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唐诗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52 《齐鲁学刊》2014年3期 陶小路 参加讨论
二、文本、性别与诗的社会功能：2004年至2010年的小组会 2000年后，直到2004年的北美亚洲年会上才又见到了讨论唐诗的文章，不过它是被包括在“中古文学是什么”的小组会题目中。哈佛大学倪健(Christopher Nugent)的《唐代手抄本中的唐诗》就是这个主题范围中的一篇论文。倪健认为，由于保存至今的唐诗是一套经过程式化加工的文本，我们很容易忘记漫长的流传过程已经使这些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最初的语境[23]。唐代时几乎没人见过印刷出来的唐诗，对唐人来说，诗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一种口头艺术形式。唐诗形成时口述的那些特点本质上是很短暂的，如吟诵作诗的痕迹及流传方式等，传到我们这里早已是间接的了。当然，在唐代，诗歌也是被写下来的，但形式上与今天印刷的文本是大有不同的。由于唐代还是手抄本文化，因此可以假设每一篇传抄的文本都可能存在改动和偏差[24]。简而言之，唐诗文本是不固定的，在其流传的每一步都可能发生有心或无心的改动。倪健此文先从一些轶闻集和诗集序言出发，来讨论一些书写文本流传的记录[25](P1-52)。然后通过阅读一些唐代残留下来的诗歌文本(即敦煌手卷)并讨论其文字的变化程度[26](P171-240)。这些资料所呈现的唐诗的面貌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不相同，但对我们理解“唐人所见之唐诗”却是非常重要的[27]。 2005年，在“中古和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美学和诗学”“个人论文”小组会上，华盛顿大学罗曼玲在《浪漫的形成与历史的再造：“长恨歌传”》一文中，对这首名作提出了新的看法。文章认为，白居易(772-846)的《长恨歌》和陈鸿(772-846)的《长恨歌传》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双生作品，取材于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两部作品，塑造了后世大众的想象。通常观点上，白诗浪漫地再现了这一事件，而陈则以史传形式提供了理性的阐释。罗认为，这种两分法的观点恰恰是作者们有意操控民意的结果[28](P23-44)。罗文通过陈的叙述来研究这种浪漫的伪历史，是如何揭示了作者们创作过程中的张力和主题。为将唐玄宗重塑成完美的罗曼蒂克式的主人公，陈通过把恋情破碎和安史之乱归咎于杨贵妃从而将历史浪漫化了，而杨贵妃贤妃/奸妃的形象设定也使这一双重主题成为可能。作为对白诗的补充，陈的叙述揭示了他们是如何解决“浪漫”与“教化”两种主旨之间的冲突的：通过明确诗史有别，创造了可以兼容互补的幻想空间[29](P263-300)。这种“历史浪漫”形成中的共同努力揭示了其结构中更深刻的问题，它既是中国文学修辞的基本要素，又是中国文人文化明确的维度[30]。 2006年，与唐诗有关的小组会是“唐文学的资料”。在这个小组中，威廉姆斯学院的倪健(Christopher Nugent)宣读了《敦煌手卷的衍变》一文。他认为，实际上只有极少部分唐诗是从唐朝直接流传下来的，而这一点经常被忽视。事实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唐诗并非直接来自唐代，而是来自宋代印刷本。正是由于那些抄写员、雕版工匠和出版者们的参与，使我们难以弄清唐代诗歌的产生、再版以及消费过程[23]。然而，作为宋代出版文化的前身，上述种种在后世对唐诗的形式和接受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读到的唐诗，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唐朝时期诗歌产生和传播的物质基础。所幸仍有一小批从唐和五代保存至今的诗歌抄本可供研究。倪健此文就是通过对比敦煌手卷中不同版本的《秦妇吟》来研究其文字的流变的。这种流变的数量和类型告诉我们，在晚唐和五代时期一首诗是如何以口头和书写的形式传播开来的，由此也对这一重要时期中国文学的物质载体方面有了更新的发现[31]。 