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地记与文学书写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55 未知 马燕鑫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魏晋之时兴起了地记这一著述形式，其内容兼有人物传记与地理风俗两大部分。魏晋地记编撰的繁荣，对当时文学创作的观念、题材、修辞等方面均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地记编撰中所形成的文化意识和观察视角，潜移默化地重构了作家的创作思路和体物方式。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地记学者的文学作品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地记的内容和格局。这些作品在创作动机和题材上将地记与文学融合起来，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魏晋六朝文学与地记存在着密切关系，它们是魏晋时代文化同一性的不同表现形式。 关 键 词：魏晋六朝文学/地记/文学书写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项目编号13&ZD1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燕鑫，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东汉藻丽文风与张衡的文学实践》等。 地记产生于东汉，魏晋以来出于门阀制度的需要而大量涌现，其内容兼有人物传记与地理风俗两大部分。关于地记的文学性特征，现代学者有着较多的研究：如地记具有山水化与文学化的特点①；地记写作注重山川景物的描写与轶事传闻的记述②；地记内容具有小说化的书写特征③；在文体演变上，晋宋地记中优秀的山水散文是我国古代山水游记的重要渊源④。以上研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六朝文学对地记的深刻影响，然其所关注的多在地记的文学化，而对文学的地记特征，或者说魏晋六朝地记的编撰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则留意较少，相关研究也尚显不足。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其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均会呈现出相似相通的特色。因此，从文化同一性的视角，进一步揭示魏晋文学与地记息息相通的特征，无疑对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特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魏晋地记的发展及其内容 地记是方志的早期形式，是随着汉代以来世家豪族的社会形态而产生的一种地方性的著述形式，之后在魏晋时期与门阀制度相结合而得到长足发展并达到空前的兴盛。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为表彰家乡南阳，诏作《南阳风俗传》，随后“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⑤。这些书的具体内容现已不知其详，《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于“杂传类”小序中言及，则其应当主要记述人物，而地理风俗等题材的比重或许略少。到东汉末年，圈称撰《陈留传》已经兼记人物与地理。《隋志》于“杂传类”著录圈称《陈留耆旧传》两卷，“地理类”又著录其《陈留风俗传》三卷。据姚振宗考证：“此《风俗传》与《耆旧传》本为一书，前世著录家乃分出《耆旧传》二卷入杂传，而此连《风俗传》并入于地理，务欲各充其类故也。”⑥尽管姚氏的考证出于推断，但从书名可以看出，圈称的书不仅有人物，也有所谓风俗，亦即地理、物产等内容。类似情况在《隋志》中还有其例，比如东晋江敞所撰《陈留志》十五卷，《隋志》归入“杂传类”，而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了十三条，所记历史遗迹均为地理方面内容。如“尉氏”下注：“有陵树乡，北有泽，泽有天子苑囿，有秦乐厩，汉诸帝以驯养猛兽。”再如“酸枣”下注：“城内有韩王故宫阙。”“祭城”下注：“有蘧伯玉墓及祠。”⑦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地记兼载人物与地理风俗的应不在少数，并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体例。 魏晋以来，因为门阀制度的兴盛，出于仕宦、经济、婚姻、荣誉等各方面的原因，于是地记著作大量涌现⑧。门阀的两大要素为人物与郡邑，为了显示“人杰地灵”，地记对本郡的乡贤耆旧、家族英才与山川物产、民情风俗两个方面特别重视。