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叫做《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一个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所以必须诚恳,要尽量作诚恳状。 还是从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说起,可能在座各位都会经常遇到。如果人家知道你是中文系的,而且是做当代文学的,就会问你一个问题: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呀?如果是三十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因为我那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读当代文学、当代小说。我有这个资格。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倒过来,经常问人家,尤其是做当代文学研究的同行好友: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呀?结果反应是什么呢,这些老朋友都颇有一点自豪地说:“我早就不读什么小说了!”(众笑)所以现在通常都是靠学生给我推荐。这是一个很值得反省的问题。这些做当代文学的坏人变老了以后,居然都不读当代小说了。 跟这相关的另外一件事情,若干年前,我跟上海的一个70后作家聊天——我很讨厌70后这样一种分类的标签,但是我们策略性地先用着——这个作家很困惑也很直率地说:“你们这些批评家为什么不再评论当代小说了?”他所说的“当代小说”,就是他们70后作家们正在不断生产出来的那些小说。我反省一下,我好像也就只读到莫言、余华、苏童为止,后来的就不太读了,也不是完全不读。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就是今天发言的这个题目来作为回答这位作家的理由。 同时代人啊,你们70后的作品,应该由70后的批评家来批评。当年茅盾写《鲁迅论》、《冰心论》、《丁玲论》,就都是他的同时代人。我们北大的严家炎老师五十年代批评柳青的《创业史》——同时代人。回顾我自己写评论、写批评,也是因为我们文学77级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叫做“早晨社”。早晨社里面有几位杰出的小说家,写出来的小说——我当时还忝为早晨社油印杂志的主编——看了后很兴奋!诶,这个小说真好,“有划时代的意义”,激动起来开始写评论。这个就是批评的产生、批评的生成。这里很重要的因素是文学社团,文学批评产生于社团的“内部”和社团的“之间”。社团的根本性质就是说,这些人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有话要说,对于他们这个社团里边的同伴们的作品,有一种推崇的欲望和冲动。——文学批评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我们看一看当下文学现状的话,就会发现,诗人们、诗歌界的批评比较蓬勃。因为,诗人们成立诗社,发表诗歌宣言,他们真的有主张——什么样的诗才是诗,什么样的诗是好诗,什么样的诗是纯诗,他们有很强烈的主张。别的诗都是烂诗,或者根本就不是诗,他们这样说的时候,理论一套套的,很多概念日新月异地发明出来。在别的文体的批评相对衰落的时候,诗歌批评是比较发达的。如果别人不批评,诗人干脆自己来,阐释自己诗歌的“划时代的意义”。批评的产生跟它有这样一种文学主张是有关系的。小说家就比较可怜,也没有人成立什么“小说社”,发表小说宣言,提出什么样的当代小说才是“真小说”。小说家茫然四顾——这些同伴们都干嘛去了?据我的观察,全都考研究生去了,对吧?研究生面临的最重要的困境,导师不让你做这个同时代人的批评。以前更惨,以前都是要做逝世多年的像鲁郭茅巴老曹这样的作家的。如果你不小心做到一个还健在的作家的题目的话,天天做梦,梦见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这个活着的研究对象,有一把匕首插在研究对象的胸口。从此这个作家的作品畅销,我这个题目也合法了。(众笑)这些人到了学院里头,跟着导师,当然不能做同时代人的“批评”,只能做“研究”。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读博士后,读完博士后读后博士后,基本上这个人就傻掉了。所谓“傻掉了”,就是失去了对他的同时代人的作品的那种敏感,失去了对同时代人的文学主张的这样一种坚持和冲动。小说家非常孤独地茫然四顾,写出了很好的作品,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没有人拍手,没有人叫好,也没有人指出来哪些地方还可以写得更好。那么,他靠什么呢,如今有两项指标来参照自己的作品。第一样,文学评奖。文学评奖多如牛毛,学者是以长江大河高山巨岭为标签,评奖是以各地大大小小的已故作家来命名(耐庵松龄敬梓冰心萧红叶紫),奖出来大家都有意见。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就是畅销书派行榜,看谁卖的多。小说家写出小说之后,就依着这两个非常不靠谱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好,是不是跟这个时代、跟这个同时代人之间有一种心灵相通的可能性。 