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论与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49 《文学遗产：中文版》2 张万民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20世纪后半期，西方人文研究出现“理论爆炸”的局面。充分借鉴西方最新的理论方法，成为美国汉学不同于欧洲传统汉学的特色。西方的新兴理论，也影响到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不同汉学家的身上，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有必要在美国汉学发展和西方理论发展的双重背景下，考察汉学家在不同阶段对于西方理论的不同态度，由此揭示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特征及趋势。 关 键 词：美国汉学/中国古典文学/西方理论 作者简介：张万民，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发表过论文《〈诗经〉早期书写与口头传播——近期欧美汉学界的论争及其背景》等。 20世纪后半期，西方的人文学术和文学研究出现了“理论爆炸”的局面。借鉴西方最新的理论方法，成为美国汉学不同于传统欧洲汉学的一大特色。毫无疑问，这些新兴理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①。那么，在北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其情形又如何？进入21世纪，西方出现了“理论终结”的呼声。这些背景在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又有怎样的折射和反映呢？ 1992年，时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的郑树森，曾撰文介绍北美中国文学研究如何使用各种西方理论，其中包括新批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原型批评、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解构主义和文艺社会学②。该文只讨论了20世纪60—80年代的论著，内容则兼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英国学者Anne Birrell在2000年发表《近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后现代理论》，侧重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评述了从1986年至1999年间出现的七十四本专著和十五篇文章(主要是美国汉学家的著述)。她用“后现代理论”一词来涵盖各种新兴理论概念，并将其分为十一类：第一类是阈限、过渡仪式、边缘与边界，第二类是刻写自我，第三类是自我的再现，第四类是叙事学，第五类是欲望与去魅，第六类是作为文学分析范畴的性别，第七类是阅读与读者，第八类是神话研究与文学，第九类是艺术与文学，第十类是翻译与编辑，第十一类是选集③。与郑树森的文章相比，此文介绍的汉学论著有了全面的更新，但是文中评述大多点到即止，很多著作未必与该节涉及的后现代理论有直接的关系④。 中国学者周发祥的专著《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则对此论题做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考察。他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强调了这种考察的意义：“评介、总结西方汉学家移植西论的种种尝试，为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⑤此书涉及的西方文论，包括庞德汉字诗学、语言学研究、意象研究、新批评研究、巴罗克风格研究、口头创作研究、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研究、文类学研究、叙事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符号学研究、主题学研究、统计风格研究。周发祥注意到一些被忽略的问题，如不同汉学家面对西方理论的不同反应，但终归浅尝辄止⑥。 本文不是要在考察范围上对上述论著做出进一步的更新，也不打算全面梳理近期西方理论在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而是希望在美国汉学发展和西方理论发展的双重背景下，通过刘若愚、薛爱华、齐皎瀚、宇文所安等个案，考察美国汉学家对于西方理论的不同反应与立场。在这些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接受西方新兴理论过程中的一些趋势和特征。 一 “借镜西方”与“西方美人” 借用西方的学术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在20世纪可谓是大势所趋。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本土学者已进行了多种尝试。钱穆的《国学概论》就特别注意到章太炎、胡适、梁启超三人用西方哲学理论来研究子学所带来的影响：“故清儒虽以治经余力，旁及诸子，而筚路蓝缕，所得已觳。至于最近学者，转治西人哲学，反以证说古籍，而子学遂大白。最先为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说阐发诸子，于墨、庄、荀、韩诸家皆有创见。绩溪胡适、新会梁启超继之，而子学遂风靡一世。”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则有王国维、朱自清、闻一多等人为代表，尝试借鉴西方理论方法。 在这种借鉴的尝试中，中国学者大多会反复强调民族本位的问题。1934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⑧就在同一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中也说道：文学鉴赏与批评研究“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⑨。 对于中西学术理论的结合，也有学者持非常乐观的看法。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他还用“娶妻”之喻来形容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接受：“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⑩这种论述所想象的中西文明关系，以及相关的主体位置问题，已有学者做过深入的分析(11)。梁启超的乐观论调，无意间掩盖了中西话语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正成为近年来很多学者讨论的问题。 