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因网刊的提问,久矣乎相忘于江湖的“历史小说”,又成了一个话题。 “历史小说”一词虽约定俗成,实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模糊概念,禁不住追问和深思。历史是实录,记载已经发生过的人和事;小说重想象,刻画可能发生的人和亊。虽然实录很难绝对真实,虚构大多有所依据,但实录和虚构仍是两个相悖的概念。“纪实小说”“传记小说”都属此类。所以我从来称之为“历史题材的小说”。但如果进一步深究,新问题又出来了:人间真有百分百的“信史”吗?那些汗牛充栋的正史、野史,依据尊者、亲者、仇者和“敌、我、友”的“内外有别”传统,不知已作了多少“隐恶扬善”“隐善扬恶”的取舍、扭曲和伪造。“罗生门现象”是古今普适的。然则从众称“历史小说”也无不可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前后,历史小说如雨后春笋,就引发过一场“历史小说”定义的大讨论;茅盾先生写了带总结性质的长文,但仍未能统一认识(因为它本身是无解的),似乎只是对“大事必须循史,细节可以想象”这个原则取得较多的认同;而实践还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臧否由人,文责自负。 网刊认为,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西来之后的一些历史小说,比如王小波的《红拂夜奔》、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等,叙事策略里隐含着某种“元小说”的逻辑,一开始就把作者的当代性身份,以及“处于当下的历史想象”这一实质和意图作为创作的前提毫不隐讳地暴露出来,迥异于以往的历史小说把文本视为与现实平行的“第二现实”,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都与描写当下现实的小说大不一样。有人问我如何看待历史小说的这一“当代主义”倾向。 我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小说体裁,而非“历史小说”写法的演变。从文体上区别开来,问题就比较清楚:一种是根据史料,规行矩步,力求“再现”的现实主义小说;另一种是摭取一点史料,借题发挥,表现自我的现代派小说。借用影视剧分类,将后者称为“古装小说”(不含褒贬)还更准确些。这种文体也非自今日始,鲁迅的《不周山》已开先河。鲁迅创作《野草》《故事新编》,翻译安德列耶夫,是介绍现代主义文学的先行者。 从写作看,写“历史小说”事倍功半,写“古装小说”事半功倍。这只是就难易而言,无褒贬之意。道理很简单:越想逼真历史,就要读越多的古书。郁达夫说过,他为写短篇小说《采石矶》,从琉璃厂花高价买来线装的黄仲则(清代诗人)的《两当轩集》通读。而发表后得的稿费还不够写作中的香烟钱。一个短篇如此,写《李自成》那种长篇巨著、《上官婉儿》那种长篇系列,所下的案头功夫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历史小说空前繁荣,而长篇多短篇少,数量不成比例,大概与这种“得不偿失”的原因有关:材料越多,当然越要充分利用。 写古装小说主要凭仗作家的才气,天马行空,涉笔成趣;写历史小说则处处是知识、事事皆学问,既要通史学,又要通文学,两“通”缺一不可。明史权威吴晗奉命写《海瑞罢官》剧本,写出来根本没法演,剧团编导、演员费大劲才改得能搬上舞台;老作家姚雪垠为写《李自成》,下十多年功夫研究明史。历史是严谨的学术,处处需要考证,而越具体的事物越难考证。某朝某代,大到典章制度,小到衣食住行,当时不言自明,以后都成了学问,不能以今概古,不能想当然。越要写长、写细、写活,越会发现处处是绊脚石。两“通”问题,写中篇比写短篇难;写长篇比写中篇难;拍影视剧又比小说难:小说还可藏拙,以叙述代描写;影视绕不开,一切要具体出现在画面中。作家信笔写下“椅子”二字,导演就得请教专家,那个朝代的桌椅什么样。官职品阶固然极其复杂;姓名称谓也是一整套学问:姓氏字号、自称他称、尊称卑称、正称别称,规矩周详,一不小心就错。大导演李翰祥拍《火烧圆明园》,请了那么多历史顾问,还遭许多专家指责这不合那不合;等而下之者,更难免“穿帮”处处,笑话百出。香港艺人干脆“戏说”,避重就轻,正是他们聪明之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历史小说的语言问题极其重要。除了不出上述诸方面的“硬伤”,人物的对话、作者叙事的文字和笔调,都要非今非古、既今又古,不能太口语化又不能完全书面语化,要能营造出特定的氛围和语境,读起来舒服、自然、有味,分寸非常微妙。孔夫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正好移用于此。文、史两“通”既平衡又高水平,当然再理想不过,但恐怕可遇而不可求。就我的阅读范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应算首席代表罢。中国作品则《李自成》第一卷(初版本)最好。 二 网刊告诉我:“现在有人把喜欢历史小说的读者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读高阳的,人数较众,问我对此的看法,并询及我最喜欢的历史小说作家。 我对读书界很陌生,不知他说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以我看,高阳的史学和史识粝养,在历史小说家中无人可比肩。但他的小说有个通病:虎头蛇尾,开头很精彩,越往后越粗,笔头跟着材料走,演义化、说史化。知识性大于文学性。但信息量丰富。《红顶商人》比较完整些,但还是后面不如前面。我想这与他以笔谋生,写得太多太快太长有关。有些很红火的历史小说我曾读过一点,书里许多小故事是从正史野史照搬的。我既知其出处,觉得太张冠李戴;写得也粗糙,禁不起推敲的地方很多,读不及十一就废然而止了。其实史料翔实、写作精致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是可以列举不少的,如《风萧萧》《白门柳》《上官婉儿》《少年天子》等,但反响远不如某些有错谬的当红作品。