《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述王武子、孙子荆的对话可以说是当时地记内容的总纲，书中记载道：“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  巍以嵯峨，其水 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⑨王、孙二人所言虽非针对地记而发，但却无形之中透露出魏晋时期人物与地理在门阀意识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当人物与郡邑相互关联结合并同时成为评价门第贵贱高低的标准时，包含郡邑与门望的“郡望”观念便应运而兴，而郡望观念反过来又进一步决定和强化了地记的相应内容。魏晋南北朝地记数量繁多，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其内容恰恰包括人物传记与郡邑地理两大部分。人物传记一部分记载全国范围内的不同类型人物，如先贤传、孝友传、良吏传、名士传、文士传、高士传、逸士传、忠臣传、列女传、高僧传等，主要属于类传。除此之外，记载某一地区人物的传记，有《兖州先贤传》《徐州先贤传》《交州先贤传》《益部耆旧传》《鲁国先贤传》《楚国先贤传》《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济北先贤传》《襄阳耆旧记》《会稽先贤传》《吴先贤传》《长沙耆旧传赞》《武昌先贤志》等。同时还有记载某一姓氏的家传，如《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褚氏家传》《江氏家传》《庾氏家传》《裴氏家传》《虞氏家记》等⑩。 而地理类著作，记风俗者如《风土记》《陈留风俗传》《北荒风俗记》；记物产者如《南州异物志》《发蒙记》(原注：束皙撰。载物产之异)、《凉州异物志》；记山川者如《衡山记》《居名山志》《永初山川古今记》《汉水记》；记建筑者如《洛阳伽蓝记》《京师寺塔记》《圣贤冢墓记》；又有图经，如《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幽州图经》；更多的是地记，如《吴郡记》《京口记》《会稽记》《豫章记》《巴蜀记》《湘州记》《淮南记》等等，至于陆澄《地理书》所收一百六十家及任昉《地记》新增八十四家，《隋志》未另著录，可见这类地记著作数量之大(1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隋志》分为杂传与地理两类著录诸种地记，其实这两类著作的内容并非畛域分明，而是呈相互糅杂、兼收并蓄的形态。如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五卷虽著录于“杂传类”，但其内容却是“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12)，即人物传记外还包括山川城邑等地理内容。相同例子还有上文江敞的《陈留志》。同样，“地理类”著作也并非仅载地理，同时还收载了人物传记，如荀绰《兖州记》载闾丘冲传，张资《凉州记》载张天锡传(13)，均是其显例。因为地记内容兼有人物与地理内容，所以史志著录时往往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如三国吴朱育《会稽土地记》，《隋志》著录于“地理类”，而《旧唐志》作《会稽记》，著录于“杂传类”(14)。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旧唐志》“地理类”著录北魏刘芳的《徐地录》，《魏书》本传作《徐州人地录》(15)。从书名上可见所谓地理类著作，其实还包括了人物传记，刘芳的著作为此提供了一个力证。这种兼载地理与人物的体例，虽然与前此的史地著作不同，但却是魏晋地记的突出特点，而后世方志的著述体例正是由此开创的。 在魏晋人观念中，人物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人物必以山川地理为骨肉，山川地理也必以人物为灵魂，二者共同表现某一郡邑的风俗。汉末会稽太守王府君闻此地“旧多英俊”，因问功曹虞翻识其人否。虞翻之答语，先述会稽星野，次叙山川疆域，再称物产殷饶，继而曰“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系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16)。可见人才英俊必以山川地理为依托。同样，言地理风俗也必须与人物相结合。《晋书·夏统传》：“(贾)充使问其土地风俗，统曰：‘其人循循，犹有大禹之遗风，大伯之义让，严遵之抗志，黄公之高节。’”(17)夏统为会稽人，故所举均当地先贤。贾充所问“土地风俗”，而夏统答以本郡耆旧之高风美范，可见言土地风俗，亦不能脱离具体人物。魏晋地记中，人物与地理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共同组成地记这一新型著作的内容。 二、魏晋六朝文学的地记特征 魏晋地记编撰的繁荣，对当时文学创作的观念、题材、修辞等方面均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地记编撰中所形成的文化意识和观察视角，潜移默化地重构了作家的创作思路和体物方式。由此，二者共同成为魏晋六朝文化独特内涵的重要部分。 在写作观念上，地记对文学的陶染之巨，其表现最具代表性的是《三都赋》。