在回顾朱自清的“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之语时，张健以非常谨慎的态度说道：“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的关系是中国文论研究近百年来面临的核心问题。近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借镜西方，尽管借镜的对象不同；我们也一直努力探求中国文论的本来面目。两者之间如何结合，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12)罗钢则尖锐地指出，王国维的“境界”“自然”“不隔”等概念，其实源于近代西方美学，它们与中国固有的诗学传统之间是断裂的和对立的，所谓的中西诗学的融合，实际上是二者在特定历史语境的知识—权力关系中对符号意义的争夺，最终遮蔽和压抑了传统诗学的重要价值，体现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不平等关系(13)。 当我们将视野转换至海外的汉学家，发现他们更直接地置身于西方各种理论此起彼伏的语境，更容易受到西方学术理论的影响。对于如何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汉学家表现出各种矛盾的反应，初看起来与中国本土学者的情形大体类似。如黄兆杰认为海陶玮(J.R.Hightower，1915-2006)强调《文选》在文类问题上的贡献，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其受弗莱(Northrop Frye)理论的影响颇深，他说：“汉学研究当然不能思想狭隘，但是，在研究别国的文学中应该多大程度运用西方的流行理论，一直是个有争论的问题。”(14)再如，傅乐山(J.D.Frodsham)在西方文学理论甫盛的20世纪60—70年代，乐观地展望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他建议用当时盛行的语言学和文体学批评、形式主义、神话批评、存在主义批评、心理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等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15)。但是，李达三(John J.Deeney)就批评傅乐山将西方的浪漫主义与道教，将西方的巴洛克与佛教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轻率的做法(16)。非常有趣的是，提出批评意见的李达三，恰恰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首倡者，这一学派的目标正是调整西方文学理论，用以阐释中国文学。 从根本上说，汉学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和中国本土学界的情形一样，都是学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但是，西方汉学家的心态，不同于梁启超式的中华文明与“西方美人”联姻，他们(除少数华裔汉学家外)也不会有“借镜西方”式的民族本位的焦虑。因此，考察西方汉学家的反应，又有其特殊意义。尤其在美国汉学界，各种西方理论的影响更为明显，这种影响又与汉学转型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二 汉学典范转移及其方法论问题 美国汉学，是欧洲汉学的延续，也是对欧洲汉学的超越。台湾学者陈珏曾以汉学“典范大转移”来描述从欧洲汉学到美国汉学的演变历程。他说：“汉学研究的主流，在二次大战前后，出现了一场从欧洲为代表的‘典范’，到美国为代表的‘典范’的大转移(paradigm shift)。”具体地说，在19世纪末，“汉学是‘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与‘古典学’(Classics)等科系为邻，同属于‘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科的发展，“战后的美国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重整过程中，‘汉学’摇身一变，从一门主要与‘古典学系’等科系为邻的‘冷学问’锐变为跨学科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中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热学问’，与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艺术史系、比较文学系、地理学系、宗教系有复杂交涉，其所跨越的学科，已远远超出了‘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的范围，而开始进入‘社会科学’更开阔的新领地。‘中国研究’的对象关怀，也从以前的‘古代’为主，渐渐转到了‘古’‘今’并重，甚至‘近现代’为主”(17)。 美国汉学从“古典学系”旁支的“冷学问”，锐变为跨学科的“区域研究”的“热学问”，是在与西方各个现代学科的紧密互动和融合中逐渐完成的。1964年3月，美国的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第十六届年会特设了一个“中国研究与现代学科”(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的小组讨论，讨论文章后来发表在《亚洲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18)。这些文章，围绕着“汉学”的名与实，“汉学”如何发展等问题，提出走出传统“汉学”的藩篱，融入现代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中。 对于美国汉学界20世纪60年代的这场争论，余英时在近年的访谈中回顾道：“这不止是名词之争，而代表了研究取向的重大改变。”也就是说，“从前汉学是和西方学术主流比较隔阂，只与所谓‘东方学’挂钩”。但是，“大概自六十年代起，学术风气开始转变了，研究清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文化和历史也融入了西方各人文及社会科学的主流之中，旧的‘汉学’便在新潮流中逐渐淹没了”。总之，“在研究取径上，理论先行是一个显著的新动向。恰好近二三十年西方人文社会学界的新理论层出不穷，文学界更是热闹”(19)。 余英时所说的“理论先行”，触及汉学典范转移背后的方法论问题。融入现代学科、采用现代学科的理论方法，可谓是美国汉学的基本特征。对西方新兴理论的及时吸收，是美国汉学经历典范转移之后的一个重要特色。 余英时特别指出，西方各种新理论的发展，在“文学界更是热闹”。张隆溪则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描述了汉学转型过程中的北美中国文学研究与西方理论的互动。他指出：“自60年代以来，尤其在美国各大学的文学研究，毫无疑问都受到各种批判理论的影响，而这些理论的基础是欧洲大陆的各派哲学，尤其是法国的哲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主流的氛围中，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也逐渐在发生变化，而打破人数不多的专门学者的小圈子，使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有更广泛的意义，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则正是这变化的基本趋势之一”。