俄勒冈大学的王宇根(Yugen Wang)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唐和五代诗论中的写作思想》[32](81-125)。王文提到，在唐和五代时期，出现了一批关于写诗技法的书，即被称为“诗格”的旨在诗歌教学的小册子。在一个诗艺与仕途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声称只要掌握规则熟知范例就能写出佳作的小册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研究这批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材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解在唐代诗歌是怎么样被学习、传授和写作的，以及在更大的文化和物质背景下，这些书是如何产生并被使用的。王文的重点是，“诗格”——特别是其后来的进阶版——是如何分析写诗这项行为的，即写诗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创作行为，是如何通过被总结成有限的范式和规则，继而成为一种可以传授并习得的技能。王文要说明的是，这种按照规范特点来理解抒情诗的愿望在部分程度上得到推动，是由于自从三世纪以来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诗歌文本数量不断增长。通过仔细考察诗歌的理论化和可获得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增进对诗歌生产的物质方面是如何进入文学意识领域的认识。”[31] 2007年年会有3个小组会与唐诗有关。第一个小组会的题目是“中古时代中国文学的引证、用典和互文”。这次小组会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方葆珍(Paula M. Varsano)的文章讨论了唐代中国的山水作为一种互文的空间，不断地被重写，是中国诗歌主观性形成中的关键因素。方的论文题目是《你看到我看到的东西了吗？：互文的山水和唐抒情诗的形成》。文章认为，陆机在其深刻的《文赋》的前言中表达了对他眼前真实觉察到的世界的令人生畏的前景的悲哀，接着正如真实的那样，在一首诗中传达这个世界的景象。这个告白，作为深藏在以后中国诗人心中永远的先存之见，在中国诗歌中确立了实质性“情”和“景”的不可分离性，只是部分程度上说明了对景色的描写是如何可以被解读为诗人的主观性表达[33](P407-435)。故事的另一部分，是包含在陆机提到的那种被认为是标准的文学在创作中所起到的作用。陆机要求诗人要大量引用更早的诗人的“字集”的内容。但他从来没有直接回答如何把过去诗人的写作内化，如何与这些诗人对自然世界的感知互动，甚至改异。但在随后直到盛唐的世纪中，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对陆机批评继承的后人强调了诗人对感知到的自然世界的主观反应，中国山水本身越来越多地被诗人们和他们传播的历史中反复书写。这些倾向的汇合显然不能被想象为是反对性的，这就提出了文章要讨论的主要问题。第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高度互文的景观能被“看到”和“深入思考”？第二、这种知觉的概念揭示的呈现在盛唐时代诗歌中的诗人主观性的本质是什么？[34] 2007年的第二个“策划”小组会是“中国中古传奇中的流言蜚语、变化与文化”。参加这个小组的波士顿学院蒋兴珍(Sing-chen Lydia Chiang)是从通过解读“故事”来看唐诗的问题的。她的题目是《唐传奇中的诗歌和人物个性》[35](P1-21)。文章认为，在中国，诗歌一直被认为反映和体现了作者真实的自我。这种假设是以许多唐代文人故事为依据的，在那里，诗歌起到了重要的虚构性的人物刻画的作用[36]。不过，关于中唐作者牛僧孺笔下诗歌和诗人的故事，体现了对诗歌作为作者本人自然的和充分的映像的怀疑态度。牛僧孺对诗歌和作者本人虚构性的看法，反映了对小说作为对真实情况正当表达的新兴趣。通过结合其特殊历史情境(牛李党争和古文运动)对所选文本的仔细阅读，这篇文章研究了牛僧孺故事集中诗歌与散文的互相作用及其在中唐文学史上的更重要的意义[37]。 