左思《三都赋序》曾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的大赋所存的缺点是“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针对此前赋家的夸饰之失，左思提出了“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的“征实”创作理念(18)。司马相如等人在大赋中广列异物，自有其原因(19)。但之所以到左思才改变汉代赋家的写作方式，不仅仅是大赋题材选择和修辞手法的不同，更是两个时代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转变。左思《三都赋》之所以强调“征实”，强调物产要与地理相符，便由于地记载述一地之事时，必须本着“地方性”的原则，不能越境而书。因此《三都赋序》最后又提到“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引经据典来说明“征实”的合理性。所谓“任土作贡”“辨物居方”，正是魏晋地记以及后来方志撰述的基本原则。左思的这个主张得到了当时学者的应和，卫权《左思三都赋略解序》便以“品物殊类，禀之图籍”为该赋“可贵”之一端(20)。卫权对左思赋的褒扬，绝非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之感，而是魏晋时期地记编撰导致大赋创作观念转变这一时代背景下不约而同的反映。从此，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等物非其地、夸饰失实一类的大赋，在左思之后的辞赋创作中基本绝迹。 除了文学观念，魏晋地记对六朝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题材内容方面。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物产的叙写。物产与地望的联系最为天然，最为密切，因此对于地理的重视自然会表现为对物产的宣扬。郭璞撰《盐池赋》，因其为河东人，而解州的盐池又名闻海内。出于对其郡邑的誉美，故取盐池为赋。地记载录物产，目的在于颂其土地之美。《盐池赋》云：“若乃煎海铄泉，或冻或漉，所赡不过一乡，所营不过钟斛，饴戎见珍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岂若兹池之所产？”(21)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解州盐池的颂美之意，与地记的宗旨毫无二致。 魏晋地理书中还有一类记载异域物产的“异物志”，如束皙《发蒙记》、嵇含《南方草木状》、佚名《凉州异物志》等。该时期的一些咏物题材的文学作品正可视为诗赋化的异物志。如张载诗云：“大谷石榴，木滋之最。肤如凝脂，汁如清濑。江南都蔗，张掖丰柿。三巴黄甘，瓜州素柰。凡此数品，殊美绝快。渴者所思，铭之裳带。”(22)写了五种各地的果品，这种以类相从的写法，犹如一篇“嘉果志”。在“七”体作品中，一般都有专写饮食美味的篇幅。枚乘《七发》开其先河，曹植《七启》、张协《七命》皆其名篇，三作均收入《文选》。对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枚乘仅罗列肴馔名目，而曹植，尤其是张协，则在列举名目的同时，还点明其产地，如《七启》“臛江东之潜鼍，  汉南之鸣鹑”、《七命》“灵渊之龟，莱黄之鲐”“范公之鳞，出自九溪”“商山之果，汉皋之楱”“荆南乌程，豫北竹叶”等(23)。这个特点在东汉以来的其他“七”体作品中也有体现，如崔骃《七依》“鹾以大夏之盐(原作壃，据《书钞》卷一四二改)，酢以越裳之梅”“洞庭之鲋，灌水之鳐”，张衡《七辩》“会稽之菰，冀野之粱”，徐幹《七喻》“大宛之牺，三江之鱼”(《艺文类聚》卷五七，第1024、1026、1029页)，傅玄《七谟》“炰珠崖之麋鳖，臛东海之游鼋”“苍梧之九酝，中山之醇清”(24)。之所以要说明产地，由于物产具有地域性，而对物产的地域属性的强调，正是“异物志”一类地记的特征。对特定物产进行描写的作品主要集中于咏物赋。据统计，魏晋咏物赋现知者有四百二十八篇，其中植物赋、动物赋、器物赋的数量超过一半(25)。其中所咏之物多异域之产，而为中原所稀见者，如卉果则有蜀葵、紫华、郁金、黄甘、都蔗等，鸟兽则有玄猿、龙马、果然、   等，器物则有迷迭香、车渠碗、楠榴枕、玛瑙勒等(26)。对殊方异物的关注，大多出于好奇的心理，此类咏物赋中很多有“奇”“珍”“美”等褒誉之辞，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傅咸《羽扇赋》序曰：“吴人截鸟翼而摇风，既胜于方圆二扇，而中国莫有生意，灭吴之后，翕然贵之。”(27)好奇之意、玩赏之态，溢于言表。同时代的张载、潘尼、江逌皆有《扇赋》，所咏相同。又如张协《安石榴赋》云：“考草木于方志，览华实于园畴。穷陆产于苞贡，差莫(原作英，据《类聚》改)奇于若榴。”(28)以方志所载、园畴所植、苞贡所献之物来衬托安石榴的珍奇，同样表现出作者对异国果木的爱赏之情。值得注意的是，首句“考草木于方志”，说明方志是当时文人检获草木知识的主要途径，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参考。安石榴是魏晋时期被广泛写入赋中的果品之一，作有此题的赋家还有张载、应贞、潘岳、夏侯湛、范坚诸人。再如潘尼的《琉璃碗赋》写西域之器，曹毗《鹦鹉赋》咏交州之鸟，谢瞻《安成郡庭枇杷树赋》叙南国之树等，无不以新奇的目光观照所咏之物。