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源自“外在的理论压力”带来的挑战(20)。 在20世纪60—70年代汉学典范转移的氛围中，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经历了根本的变革——这个变革在比较保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是相对缓慢的。傅汉思(Hans H.Frankel，1916-2003)是这场变革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生宇文所安称他是一个“文雅的革命家”，并说：“他令他的学生们认识到，除了重要的汉学家之外，这个研究领域也应该考虑欧洲和美国的主要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21)傅汉思的代表作《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大量借用西方的主题研究、原型理论，推进了中国古典文学与欧洲文学传统的对话。 刘若愚(James J.Y.Liu，1926-1986)与西方新兴理论有着更多互动，他是美国汉学界最早感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挑战并积极回应这种挑战的学者之一。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中，刘若愚总结了西方近期中国文学研究的趋势，归纳出四个特点：一是中国文学研究在数量上的迅猛发展；二是中国文学研究自身成为一个学科，而不仅仅是汉学的一部分；三是对中国文学各种文类和各个时期的关注；四是各种批评方法的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点和第四点。刘若愚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不再依附于传统欧洲汉学所一贯依赖的语文学(philology)和历史学，而是要研究中国文学的内在特性。这个判断，和美国汉学的整体转型在方向上正好是一致的。刘若愚还把这个转型和对各种批评方法的运用联系起来，所谓的各种批评方法，就是西方新兴的各种文学理论。刘若愚在文章中还指出，将西方的新兴理论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三个很好的结果：一是“它为中国文学带来新鲜的观点”；二是“它将中国文学置于更广阔的视角”；三是“它使中国文学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刘若愚进一步补充道：这些研究使得“西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学者最近都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并且很感兴趣”(22)。刘若愚本人就与当时活跃于文学理论舞台中心的西方学者们有着密切的交往和互动，比如法裔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德裔阐释学学者Kurt Mueller-Vollmer等人，刘若愚曾将自己研究中国文学的文稿送给他们阅读，并充分吸收他们的批评意见。 对西方新兴批评理论做出回应，可以使中国文学“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并且令“西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学者”都“关注中国文学——并且很感兴趣”，这可以说是很多汉学家的潜在动机。然而作为一个华裔汉学家，刘若愚在这个动机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焦虑。他曾描述他自己“试图向西洋读者解释传统的中国文学”时所感受到的双重焦虑：第一，他是一个用英文写作的中国批评家，“以英文写作的法国或德国批评家，能够假定与他的读者共有一种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不必感到与他本国的文化断绝，然而以英文写作的中国批评家却无法在他试想解释的作者、作为批评家(兼为读者与作者)的自己以及他的读者之间，假定有不仅关于文学，甚至关于人生、社会和现实的共同知识、信仰和态度”；第二，他又是一个远离中国的美国汉学家，“由于过去数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巨变，他也不能自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化现象中的一部分”(23)。 刘若愚的第一个焦虑，是怕自己作为一个“用英文写作的中国批评家”，无法在自己的研究与西方的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共通的知识背景和文化信念。他的第二个焦虑，是怕自己作为一个身处“当代中国文化”之外的美籍学者，无法使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的中国建立一种实际的关联。正是通过运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刘若愚找到了克服这双重焦虑的信心，他说：“这样的批评家仍然能够享有当然的入场权(entrée)，进观中国过去的文化，而且，由于融会了一些西方的文化，其立场反而可以阐明前者而对后者有所贡献。”(24)充分借用西方理论，既可以令更多的西方读者在他的研究中找到潜在的文化联系，也可以证明自己对于推进中国文化的贡献。 将中国文学传统向西方理论打开，会带来新的视角，也可能会扭曲中国传统。这就产生了新的焦虑。刘若愚一再申明他对于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抱有谨慎的态度，他说：“不能将纯粹起源于西方文学的批评标准完全应用于中国文学，这应该是显然自明的道理。”(《中国文学理论》，第6页)但是，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还是遭到了施吉瑞(J.D.Schmidt)的严厉批评，被称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抱有多重焦虑的刘若愚，对于这样的批评最为敏感。他立即给刊物的编辑写信，进行辩驳，并说自己只是希望中国文学“在西方被阅读、被处置、被研究和被欣赏，就像西方文学与批评一样”，希望“用说英语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把中国的文学和批评推荐给他们”(25)。 施吉瑞代表着北美汉学家的另一种立场。很多研究古代中国的汉学家，对于西方理论的接受是比较谨慎的，传统汉学研究方法(即语文学方法)是他们的基本训练，因此他们对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心存戒惕。