬之》。
    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周大夫富辰称《小雅·常棣》,君子称《曹风·侯人》、《小雅·小明》。
    对读如上七首“风诗”、七首《小雅》、八首《大雅》、一首《商颂》、一首《周颂》共计二十四首次的今存文本及三首“逸诗”,不难发现,作为颂祖的仪式乐歌文本仅《周颂·敬之》、《大雅·文王》两首,其余多关注现实之作。其在说明以“声”为用的仪式乐歌演奏传统被弱化、以“义”为用的文本“诗教”系统被强化的同时,还出现了如田敬仲、许穆夫人、士蒍、韩简、子鱼、富辰、臧文仲等在公众场合赋诗言志的新现象(其实据《国语·周语上》记载,这种现象在西周中期穆王时就已出现了),甚至还出现了公孙枝在外交场合赋诗的特例,它预示着各诸侯国之间,外交聘问、赋诗应对之风即将兴起。尤其为学界常常言及的自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兴起并盛行一百三十余年的外交聘问、赋诗应对活动,对《诗经》存在和传播形态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迫使二位一体的《诗经》诗乐分家,且《诗经》之“诗”“大行其道”,而《诗经》之“乐”渐趋式微。一种情况是,周平王去世,诸侯轮番称霸后,尤其赋诗应对之风兴起后,宫人流散已很难组织演奏队伍,我们虽不敢妄断东周宫廷已完全停止了《诗经》仪式乐歌的演奏,但演奏越来越少则是必然的。不然,吴公子季札也不至于不到东周观周乐反到鲁国观周乐,《左传·昭公二年》所载晋韩宣子至鲁观礼乐后不至于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如此,周宫廷的《诗经》之乐走向散乱是必然的。再有一种情况是,有的诸侯国仍在演奏《诗经》的仪式乐歌,但仅从存乐最完备的鲁国来看,其代表国家的演奏可能已萎缩到仅仅用于向外宾展示的地步,而恰恰是不具演奏资格、有僭越之心的执政大夫如三桓之类才常常演奏,他们的演奏则无疑变成了任意改造乐谱、抬高自己、为我所用的家族化行为了,其乐谱是完全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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