尽管此类咏物赋中或有作者个体情感的融入，但其对远邦物产的关注，与异物志的撰写，均反映出在国家开发边远地区的过程中，异种文化碰撞在时人心灵上激起了波澜，从而使相关文学创作也带上了鲜明的异域色彩。上文提到左思《三都赋》中的方物依据地记而写，从其注中所引书籍可见此特点。刘逵、张载及李善注引异物志之作有谯周《异物志》、薛莹《荆杨已(又作以)南异物志》、佚名《异物志》(29)，地记有任豫《益州记》、谯周《益州志》、魏完《南中记》、刘欣期《交州记》及佚名《南裔志》《玄中记》《江表传》《扶南传》《湘州记》《冀州图》等。而刘逵注中有些内容虽未标示书名，但望之即知其出于地记或异物志，如《蜀都赋》“家有盐泉之井”句，注云：“蜀都临邛县、江阳汉安县皆有盐井。巴西充国县有盐井数十。”当引自巴蜀地记之书。《吴都赋》“石帆水松，东风扶留”句，注谓：水松“出南海、交阯”，东风“出九真”，扶留“始兴以南皆有之”(30)，或出自交广等地异物志。这样的例子甚多。可见地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新题材。在对地域物产的注意上，辞赋与地记表现出了极大的相同性。 因为独特的物产是郡邑“地灵”的表现，推而广之，在说明该地“人杰”的特点时，魏晋文学常以人物与物产并举，以物产之美来衬托人物之秀。虞翻曾以所著《易注》示孔融，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31)将季札、虞翻与竹箭同视为东南之美。物产为一郡土地精华之所结，人物亦为一郡灵气之所钟，物产与人物其实均是郡邑的特产。将人物与物产并举，实则反映了魏晋时期地记编撰中，人、物与土地血脉相连的思想观念。再如张华《与褚陶书》比吴郡的二陆、顾彦先、褚陶为南金，庾阐《荐唐  笺》视泉陵(今湖南永州)的唐 为五岭之桂林、南荆之杞梓，均是以其人郡邑的物产相譬(32)。王韶之《赠潘综吴逵举孝廉诗》“东宝惟金，南木有乔”“美哉兹土，世载英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第1187页)，同样将物产与人物联系起来。而庾阐更说：“夫以卉木之盛，犹载在方志，况千里之朝，怀其良彦，而使人滞于常流，莫登于龙津者乎？”明白地提到“方志”，尤能揭示人物与物产在地记方志中的类似地位。此外，同样是称扬会稽的贤士，班固《荐谢夷吾》谓其“出自东州，厥土涂泥，而英姿挺特，奇伟秀出”(33)，土地与人物呈分而为二的形式，而非灵气相通、贯注为一的状态，与孔融等人的观念殊为不同。这也是因为魏晋地记的发展对文学心理及文学修辞形成了异于前代的特征。魏晋地记对文学题材的拓展，还表现在地方风俗方面。这一时期的文人对风俗的兴趣明显增强，往往形诸篇咏。潘岳《射雉赋》序云：“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实善射，聊以讲肄之余暇，而习媒翳之事，遂乐而赋之也。”(《文选》卷九，上册，第139页)该赋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在《文选》中同归入“畋猎”类，但其作意完全不同。相如、子云之赋旨在讽谏，而安仁之赋则纯为叙写。尽管赋末也结以“老氏所诫”，然不过是此类赋作的习套，从其序中所言“乐而赋之”，可知该篇是他出于文笔自娱的一时兴到之作。魏晋六朝文学中，时令节日等民俗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与地记的记述呈现出时代的一致性。对于风俗的描写，地记著作往往采取欣赏的心态，属于世俗题材的范畴，其道德评判的色彩很淡薄。文学作品也表现出相同的特色。比如修禊风俗，东汉杜笃《祓禊赋》、张衡《南都赋》曾有描写，宗教的成分已经淡化，民俗文化的娱乐特征十分突出。杜、张二赋很可能是受光武帝诏撰《南阳风俗传》的启发而作。此后随着地记的蓬勃发展，魏晋时期对于民间风俗愈加关注，《艺文类聚》卷四所载西晋的修禊题材赋便有成公绥《洛禊赋》、张载《洛禊赋》、褚爽《禊赋》、夏侯湛《禊赋》、阮瞻《上巳会赋》五篇，此外严可均《全晋文》辑录的残篇佚句其数尚夥。这些咏写修禊的赋作，均是出于世俗化的欣赏态度，摹状民俗繁丽盛美的景况。在诗歌方面，咏修禊的作品有张华《上巳篇》、陆机《棹歌行》、阮修《上巳会诗》、闾丘冲《三月三日应诏诗》、潘尼《三月三日洛水作诗》、庾阐《三月三日临曲水诗》、孔宁子《棹歌行》、鲍照《三日游南苑诗》等，同样描写了节日娱乐的盛况。此外，还有七夕、九日等以时令为题材的诗歌作品也数量颇丰。同时，还有咏写元正、春社、冬至、腊除的作品，元正作品如曹植《元会诗》、曹毗《正朝诗》、傅克妻辛氏《元正诗》、傅玄《朝会赋》。春社作品如嵇含《社赋》、应硕《祝社文》。冬至作品如陈新涂妻李氏《冬至诗》、傅亮《冬至》、袁淑《咏冬至诗》。腊除作品如裴秀《大腊除》、江伟《答贺腊诗》、陶渊明《腊日》。这些作品均明显地呈现了民俗欢会娱乐的色彩。王廙《春可乐》一诗更是兼写了社祭、修禊等春日风俗，其中写春社祈祭的场面，“吉辰兮上戊，明灵兮唯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树下。濯茆兮菹韭，啮蒜兮擗鲊。缥醪兮浮蚁，交觞兮并坐。气和兮体适，心怡兮志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56页)，较为细致地刻画了春社风俗的情景，其题材与趣味均是世俗化的。上述诸多作品与地记的描写同出一辙，只不过体裁不同而已。