薛爱华(Edward H.Schafer，1913-1991)的言论颇具代表性。1982年他在科罗拉多大学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庆典中，作了题为《何谓汉学？》的演讲。薛爱华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美国东方学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编辑时，曾提出不要再用sinology和sinologist这些名称，因为它们会混淆不同的学科，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汉学家”等同于“中国问题观察家”(Chinese watcher)，后者包括“新闻记者、评论家以及任何对现代中国发表意见的人”。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薛爱华强烈呼吁保留sinology一词，更要求在其本义上使用，即“对于中国语言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古代汉语文献的研究”。 这个转变，其背景正是西方理论对汉学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薛爱华强调说：“汉学就是语文学(philology)，研究中国的语言遗存物——即中国的文本。”他批评了当时美国汉学界的新趋势，认为美国汉学主流有三个方向：一是社会史专家的中国研究，二是文学家的中国研究，三是人文史专家的中国研究，而在第二类研究中，充斥着“一种松散的美学主义”(flaccid estheticism)，并说：“奇怪的是，很多人相信人文学者应该研究诸如‘美’‘灵魂’‘表达’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些词都很抽象。”他指出，人文学者应该“关心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东西，关心个别的东西而不是普遍的东西”，因此“语文学可以帮助我们接近文学——尤其是古代的文学”。薛爱华提到文学批评时说：“语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他同时又说：“文学批评基本上是一种文献批评。”所以，他所说的文学批评其实还是一种文献学。对于薛爱华来说，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尽管有很多煞费苦心的、经常只是很时髦的研究活动——尤其在美国和日本”(26)。 薛爱华与刘若愚，正好代表了两种相反的立场。前者竭力维护传统汉学研究的地位，强调中国文学研究的根基在语文学。相反，后者反对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甚至宣布：“近来有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至少在美国)，那就是承认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学科，而不是汉学的一部分……这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学批评家或文学史家，而不是汉学家，虽然他们并不轻视其它学科(如语文学和史学)的重要性，这些学科在传统上被放在汉学的名下。”刘若愚还尖锐地说：“语文学家、历史学家或其他人，当然可以自由地采用文学作品作为其材料，但是他们的研究并不是文学研究。”(27)强调“文学研究”本身的价值，强调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价值，越来越为北美汉学家所接受。如李奭学评论余国藩(Anthony C.Yu)的研究指出：“即使是在《〈西游记〉的叙事结构与第九回的问题》这篇看似‘乾嘉复辟’的文章中，余教授着眼所在，与其说是版本考证，还不如说是利用西洋批评观念印证他的观察。”“亚里士多德首倡的有机结构说，显然隐伏在全文背后。陈光蕊故事是否属《西游记》原本的问题，非关重要，‘叙事结构’的完整与作者照顾细节的卓越能力，才是余教授命笔所寄。”李奭学认为余国藩的“批评家的慧眼又强过版本学家的探索”(28)。 可以看出，在北美汉学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传统汉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之争的核心问题，在于方法论的不同：前者运用传统的语文学，后者运用新兴的文学理论方法。很明显，前者的长处在于语言与文献工夫，但忽视审美维度，易变成资料长编；后者的长处在于角度新颖，但是易产生牵强附会、忽视文献的弊病。 三 “理论爆炸”：从解构主义到后殖民主义 20世纪后半期是各种文学理论粉墨登场的时代，正如余英时所说，“恰好近二三十年西方人文社会学界的新理论层出不穷，文学界更是热闹”。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之后，随着解构主义及其他法国理论在美国的传播，各种新兴文学理论令人目不暇接。因此Gerald Graff形象地将其描述成一个“理论爆炸”(theory explosion)的时代(29)。Hazard Adams也形象地将其描述成一个“理论铺天盖地的时代”(an age of wall-to-wall theory)(30)。“理论爆炸”和“理论铺天盖地”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文学理论越来越膨胀，慢慢地不再局限于文学研究的特定问题，而是从文学研究起步，侵入到所有人文研究的基本问题。卡勒(Jonathan Culler)在一本介绍文学理论的著作中指出，理论已经从特定的某种文学理论演变成纯粹的、无所不在的理论，他说：“在近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有许多关于理论的讨论——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这可不是指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是纯粹的‘理论’。”所以，改变文学研究面目的已不是具体的某种文学理论：“我们被告知，‘理论’已经使文学研究的本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说这话的人指的不是文学理论，不是系统地解释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分析方法的理论。”卡勒为这种纯粹的、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被称为理论的作品的影响超出它们自己原来的领域。”(31)近年出版的《理论的帝国》一书，就在导论中区分了三种理论：一是“作为众多理论方法中的‘一种理论’”('a theory' as one approach among many)，二是“作为人文学科的概念系统的‘理论’”('theory' as a system of concepts employed in the humanities)，三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无所不在的实践的‘(大写)理论’”(Theory as an overarching 'practice' of our time)(32)。 