2007年与唐诗有关的第三个小组会是“唐代中国佛教实践与艺术、文化的交集”。佛罗里达大学马里奥·泊塞斯基(Mario Poceski)的《唐代文人践行禅宗的模式》，探讨了唐代文人在诗歌中表达的习禅和以禅入诗的情况[38]。文章说：“禅宗学说主要是针对佛教僧侣的，是不能与宗教观念和唐代寺院制度的精神分开的。尽管如此，僧侣们是与更大的社会互动的，寺院是被整合到了唐代中国文化的母体中的。许多文人和官僚除了作为关键性的赞助人外，还与禅宗学说有很深的关系。”文章重点讨论两位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庞蕴文学作品中的表达的禅宗居士佛教徒的新模式。白居易对禅宗学说的广泛接触使其晚年采用了半寺院式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其自传诗中却显示了他在宗教义务与文学责任之间的心理冲突。相比之下，庞蕴则是一个开明的禅宗平信徒的典型范例。但庞的诗歌中也表现了一种妥协的认识，他遵循了类似典型的和尚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有不同之处，但白和庞的宗教生活有相交之处，他们都处于难以解决冲突的妥协之中：既有寺院理想的吸引，又有保持与寺院高墙外的更大外界联系的渴望[39](P33-56)。他们两人都显示了禅宗平信徒思想代表寺院制度的一种适应世俗世界的妥协，但也留出了文化表达更广泛的空间，包括创造永恒的文学作品[40]。诗歌展现了他们对佛教的迷恋，但也指出了在他们身上的体现的承担宗教义务与社会文化责任之间的紧张状态[41]。 2010年的小组会“中古中国诗歌中的社交艺术”是集中讨论唐诗的会议。马里兰大学田安(Anna M. Shields)的《群体诗的创作和中唐文人群体》认为，今天我们对中唐群体诗创作的流行了解最多的是通过韩愈和他圈子中人的联句以及白居易、元稹和刘禹锡等人的唱和诗[42](P321-361)。除了这些名著外，现在存留下来的那些已经失传的诗集的书目和序言可以证明在9世纪初群体诗创作的盛行一时。唐著名大臣权德舆为个人和群体的诗集写过十多篇的前言，其中包括了四篇唱和诗集的序言。正如所有写的好的序言，权的文章解释了这种集会的目的，诗人之间的关系，为这个诗集所作的诗的性质。权作为中唐时代政治家的名声使他成为诸如前言、推荐信和悼文一类文章广受欢迎的作者。但他给这些集子写的序言超出了作者们期盼的仅仅是客套的赞扬，他从经典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角度热心地捍卫群体诗创作[43](P111-145)。田安的文章旨在通过三篇权的序言来更好地理解中唐文人群体诗复杂的价值。他认为，通过提供参与者的细节资料，把这些与诗作的群体性和竞争特点相联系，然后引用经典中的例子来论证支持群体诗，权不仅记录了在这些集子背后的精英们的社会交往，而且把它们转换为有更广泛读者的文化资本[44]。 威尔斯利学院艾兰(Sarah M. Allen)的《物件之诗：唐传奇中的互换诗谜》认为，群体诗创作是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时的故事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诗作为暗示作者真实身份的谜语时，诗作的交换和创作是故事情节中的关键方面。这种模式的故事有固定的故事程式，在这里与谜语背后的笑话情节不相干的观察者，听到了一群朋友之间传来传去的令人费解的诗作。故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被人假设的情形，但正相反的是，出现的是由动物和物件变来的精灵，结果真正知道诗人是谁的人要来重新解释，那些把旁观者弄糊涂的诗被揭穿是“咏物诗”传统的作品，这指明了诗人的真正身份。文章说明这些包含谜语的故事代表了在中晚唐传奇构思的明显变化：传奇重点主要兴趣不在于它们所传达的内容，而是成为展现才智的平台，在这里保持一种特殊文风才是最重要的[45](P105-143)。同时，这些传奇提出的诗的本质的这个问题本身使得我们会问，是否作为诗作内容中的以诗隐物，是通过暗示它们真正的自我，故意以人的社会交往形式行事，或者是他们的诗作是被他们参加的诗创作活动驱使而无意识地呈现[44]。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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