我们还注意到，关于风俗的记载在汉代的典籍中已经出现(34)，但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来表现，则从魏晋才兴盛起来。其原因便是文学题材的扩充与地记的发展同步而行，共同表现了魏晋之时对于风俗加以关注的时代风气。 魏晋以来，一些文学作品对于某地地理情况的认知视角和描写题材，也与地记若合符契。西晋车永因其外甥石季甫被选为  令，举家愁闷，故与陆云书，望其“具示土地之宜”。陆云报书“具说 县土(《全晋文》误刻作上)地之快”，分别从地理山川、农耕田猎、鱼蚌肴膳、吏治风教来陈述。这四项均是地记中的重要内容。耐人寻味的是，车永得书后答书称“足下此书，足为典诰，虽《山海经》《异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复过也”(35)。其中《山海经》《异物志》乃地理之书，《二京》《南都》则为博物之书(36)，均与地记有着极为相近的血缘关系。相似的例子还有朱超石在《与兄书》中描写其游览洛中风物的情况，提到了光武坟边美杏、洛水道路风景与大石桥、千金堤、奇井、石经碑等事物(37)。书信中所写的物产、山川、建筑、遗迹，同样是地记中的基本题材。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在描写成都的景象时，也是从地记的视角来下笔的。诗中写到物产“蹲鸱蔽地生，原隰殖嘉蔬”(蹲鸱即大芋)，建筑“街术纷绮错，高甍夹长衢”，遗迹“杨子宅”“长卿庐”，民风“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饮食“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馔逾蟹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或概括而写，或详加列举，既细致全面，又井然有序。宋文帝刘义隆《登景阳楼诗》“士女炫街里，轩冕曜都城。万轸扬金镳，千轴树兰旌”，也写到了建康的世态繁华之风，可惜此诗为残篇，不能见其全貌。再如袁淑《登宣城郡诗》“十代阙州记，百祀绝方书”，提到州记、方书，说明登临之作的创作意识与地记方志的密切关系。无论是陆云、朱超石的书信，还是张载、刘义隆的诗歌，其篇幅均不长，而能较为详备地综括一地的地理情况，不能不说是受到魏晋地记撰述体例的影响。魏晋以来之所以用文学作品来咏写地记题材，原因就是此时的文学对于“文”的自觉，通过藻丽情韵的笔墨来描写世界万物，通过美学的视角来观察和欣赏社会百态。诗赋文章是更为精巧的表达形式，也是最能彰显文人情思才华的体裁，这也是曹丕视文章为“不朽之盛事”的缘故。所以地记为魏晋六朝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文学又将地记的内容进行了仪态万方的升华。 三、地记式文学作品——以陆机、谢灵运乐府为例 魏晋六朝有一批地记学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士，具有双重身份，如撰《关中记》的潘岳、撰《洛阳记》的陆机、撰《畿服经》的挚虞、撰《发蒙记》的束皙、写有《游名山志》《居名山志》的谢灵运、编纂《地记》《地理书钞》的任昉、撰《魏永安记》的温子昇，再如熟悉西蜀之事的张载、为《水经》作注的郭璞等，他们的文学作品尤其值得注意。上文论述到的诗文作品大多是涉及地记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而地记学者的一些文学作品则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地记的题材和格局，有的作品甚至就是一篇具体而微的地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陆机《齐讴行》《吴趋行》与谢灵运《会吟行》三篇作品。因为陆、谢的这三篇乐府是魏晋六朝时期与地记关系最为密切，且保存又十分完整的文学作品，因此本文以此为例，进行个案分析。 陆机和谢灵运的这三篇作品收录于《文选》“乐府”类中，是三首歌咏地方州郡土风的乐府诗。关于三诗的作意，前人认为，《齐讴行》“述齐地之美”(38)，《吴趋行》“吴人以歌其地”(《文选》卷二八注引崔豹《古今注》，中册，第398页)，而《会吟行》“意与《吴趋行》同类”(39)。那么诗人歌美其地是出于何种动机？诗歌题材的选择有何特点？如果对其进行细读，可以发现，三首诗的题材与魏晋地记的内容如出一辙，诗中包括地理、山川、物产、疆域、城池、建筑、风俗、人物等方面，几乎涵括了当时地记的所有内容。可见它们与魏晋时期的地记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可以说，三首乐府诗是概括化和韵语化的地记。为了比较直观地体现其风貌，以下依次载录原诗，并对其内容进行简要的概括，然后再对其特点作进一步分析。 《齐讴行》： 营丘负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济，崇山入高冥。东被姑尤侧，南界聊摄城。海物错万类，陆产尚千名。孟诸吞楚梦，百二侔秦京。惟师恢东表，桓后定周倾。天道有迭代，人道无久盈。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将复去，长存非所营。(《文选》卷二八，中册，第397页) “营丘负海曲”以下四句总叙齐地的地理山川。