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美国形成“爆炸”效应的各种文学理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批判西方自现代以来的基本观念(如理性、真理等)，代表了一种后现代理论的趋势。因此，Anne Birrell在介绍汉学界如何运用西方理论的文章中，就用“爆炸”和“后现代理论”等词来概括各种新兴理论概念，她说：“在过去十年中，汉学界出现了一种研究兴趣的爆炸，那就是大量地将后现代理论运用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各类作品中。这反映了西方文学研究的转型，即从哲学、修辞学、美学的传统人文学科向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的人文科学转型。”文章指出，这一转型是对传统的突破和断裂，“它源自70年代人文科学巴黎学派的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拉康关于自我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德里达的文本解构理论”。总的来说，“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汉学家，在最近的著作中出现一种引人瞩目的倾向，那就是乐意去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概念、方法和术语”(33)。 齐皎瀚(Jonathan Chaves)也将这些新兴理论称为“后现代理论”，他这样描述新兴理论对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我是一个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者……但是我可以说，我的研究领域，正如今天的其它人文研究领域一样，已经被各种文学理论方法所渗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以及福柯的性别与身体批评。”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一个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时，他的同学和同事，就劝他阅读福柯和德里达。然而，齐皎瀚表达了最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福柯、德里达的文学理论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34)。 在1990年美国的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圆桌讨论上，齐皎瀚表达了更为具体的反对意见，他对余宝琳、宇文所安用解构主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做法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余宝琳、宇文所安的根本问题就是在研究中有太强的倾向性，有“一种太急迫的冲动，急于去坚持或证明某种理论的正确性”。因此他在这篇发言文章的题记中写道：“我们越来越多地只是认识我们自己。”齐皎瀚认为，余宝琳的《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对意象的关注远远少于对隐喻和讽寓的关注。更确切地说，她对文学的关注远远少于对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关注。余宝琳过分强调中国的一元论和西方的二元论的对立，其思想背景是现代西方理论对形而上学的离弃。齐皎瀚尖锐地指出，宇文所安的《迷楼》“为德里达狂热思想的信徒们，敞开了中国诗研究的大门”。虽然宇文所安在书中没有用解构主义的任何术语，但是此书的基本思想来自解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本解构主义理论教条的课本。最终，“我们——不是公开地，而是隐蔽地离开了文学的天地，走向了哲学的领域”(35)。由此可以看出，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受到新兴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齐皎瀚文中的“妖魔入侵的形象和反理论的强烈情绪，都恰好证明了中国文学研究正在受‘理论爆炸’的影响”(《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27页)。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在宇文所安等人的著作中，表现出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以西方理论为立足点，另一方面又极力抹除西方理论的痕迹。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曾在解构主义的大本营耶鲁大学读书与任教，解构理论对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余宝琳就指出，宇文所安不仅“纠缠于伽达默尔、费什和伊瑟尔等西方理论家关心的阅读和解释问题，而且他对解构主义的推崇也充斥于”(36)他的书中。但是齐皎瀚发现，虽然宇文所安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都来自解构主义，我们却几乎不能在宇文所安的书中找到任何解构主义的术语和概念。其实，刘若愚早已指出这个特别的现象，他说宇文所安的《世界的征兆：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一书用了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伊瑟尔(Wolfgang Iser)、费什(Stanley Fish)、布鲁姆(Harold Bloom)、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的理论，但是书中并没有点明这些人的名字。刘若愚甚至建议宇文所安应该列出西方理论的书目(37)。 再看宇文所安本人的陈述，他曾公开反对借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并试图撇清他和解构主义的关系，他说：“西方诗学的概念词汇可能会微妙而严重地扭曲中国诗学。”并宣称自己对“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38)都没有半点拥护。这些陈述，恰好和刘若愚在20世纪70年代的情形构成一种对比：刘若愚想极力证明，中国文学研究之所以能摆脱传统汉学而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因为它采用了现代文学批评的方法和视角，因此他常常特别申明他与西方文学批评家或美学家的沟通和交流。 