这现象涉及一个问题:历史小说挑读者。由于“文革”十年的教育空白,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普遍缺乏阅读历史小说的知识基础,严谨型的作品自然被通俗型的作品取而代之。比如写“十月革命”的长篇小说,我年轻时最喜欢《静静的顿河》;多年后读到《日瓦戈医生》,觉得更为深刻并且互补,但比前者难啃。今天的读者就会连《静静的顿诃》也感觉难读了。 我曾经喜欢读历史小说,读过的好作品不少;但不能排座次,没有一个“最”。小说的写法,似可粗分为两类:展开的写法和浓缩的写法;历史小说亦然。前者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后者如井上靖的《天平之甍》。前一类作品浓墨重彩,雄伟壮阔,如长江大河,雅俗共赏;后一类小说叙事简练,不枝不蔓,如小河潜流,只供会心者悠然玩味。1981年前后,我住在珠影招待所改本子,向图书资料室借些书来看。其中有《天平之甍》,开读后颇觉沉闷,渐渐读进去了,读完大受震撼,感到这种冷峻至于“枯槁”的笔调是历史小说的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井上靖以一个日本作家而写中国历史题材,采用这种写法,既是艺术气质使然,也不排除是一种“藏拙”的选择;但从此我对这种过去陌生的风格产生了敬畏和喜好。我对展开和浓缩两种写法并无轩轾,只要写得好,都喜欢读。年轻时候认作家,后来渐渐认作品:无名作家可能出手不凡,著名作家往往出败招。但随着年龄增长,出现一个趋势:中年以前更喜欢前类作品,餍足如饫盛宴;中年以后更喜欢后一类,仿佛品小吃清茶,易读完、有余味。我认为再优秀的小说家也应当掌握两个“节制”:一是不要写得太长,太长令读者望而却步;二是不要写得太多,太多容易粗糙。《战争与和平》当然是“全景式”小说的巅峰,但据说在西方早已读者寥寥;我视为经典之至的《旋涡》(哥伦比亚作家里维拉著),还不到30万字。文学从本质说总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以一斑示全豹,不可能包罗万象。记得80年代译介的现代小说名著,如《城堡》《伤心咖啡馆之歌》等等,篇幅都在大中篇与小长篇之间,名重一时的《人到中年》等也如此,我觉得这正是最适应当代读者的小说体裁。余华的《活着》反响远过于《兄弟》,除了别的原因,篇幅当亦有关。当然,写“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更见气魄和功力,我说的只是个人的偏好。 三 网刊之所以找我就历史小说对话,是因为我曾经在十来年时间里几乎专写历史小说,甚至宣称要写三部曲,忽然间完全撇开,只写散文了。不解其故,寻问缘由。我自小躭读演义小说、公案小说、武侠小说,成年后杂览泛读,中外小说之外,喜读野史、轶事、传记、诗话词话、笔记小品。在书世界中如鱼得水,在现实中却拙如鲇鱼爬竹竿;昧于社会生活,这正是写小说者的不治之症。“文革”时,我已调到一所山区中学,停课时间很多,我就蜗伏饕读,把随身带去的百十本古今中外文学书籍一一重读。后来文艺再生,旧梦重温,历史题材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所写顾贞观与纳兰容若,龚自珍、苏轼与米芾、秦桧与高宗等,都是在山中取读,联想现实,遥接千年,感触最深的人和事。我对正史没有下过功夫,可以说是从文学的通道走进历史,在泛读中积累了些常识掌故,感染了些氛围情调,而且兴趣主要在“人”而非在“事”。加以喜简约不喜详尽的趣味,所以写起历史小说来,取“量体裁衣”的明智态度:写短篇而不写长篇;写个体而不写全体;写一隅而不求“全方位”。总之是力求“扬长避短”,取巧藏拙。 当时兴致很高。写了几个中短篇之后,又写了一个小长篇《九疑烟尘》,算是《南明三部曲》的第一部。出版后,收到两位作家来信,都认为历史小说还是应当“全景式”的史诗写法;有一位写历史小说评论的专家则干脆说没读懂。对文体的这种分歧,让我颇觉扫兴:我向往原创性,他们强调惯性;我喜欢浓缩,他们喜欢展开;我喜欢小长篇,他们钟爱长河小说。当时大部头历史小说不少,我读起来,既对那些人物和事件已经前知,毫无悬念吸引;又对全景式的结构和细致入微的描写感到烦琐,就渐渐走进了“读历史小说不如读传记,读传记不如读年谱”的窄胡同。有个感觉,我们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似乎定型化了,时代人物故事不同,写法却是一样的。缺乏文体的原创性。借用伍尔芙的话来说,读起来感觉“作品的基础”不是作家自己的亲切感受而是传统程式的章法。倒是《我的帝王生涯》一类彰显作家想象力、笔力和文字功夫的“古装小说”,我还愿意读读。我把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也列入此类。 “五四”新文学运动引入西方文学概念,我们才有了现代模样的小说。1984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选编了一本《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选入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茅盾、冯至、何其芳等人的短篇小说48篇,质量很高。开新型长篇历史小说先河的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于“文革”前夕。记得我们读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初版小开本时,钦佩兴奋,觉得见到了文学里程碑。那一卷确实写得好。但很快进入“文革”的“非常时期”,这部小说的继续写作成了“准政治事件”,不仅越写越离谱,越写越粗糙,难以卒读;而且连第一部也补进迎合“路线需要”的新篇章,成了画蛇添足,令人惋惜。冯雪峰想写太平天国未能获准,知情者无不惋惜;我想象不出他会怎么写。写历史人物,根据一顶大帽子(起义、镇压、改革、保守等等)分为正面反面,然后按需分配地对前者隐恶扬善、扩善造善;对后者隐善扬恶、扩恶造恶,这似乎是我们写作历史小说甚至进行历史研究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