“东被姑尤侧”两句写其东西疆域之广(40)。“海物错万类”两句概述其海陆物产之富。“孟诸吞楚梦”两句言其大泽关塞之险固(41)。“惟师恢东表”两句述齐国的吕望与桓公这两位重要人物的历史勋绩。“天道有迭代”以下八句借齐景公与晏子的著名对答阐述了人世兴替的历史现象，并对此作了意味深长的咏叹。 《吴趋行》： 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重栾承游极，回轩启曲阿。蔼蔼庆云被，泠泠祥风过。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王迹  阳九，帝功兴四遐。大皇自富春，矫手顿世罗。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淑美难穷纪，商榷为此歌。(《文选》卷二八，中册，第398-399页)“楚妃且勿叹”四句摹拟乐府诗歌的语调，为开篇引子。“吴趋自有始”至“泠泠祥风过”八句通过细节刻画描写了吴郡楼阁建筑之壮丽。“山泽多藏育”言其物产之饶。“土风清且嘉”总提吴郡风土之美。“泰伯导仁风”以下至“武功侔山河”十六句列叙吴地的先贤英杰与高门华族的文德武功。“礼让何济济”两句总叙民风礼让教化之美。“淑美难穷纪”两句以唱叹之调收束全篇。 《会吟行》： 六引缓清唱，三调伫繁音。列筵皆静寂，咸共聆会吟。会吟自有初，请从文命敷。敷绩壶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连峰竞千仞，背流各百里。滮池溉粳稻，轻云暧松杞。两京愧佳丽，三都岂能似。层台指中天，高墉积崇雉。飞燕跃广途，鹢首戏清沚。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自来弥年代，贤达不可纪。句践善废兴，越叟识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东方就旅逸，梁鸿去桑梓。牵缀书土风，辞殚意未已。(《文选》卷二八，第401-402页) “六引缓清唱”以下四句模仿《吴趋行》，以乐府语调开篇。“会吟自有初”四句以《禹贡》所记追溯会稽得名之始。“列宿炳天文”以下四句写其星野地理及山川。“滮池溉粳稻”两句选取粳稻、松杞两类具体事物描写会稽物产。“两京愧佳丽”至“路曜便娟子”八句写其建筑之伟丽、风俗之美艳。“自来弥年代”至“梁鸿去桑梓”列述乡贤人物。“牵缀书土风”两句结束全诗。 以上是三首乐府诗的大体内容。因为题材选择有所侧重，表现手法各有所异，所以其具体内容也有详略。《会吟行》写了郡邑得名由来及其所应星野，而《齐讴行》《吴趋行》则未言及。《齐讴行》《会吟行》均写到地理山川，而《吴趋行》则未写。《吴趋行》《会吟行》均刻画了楼台建筑，而《齐讴行》则略之。《齐讴行》《吴趋行》对物产采用抽象的概括叙述，而《会吟行》则加以举例。《齐讴行》写了疆域、险要，而《吴趋行》《会吟行》则无。土风方面，《吴趋行》侧重于礼让德化，《会吟行》侧重于民情方俗，并明确点出了“土风”，而《齐讴行》则未写相关内容。人物方面，《齐讴行》主要写了吕尚与桓公，牛山之事则暗寓景公与晏子；《吴趋行》则先用列举法叙述了泰伯、仲雍、季札三位古贤，其次标举近世吴主孙权，并总写应运而起的“邦彦”，然后又写吴地八族、四姓等高门阀阅；《会吟行》则分叙了勾践、越叟、范蠡、梅福、东方朔、梁鸿六位豪杰先贤。尽管地理方面的内容因地而异，但三首乐府包括了地理和人物两类主要题材，却与地记的体例非常吻合。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42)。 当然，因为体裁的原因，诗歌不能如地记著作那样对各类内容进行详尽的叙述，故其用笔多为概括性的总述。例如对物产的叙述，陆机《齐讴行》“海物错万类，陆产尚千名”、《吴趋行》“山泽多藏育”均采用了概述总写的方式来表现，《会吟行》“滮池溉粳稻，轻云暧松杞”虽然写了具体物产，但也是通过举例手法来重点表现。再如《齐讴行》中写疆域的“东被姑尤侧，南(当作西)界聊摄城”，仅举东西，而略南北，也是运用举隅之法。《会吟行》中写山川的“连峰竞千仞，背流各百里”，同样使用了提纲挈领式的总述，而没有具体列举山川之名。即便是有细节描写的内容，如《吴趋行》写建筑“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重栾承游极，回轩启曲阿”，《会吟行》写风俗“飞燕跃广途，鹢首戏清沚。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其实也是通过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方面来表现其整体特征。这是因为，诗歌从体制上而言，有韵律的要求；从风格上讲，更倾向于凝练和含蓄，因此不允许有太多铺排。地记则不受体裁的限制，它没有篇幅、韵律的约束，对相关内容可以进行详尽细致的记述。这是诗歌与地记在表现手法上最大的不同之处。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三首诗歌对人物的重视程度，与晋宋地记发展的轨迹也极为符合。据统计，书名、作者、时代三者均可确考的人物传记，两晋有十四部，南朝宋为三部；同样可以确考的地记，两晋有四十四部，南朝宋有四十一部(《方志学通论》，第90-96页)。考虑到两晋享国为一百六十六年，而南朝宋仅六十年，可见刘宋时期地记的密集程度远过两晋，而人物传记的比例则明显有所下降。