虽然宇文所安极力抹除西方理论影响的痕迹，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又尝试将这种影响描述成一种非刻意的、出乎意料的、自然产生的过程。他用自己的教学经验来说明这种自然产生的过程。宇文所安说，他在耶鲁大学任教时，有一个学期同时教西方文论史和中国文学理论两门课，正巧两门课被排在同一天。他本来相信“在一种传统自身的背景中理解其文本是明智的”，因此他从一个教室走向另一个教室时，总是试图尽快忘记刚才所讲的东西。但是，他最终发现：“既然是同一个人——我讲授两种传统(我无法在大脑中筑起一堵墙)，彻底的隔离是不可能的。虽然我没有硬要作什么比较或提出什么观点，我对每一种传统的文本的理解仍无法避免受到另一种传统的影响。”从这个发现，宇文所安提出：“由于被迫在一个广阔的领域内进行研究，一些意料不到的联系和联想就形成了……这里所说的不是‘比较文学’……这里所说的却是联想和意料不到的观点自然产生的方式。”这种“自然产生的方式”是一种最理想的方式，“当这种方式处于最佳状态时，它能为中国文学提供新颖的观点，既不离奇，也不牵强”。宇文所安在此强调，他的研究不是“比较批评”，也不是将西方的理论“运用”于中国传统，因为“后者很可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39)。 在一次访谈中，宇文所安再次强调自己不是在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强调一种“自然产生”的中西融合的状态，他说：“在美国，确实有些学者在尝试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但是否有用，是否成功，还在未知之数。至于我本人，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考察中国文学时，是否采用了中国的角度，或‘西方’的角度。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混合体。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学者读了我的著作，总是说我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而当我研究美国或欧洲诗歌时，那些领域的学者又总是说我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说话。”(40)宇文所安在这里也描述了一种介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立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他站在西方；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又是站在中国。在这种描述中，看不到刘若愚那种海外华裔汉学家的焦虑。但是，当宇文所安极力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一种“自然产生”的“混合”时，又何尝不是一种焦虑的反应呢？ 刘若愚当年只用了一种简洁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焦虑：“不能将纯粹起源于西方文学的批评标准完全应用于中国文学，这应该是显然自明的道理。”时过境迁，二十多年之后，宇文所安面对的环境已经不同，因此表述也很不相同。宇文所安则说，将西方的理论“运用”于中国传统，“很可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在这种表述的背后，其实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刺激，促使西方学界从更深的层次来重新思考东西方关系。 正是出于这种刺激，余宝琳(Pauline Yu)也采用了与宇文所安相类似的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表述，她说：“从新批评以来的大多数西方文学批评方法，都难以在中国批评传统中找到对应物，因为这些方法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哲学及文学的预设之上。当被运用于中国文学时，能得到的最好评价是两者不相干，最坏评价则是文化帝国主义。所以，仔细考察一下，所谓的文学‘普遍性’几乎都是西方的文学普遍性。”(41)事实上，作为刘若愚的学生，余宝琳继承了从比较文学视角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路径，与西方新兴理论有密切的互动。但是，理论语境的转变促使余宝琳全面否定西方新兴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的相关性(42)。这种全面否定的态度，其本身就源自西方理论的新趋势，即对西方文化霸权下的普遍性以及西方文明的压迫性的重新思考与批评。 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面世之后，美国的东方学和汉学界马上做出了回应。《亚洲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在1980年第39卷组织了一期专栏，专门讨论“东方主义”。曾经坚持传统汉学研究方法的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也很快接受了东方主义的讨论。他在1985年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西岸会议上，作了题为《颠倒的东方主义》的发言。魏世德看到，赛义德的理论基础是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讨论，他也承认赛义德的理论有助于反思中国研究(43)。魏世德很快接受福柯、赛义德的理论，可能是他觉得这种理论提供了一种学科上的反思。 总之，后殖民主义的思考方式，迅速在北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产生影响。年轻一代的学者宣布说：“作为研究他者——时间上、空间上或种族上的他者的学者，我们不可能再无知地忽视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出的问题。”(44)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甚至认为后殖民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汉学的主流，他说：“美国汉学有主流，如果你不属于主流，在美国大学就不会有希望，比如，给我很深印象的、让人可怕的主流之一——后殖民主义，几乎完全破坏了美国汉学。”(45) 顾彬的说法，也许过于夸张。然而，正是由于后殖民理论、文化帝国批判的盛行，曾经乐观地借鉴西方理论的汉学家们产生了新的焦虑：他们一方面密切关注与吸收西方理论的最新发展(以致招来齐皎瀚的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又明确宣布将西方理论用于中国传统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并尽量用非刻意、自然产生等字眼，描述来自西方的启发。