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社会中的微观现代性批判——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异化主题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2:11:50 中国社会科学网 彭成广 参加讨论
对现代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理性文明进程中人之状况可能性的批判性反思，是20世纪西方哲学人文思潮和文学作品中共有的基本主题，以此，“反乌托邦文学”成为了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本文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中心，即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集中阐述其深刻的现代性异化批判主题，并认为，他们以有别于抽象思辨或传统“宏大叙事”的方式，立足于文学文本的“微观体验”，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微观之维。 一、技术异化批判 技术作为人类自我启蒙和人之力量确证的重要标志，它们加速了人类文明化的进程，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条件。但是，作为内在于现代性批判中的“自反性”或反思性意识，必然要对现代性做有抽离的批判与反思。其中，技术理性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重要主题。质言之，技术理性批判所思考的问题是，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工具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运用，它在提高人类利用改变自然效率的同时，是否会反过来形成一种“技术理性”？ 在《我们》中，技术理性体现在“一体国”的人物命名、行事标准和对“数字”崇拜的观念价值中。“D-503”“I-330”等数字化命名完全消解了传统的附加意义，人名是符号本身，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这不仅与孔子所谓的“正名”相违，也与基督文明教化的西方命名方式脱离：姓名在技术主宰的世界中失去了传统的社会附带意义，人被符号、数字所代替。 在《我们》中，“D-503”以数学家自谓，“无限大（max）”“熵”等数学符号已经内化为他的基本思维模式。数字崇拜的实质也是技术理性主义，数字代表真理、科学、精准和理性。在此，“数”与技术符号已经完全内化为人的思想观念，人是数字的一部分，人失去了代表个性的人性。 同样，《美丽新世界》也体现了深刻的技术理性，如在这里人工生育被机器孵育所完全替代，机器孵育以多胚胎为追求，进而按照工作等级、工种来从事高效有序的机器般的工作。 技术总与效率、精准、联动、统一紧密相关，技术理性导致极端追求“秩序”。在工业技术社会中，“秩序”是技术理性的内在基础。《我们》中对“一体国”日常生活“秩序”的具体描述便是对秩序极端追求的体现，在精准、统一的秩序机制下：人被沦为机器系统中的一个零件，完全被机械化。秩序与技术合理化联系在一起，人的不自由具有了合法性。 二、政治异化批判 “反乌托邦三部曲”描绘了一个共有图景，即在技术理性—政治权力异化体系中，所有人都处于边沁、福柯等人所描述的“全景监狱”里。《我们》中的玻璃屋、《一九八四》中的电屏、《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邦”都充分体现了全景监狱对人之活动的全面监控和人之私有活动的不可能性。 有趣的是，虽然表面上《我们》与《美丽新世界》的监控体系在“技术”设备上更为“先进”，但其实《一九八四》的“电屏”装置所表现出来的“监视”力度更为全面与彻底，因为“电屏”不仅仅监视“大洋国”成员的日常生活行为，更对他们的内在思想活动、包括对萌芽之下意识的全面“监控”。 政治异化体现在对人之天然人性的“规训”上。如《美丽新世界》中，主任通过电击的方式来改变婴孩对鲜花、明艳色彩的天生喜爱；在“催眠教学”下的“非知识”教育中，听课者能够熟练背诵整篇内容，但无法回答其中任何小知识点；在“性爱游戏”的规训中，当“性”丧失了基本生育功能之后，人之间不再有任何亲属关系，“性”不再是隐私和禁忌，而是一种纯粹游戏和身体调节活动。 政治异化还体现在“人工”的虚假性和可操纵中。如《一九八四》的历史事实可以随意篡改；《我们》一切都是人工造成的，包括太阳，包括时间；《美丽新世界》中人工生育被消除，“父母作为人类延续的神圣性被瓦解。人工的虚假性还体现在对烦恼和快乐的处理方式中，如《美丽新世界》中的成员处理烦扰的方式是吸食毒药“索麻”，进而处于虚假的快乐中；野人约翰痛苦与悲剧的根源也在于他反对“快乐”的虚假性，他认为“文明”恰恰剥夺了人本该有的不快乐、孤独、体验“痛苦”等权利。 政治异化还体现在对语言的全面操控上。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人类的日常行为、思维习惯乃至意识价值都与语言紧密相关。而《一九八四》中“大洋国”新话通过简化语言进而窄化思想范围，通过不断地修改语言来改变人的意识，以“言”控“意”，体现了“新话”的语言暴力。在“新话”的改进工作中，新话制造专家塞姆最终被蒸发。 三、生存异化批判 生存异化是异化体系中最深层的异化，它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反乌托邦三部曲”也给予了丰富展现与批判。 生存异化体现在以虚假“我们”取代具体的“我”。在《我们》中遵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原则：“我们凡事都不需要隐藏，再者这样也能让观护人更轻松地执行他们困难的、高贵的任务。”“号民对任一号民都如性商品一般享有权利”，这与《美丽新世界》中“所有人属于所有人”如出一辙，都是变异的“集体共有”，它以虚假的集体“我们”，代替真实的“我”，表明了“个性”的彻底丧失。 生存异化体现在对人之生育、饮食、性爱、游戏、消遣娱乐、甚至睡眠做梦的全面制约上。如在“一体国”中，做梦被视为严重疾病的征兆，是混乱和不满的表现；在《我们》中，性爱是一种在“组织”严密监控制约下的身体调适活动。 生存异化还体现在劳动异化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从哲学层面系统地论述了异化劳动这一普遍现象及其主要后果。但在这之前，扎米亚金发表于1921年的《我们》曾敏锐地捕捉到异化劳动在工业技术理性文明中的普遍存在，如主人公“D-503”作为“整体号”的建造人，他与他的劳动产品“整体号”相分离与异化，他不知道“整体号”建造的原因、用途和目的。《一九八四》中“温斯顿”作为历史真相的篡改者之一，他却无法证明他实施了篡改行为，他与他的劳动过程相异化，已被篡改的历史反过来控制了他的思想，劳动使他自身分裂异化。 对历史事实的随意篡改必然会导致日常生活的普遍异化。在《一九八四》中，历史事实变成了刻意的人造事件。对过去篡改的本质，表征的是对未来的控制，未来的偶然性被成功清除，以此体现了技术理性的主导精神和统治野心，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颠倒。 总之，反乌托邦文学构成了20世纪西方人文思潮中的重要文学现象，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代表，它们既不同于哲学批判的抽象反思，也不同于社会政治学的宏大叙事，而是以文学文本为载体，立足于微观体验和想象式反思，体现了现代性批判的微观可能，其本质依然是对人与社会总问题的集中关注。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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