上述地记在《隋志》中归入“地理类”著作，尽管如上文所述，其中也包含人物传记，但从目录学分类上看，其内容侧重于地理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地记数量的勃兴，说明人物题材在晋宋之间所受关注度有所降低。从陆机、谢灵运的乐府即可看出这一变化。陆机《齐讴行》二十句，其中十句写人物，《吴趋行》三十四句中十六句写人物，而谢灵运《会吟行》三十二句，仅有八句涉及人物。在陆机的两首诗中，人物的篇幅大约占全诗的一半，在谢灵运诗中，人物的比例则减少为整首诗的四分之一。《会吟行》与《吴趋行》篇幅相当，因为人物的比例减少，所以空出的部分必须由其他的内容来填补。相较《吴趋行》，《会吟行》空余的篇幅增加了郡邑得名、天文、地势、山川等地理方面的内容，同时民俗方面也加以铺叙，并且从颂扬礼让教化转变为欣赏骏马轻舟、冶容艳女，其品味更为世俗化，其题材更为地记化。陆机、谢灵运两人的乐府作品中题材的变化，与晋宋地记的发展特征如此相合，因此可以说，谢灵运的《会吟行》与《吴趋行》的不同，正是晋宋地记嬗变特点的反映。除陆、谢三首乐府外，地记学者较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还有上文提到的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以及郭璞的《江赋》。张载诗已详上，此从略。郭璞《江赋》写到了长江的源流支脉、沿途的山岳地势及湖泊大泽、鱼类、水物、羽族、草木、矿产、风俗、传说、史事、神灵、人物等等，穷形尽相地描摹了长江的全貌，是一篇辞赋化的“江水志”。从描写的全面性而言，地记学者如陆机、谢灵运、郭璞的上述诗赋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地记对魏晋六朝文学的深刻影响。 四、“地记文学”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影响 上文通过具体作品说明魏晋以来的地记对文学题材拓展的深刻影响。左思撰《三都赋》，便曾大量参考地记，其序云：“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文选》卷四，上册，第74页)可见赋中的山川、城邑、物产、风俗、人物等题材皆出于地记方志之书。这是文学史上一个流传甚广的典型事例。歌美郡邑的乐府如《齐讴行》《吴趋行》《会吟行》同样也是地记著作影响下的产物，并且全面地反映了魏晋六朝文学地记化的特征，蕴含着浓厚的时代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此类文学作品及其形式，可以称之为“地记文学”，即专门以地记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以乐府诗的形式来咏唱某地的土风，在魏晋时期较为普遍，鲍照《东武吟》李善注：“左思《齐都赋注》曰：《东武》《太山》，皆齐之土风，弦歌讴吟之曲名也。”(《文选》卷二八，中册，第402页)《东武》《太山》二曲原歌已不传，其中包括哪些题材今难知其详，不过据注所言，“皆齐之土风”，应该与陆机《齐讴行》的内容相近。左思与陆机时代相同，因此可以推断，以乐府体裁歌咏地方土风是西晋时比较流行的风气，陆机写《齐讴行》当是受其启发而作。不过《齐讴行》并非专美齐地土风，还有另一层用意。篇末述景公牛山之叹一事，郭茂倩以为“亦欲使人推分直进，不可妄有所营也”(43)。考《晋书》，齐王冏在赵王伦篡位时曾密谋起兵，及诛灭赵王之党，惠帝反正，齐王冏因功拜为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开始辅政。不久，齐王便骄恣日甚，终无悛改之意，且诛戮进谏之士(44)。陆机因见齐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恶之，乃作《豪士赋》以刺(45)。据此，《齐讴行》当亦为讽刺齐王冏而作。因为它别有用意，尽管借用歌咏土风的乐府之体，并写了齐地的地理人物，但实则可以看作是郡邑乐府这一体裁的变体。 相对《齐讴行》而言，《吴趋行》便是纯粹歌咏郡邑土风的作品了。该篇乐府的写作受到地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陆机之前的三国时代，有关吴郡的地记著作现知者有陆凯《吴先贤传》、环氏《吴地记》、顾微《吴县记》、韦昭《三吴郡国志》四种著作。若将范围扩大到整个吴地，还有谢承《会稽先贤传》、徐整《豫章旧志》《豫章列士传》、张胜《桂阳先贤传赞》、陆胤《广州先贤传》、士燮《交州人物志》、顾启期《娄地记》、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万震《南州异物志》、韦昭《吴兴录》、朱育《会稽土地记》、佚名《吴都记》、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等多种著述(46)。陆机身处编撰地记的社会热潮之中，面对如此众多的地记著述，身为吴郡世族的他不能不受濡染。再加上陆机本人也是一位地记专家，对地记著述有着很大的兴趣和丰富的经验。因此，在地记编撰的风气下，又受到民间流传的歌咏地方风土人物的乐府诗的影响，于是写作一首以家乡吴郡为题材的《吴趋行》完全是情理中的事了。 到了晋宋之际，地记编撰的风气已经非常盛行，会稽作为东南名郡，相关的地记著作同样繁多。除了上面提到的谢承《会稽先贤传》与朱育《会稽土地记》外，晋宋之时尚有孔晔《会稽记》、贺循《会稽记》、虞预《会稽典录》、贺氏《会稽先贤像赞》、锺离岫《会稽后贤传》、孔灵符《会稽记》、佚名《会稽郡十城志》等著作(47)。