由此产生的弊病是，过于强调中国文学传统是一个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其实这个体系未必符合中国文学的本来面目，它是参照西方文学传统而塑造出来的一个完美的对应物，有着过于牵强的人为痕迹。 四 “理论终结”之后 随着21世纪的来临，曾经席卷西方人文研究的“理论”受到质疑，甚至有人宣传“理论终结”，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理论”逐渐取代了文学本身，将文学研究都变成了抽象的哲学讨论、意识形态批判、文化研究。也就是说，“很多学者都倾向于花更少的时间来讨论我们以前称为‘文学’文本的东西，而用更多的时间去讨论理论”(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p.6)。文学研究者开始反省，开始呼吁回归文学文本，于是产生了“理论终结”“理论已死”的口号。有人从五个方面来描述“理论终结”中的“理论”所指为何，其中第一层意涵就是“由各种非文学趋势(女性主义、种族研究、后殖民主义)所控制的诗学和文学批评”(46)。 理论热潮消退之后，汉学家似乎更心平气和地对待西方理论。柯马丁(Martin Kern)在概述北美的早期中国文学研究时说：“与中国明清文学和近现代文学研究，甚至与近年来中古文学研究的进展相比，早期文学研究或许还相对保守。”这个评价其实是以退为进，因为学术背景已经发生了转变：“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出现的比较文学学者和结构主义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推断，反映了用西方的模式和思维范式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愿望……这些研究方法的吸引力在逐渐淡化。”他接着充满自信地说：“相形之下，对中国文学的汉学研究以集中于语文学和历史学分析为标志，这仍是该研究领域里最有力的方法。”一言以蔽之，“中国早期文学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受到最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47)。柯马丁的判断，可视为对薛爱华《何谓汉学？》的一个回应。然而，柯马丁并没有像薛爱华那样，表现出任何对新兴理论冲击的焦虑，或许正如柯马丁所描述的那样，新兴理论的“吸引力在逐渐淡化”。 柯马丁对于传统语文学的强调，与早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密切相关，也与他自身的欧洲背景密切相关。他出生于德国，在德国完成本科和博士学业，才前往美国。他曾指出，欧洲学者和美国学者有着“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欧洲存在着一条“连绵深厚的语文学传统”；相反，美国经历20世纪中期的转型之后，即使有学者还坚持语文学方法，“他们更像是个体的声音，而非广阔学术传统的一部分”(48)。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虽然柯马丁重视语文学传统，但他的研究与传统汉学家很不同。他不谈理论，但是他特别强调方法论问题(49)。他所说的方法论，就是借鉴西方学者研究西方文明的最新视角方法，这些方法又大多受到各种理论的启发。如哈佛大学的纳吉(Gregory Nagy)研究荷马史诗中的作者观念时，承认自己受到福柯《何谓作者？》一文的影响(50)。纳吉的论著，对柯马丁研究中国早期的文本性及书写问题，有一定的启发。在讨论《史记》中的“作者”概念时，柯马丁也引用了福柯的理论，认为作者不是文本的起源，而是文本的功能，即通过界定作者来给文本赋予具体的意义，限定一篇文本被阐释的可能性(51)。 在这样间接、曲折的影响中，我们还是看到了理论的身影。其实，“理论终结”也并非完全抛弃理论。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新著《理论之后》中指出：“如果有人觉得本书的题目暗示了‘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轻松地回到理论产生之前的纯真年代，那他们将会失望。”(52)卡勒甚至说：“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身处理论之中——不管我们拥护它还是反对它。”(53)也就是说，很多新兴理论提出的问题与方法，已经融入西方人文研究之中。 如何处理传统汉学方法和新兴理论方法的关系，在年轻汉学家身上依然是一种隐约的焦虑。田晓菲概述北美的中国中古文学研究时说：“年轻一代学者虽然对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感到不屑，却又往往缺乏‘文学研究’(literary studies)的专业训练(disciplinary training)。因此，北美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目前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突破固有的窠臼，既保持老一辈汉学家以文本为基础的严谨治学态度，又摆脱昔日汉学缺乏思想和理论深度、见木不见林的研究特征，达到一种基本的理论水平，可以在同一个话语平台上与他国文学研究者进行对话和交流。”超越传统汉学方法，达到基本的理论水平，就很难绕开曾经影响了整个人文学科的后现代理论。田晓菲的解决途径，是认为传统汉学的语文学方法和后现代理论殊途同归，可以从另一条途径获得理论深度：“真正做到家的语文学，其实和后现代理论相去并不远，因为它意味着对很多‘常识性’的观点和信仰提出质疑与挑战。”(54) 这种焦虑的继续，与汉学在整个西方学术体系中的处境有直接关系。柯马丁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他不仅强调方法论，还强调比较视野：“想要理解中国古典文学，就必须要具备更鲜明的比较视野。”其原因在于，他的著作是为西方读者而写，这些读者除了西方的汉学同行，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其他人文领域的学者，因此他必须要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一个知识、理论的共同标准之上”，要引用欧美思想甚至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已经被接受为我们的人文传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些人文传统的共同话语中，我才能够向我的听众们言说”。柯马丁还从汉学学科的现实处境，强调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东亚研究系不是存在于真空中……我们必须要向其他领域的同事，要向我们的行政部门解释我们工作的意义……我们必须能够说相同的知识语言、方法论语言……否则，我们就无话可说，我们就要面临自我边缘化的重大危机。”(《认同与方法：什么是国际汉学？》) 五 焦虑与启示 综上所述，西方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关系，在北美汉学界之所以造成各种形态的焦虑，其根本原因在于汉学本身的发展与学科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在矛盾和困境。汉学作为一门在欧洲诞生的学科，本是东方学的分支，重在历史语言的研究，其方法论是德法学者所擅长的语文学，中国文学研究在欧洲汉学中地位本不高(55)。汉学重镇转移到北美之后，试图超越欧洲汉学传统，逐渐突破了东方学的限制，融入现代学科体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此获得了新的学科定位，必须面对西方文学研究提出的理论问题。“传统的汉学研究在西方学院的大环境里，从来只是一个很小的边缘学科，虽然也有不少专家，取得一些成果，但总的来说，那是一个专门而又专门的学术领域，与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毕竟有相当距离”，在汉学典范转移与学科定位调整之后，“如果完全不与其他文学研究展开对话，不超出专题研究的局限，不讨论带普遍性的理论问题，那么在更大范围的学术研究环境里，就始终只能是狭小的边缘学科”(《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第17页)。这种“狭小的边缘学科”的困境与焦虑，促使北美汉学家越来越重视西方最新理论方法与学术话语的发展。 然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西方最新理论方法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与内在的矛盾。余英时指出：“受现代理论启发的新一代学人比较能提出有刺激性的问题，可能引人入胜，但如果文本的基础不稳固，或理论与原始资料之间的距离太远，则不免流于奇谈怪论一途了。”(《余英时访谈录》，第80页)很多追求时髦理论的汉学著作，表现出理论先行、曲解文献的弊端。同时，在西方的理论界，批评东西方不平等话语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后殖民主义开始盛行，于是很多汉学家自然而然地采用这种视角，反省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然而，此类研究常常在表面上强调西方理论无法套用于中国文学传统，实质上却是以西方为模型，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假想的对立物，这种中西对立迎合了批判西方话语霸权的期望，因此同样表现出理论先行的弊端。在这段北美汉学史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根本的困境：研究古典中国是否能用西方新兴理论，形成了最初的焦虑，为了学科的发展不得不重视西方理论，由此又产生新的焦虑，即如何平衡西方话语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如果过于突出中国文学传统的独特性，可能又会堕入后殖民理论的先入之见。一般说来，优秀的汉学著作，大多试图较好地结合传统语文学方法与新兴理论视角，兼采语文学的文献工夫和西方理论的问题意识。 国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情形与此很不同，却又存在着类似的困境。在中国人文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来就不是“狭小的边缘学科”，没有北美汉学家式的焦虑，传统文献方法始终保持着权威地位，西方理论偶被采用，整个领域似乎也波澜不惊。无疑，国内学者采用传统方法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也赢得了海外汉学家的尊重。然而，没有了“狭小的边缘学科”的焦虑，会令学者缺乏危机感，不太关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中易出现因循局限的弊病。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曾说：“讲中国学问没有中国训练讲不深入，但没有世界眼光也如坐井观天，永远讲不开敞，也就讲不彻底。”(56)虽然措辞颇为激烈，但其强调中国传统训练与世界学术眼光并重，是不容置疑的。朱光潜则以不同的表述揭示了同样的道理：“在现代，一个人如果只读中国书，他的见解难免偏狭固陋，而且就是中国书也不一定能读得好。学术和其他事物一样，必以比较见优劣，必得新刺激才可产生新生命。”(57)所谓的“世界眼光”“以比较见优劣”，并非要把所有题目都做成比较研究，而是希望能在更大范围的学术语境中，关心普遍性的问题。 不过，如前所述，现代化进程是20世纪的根本规律。国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实也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之上，其基本体系和方法都产生于20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58)。时至今日，也有越来越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关注西方学术理论的最新发展，接受西方新兴理论的启发，性别研究、新文化史等西方理论方法不断为古典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动力。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困境，跟随西方理论越紧密，越容易出现牵强附会、隔靴搔痒的弊病。 于是，中国学界也开始反思西方学科分类、西方学术话语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比如，很多研究者指出，来自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分，扭曲了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西方现代的纯文学概念遮蔽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本来面目。各种新兴理论，当然更是西方语境的产物。总之，西方的理论方法，并非具有天然的普遍性。不过，从北美汉学发展的梳理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反省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固然重要，如果过分坚持中国传统的独特性，是否会陷入一种绝对的中西对立之中呢？ 对于西方学术理论，明智的态度当然是：“不轻视理论，但也不肯随便跟着新理论起舞，一切要看某一理论是不是恰好对我从大量文本中所观察到的特殊事象具有照明的作用。”(《余英时访谈录》，第80页)然而，在这个“理论终结”的时代，在这个需要反省话语与霸权的时代，如何带着“世界眼光”，在新兴理论方法的“新刺激”中，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找到“新生命”，将是海内外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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