谢氏家族久居会稽，已与土著无异，且谢灵运自称“越客”(48)，所以他对当地的山川民风极为熟谙。再加上他又好游览，故对会稽本地的地记也必有广泛的涉猎。因此，摹拟《吴趋行》来歌美会稽而作《会吟行》也是极自然的事。《会吟行》摹拟《吴趋行》而作，为求变化，其所写内容相对《吴趋行》有所增补，前文已述。另外人物方面，《吴趋行》中不仅有古贤，而且还言及当世的四姓、八族等高门。而《会吟行》中则仅列举了六位古人，对于时贤则不涉一笔。这也是其不同之一。但二者的题材内容均不出地记的范围，则是一致的。谢灵运与陆机在身份上也有共同点，即诗人之外，他也是一位地记专家，编撰有《游名山志》《居名山志》《永嘉记》(49)等著作。这或许是他摹拟陆机《吴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谢灵运的《山居赋》虽然是赋体作品，但其内容与地记同样有着较多的契合之处。赋序谓其所叙为“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50)，即地记中的山川物产。其山水游览诗多被《永嘉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庐山记》等地理书征引，而《文选》“游览”“行旅”及“杂诗”中收录谢灵运的诗，李善作注屡引其《游名山志》为证，并引及《娄地记》《临海志》《南越志》《元康地记》《吴郡记》《吴郡缘海四县记》《甘州记》《罗浮山记》《浔阳记》等地记，说明谢客的山水诗与地理著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从总体上可见谢灵运的文学作品受到地记的深刻影响。 从写作动机而言，《吴趋行》《会吟行》与地记也完全相同。刘知几将记述乡贤耆旧之作谓之“郡书”，将载录山川物产风俗者谓之“地理书”。郡书的宗旨是“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理书的宗旨是“竞美所居”(51)。尽管刘知几是从批评的角度来评价的，但无论是记人，还是记地理，地记的写作动机都是为了称誉郡邑之美。再看陆机与谢灵运的乐府，《吴趋行》一则称“土风清且嘉”，又则称“淑美难穷纪”，对吴地之美叹赏不绝；《会吟行》既云“两京愧佳丽，三都岂能似”，复云“自来弥年代，贤达不可纪”，末云“牵缀书土风，辞殚意未已”，一篇之中三致意，称美了会稽风土贤德之盛。两首乐府与地记美所居、矜乡贤的动机是一致的。此外，郭璞撰《江赋》，其用意出于东晋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52)，同样是“美所居”的动机。 魏晋六朝作为门阀士族社会，郡地的观念极为深固。东晋偏居江左以后，北方南迁的士族为了继续保持其门望的荣耀，在江南各地设立了诸多的侨置郡县，便是郡地观念在行政上的显著体现。魏晋六朝文学的地记化，同样与郡望观念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地记的撰述也是该观念的具体表现。但是，一部地记对于其他郡邑的人，除了必要的用途，未必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在传播流布的广泛性上，地记有着较大的局限。魏晋六朝数以百计的地记留存下来的寥寥无几，便是出于其流传面太窄的缘故。相对而言，文学作品则大不相同，其受众是面向全社会的。而且这一时期又是特别重视文章的时代，左思《三都赋》成而洛阳纸贵，谢灵运每有一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这种情形在地记流传中是难以想象的。当地记的题材用诗文的形式来表现时，便能够借助文学的传播途径，使得相关内容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接受。地记与文学结合之后，又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为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这就是地记学者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时代意义，为我们认识魏晋六朝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六朝诸体文学的发展，显示出与地记内容相似相通的特征。无论是整体的诗赋文章，或属于个案的《吴趋行》《会吟行》等，还是晋宋的各种地记，以及王武子、孙子荆的“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均出于对郡邑的褒誉，是魏晋六朝重视郡望观念的相同表现。正因为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下，所以不论采用何种形式，文学也好，地记也好，甚或清谈，皆可由相同的文化心态和时代观念将其贯穿联系起来。因此对于特定的文化现象，只有放到整个文化背景中去审视，才能凸显出它的时代意义。同样，魏晋六朝文学以及陆机、谢灵运的郡邑乐府也只有置于中古文化的大环境中，方可准确把握其与地记的关系，从而真正理解其意义和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