我自己觉得我这个回答非常圆满,能自圆其说,所以有媒体来采访我的时候就发挥一通:“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呀。去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们,他们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叫“同代人”,只做期刊上最新发表的同代人的好作品的评论。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我的蛊惑,诸位可以去找这个公众号来看一看。 那么,最近我就反省了,省察到这个回答的前提有问题。就是说,我把“同代人”这个概念,狭窄到“同龄人”,不自觉地沿用了当今不证自明的这种标签——70后、80后、90后、00后。这种标签首当其冲是一种商业营销效应:与时俱进、时尚、时髦。我记得洪子诚老师有一次就很委屈地说:我的书为什么不能摆在一个“30后学者丛书”里去呢?那么,我和温儒敏老师也可以说:诶,咱们弄一个“40后学者丛书”,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书收进去呢?好像没有人敢做这样的策划。以出生年龄作为划分作家的这么一个标签,极不靠谱。当年我们如果要划分作家的“代”的话,是以“出道的时间”来划分的。比如说谌容,80年代以《人到中年》这个作品出道,她的儿子梁左跟我同班同学,一个宿舍的。我们同班同学陈建功,跟着梁左,应该叫谌容阿姨,但他是跟谌容同时出道的“八十年代北京作家”,所以他遇见谌容的时候,不知道叫她什么好。把时间再往回推,鲁迅,鲁迅1881年出生,他是十九世纪的80后。郭沫若呢,比鲁迅小十一岁,1892年生人,他是十九世纪的90后。他出生的那年,鲁迅已经入三味书屋跟着寿镜吾先生读四书五经了。按年龄,他俩相差不小。等到创造社的小伙计出山,直接就把鲁迅叫做“醉眼陶然”的“老头子”了。后生可畏,逼得四十多岁的老头子一连写好几篇文章,讨论“态度气量和年纪”。我们还是把鲁郭茅一概归入“五四的一代”,巴老曹归入“后五四的一代”。这比较靠谱,以“出道时间”来划分作家的“代”。江山代有才人出,“代”是中国文学史极重要的分析单位,藉以划分阶段、显示发展、传承与断裂,乃至文学史的分期依据等等。 现在呢,是看你的出生证明书,广东话叫“出生纸”。这些出生纸一样的作家,其实千差万别,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文学的认识,完全没有一个基准,除了他那个出生年月日是个标签之外。我知道有些作家就很抗拒把他归到什么“70后80后”里头。所以说,把“同时代人”缩减到“同龄人”这个概念,是很狭窄的。我往深里面反省,当然后边根深蒂固的是进化论的与时俱进的“时间意识形态”在作怪。 我最近读到意大利的一个学者阿甘本,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讨论《什么叫同时代人》,有一个译法是《什么叫当代人》,探讨人和时代的关系,探讨我们作者或者文学批评家,怎么样进入到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时代里边怎么样去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文本对我的启发很大,造成了我的这个自我反省的可能。 阿甘本对同时代人的界定至少有三点可以参考。第一点,所谓同时代人,或者当代人,他是尼采的那个概念——不合时宜的人。同时代人,当代人,一方面他是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是不合时宜、格格不入的人,他跟时代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他既属于这个时代,但是又不断地要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这种人才能叫做同时代人。如果你紧贴着时代,顺应着时代,不假思索的以出生纸证明自己的当代性,那就错了。他是不合时宜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阿甘本说,不合时宜是什么意思呢,他跟自己的时代有一种奇特的关系,这种关系依附于时代同时又跟它保持距离,这种跟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者时代的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所以,那些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都顺应着时代的人,并非当代人,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没法审视时代——用我比较爱用的粗俗的话来讲——他们紧贴着时代的大屁股,根本看不清时代。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阿甘本指出来,当代人是什么呢?当代人是紧紧地凝视自己时代的人,是感知时代的黑暗、感知时代的晦暗而不是光明的人。“他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与任何光相比,黑暗更是直接而异乎寻常地指向他的某种事物。当代人是那些双眸被源自他们生活时代的黑暗光束吸引的人。”所有那些经历过当代性的人,深知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都是黑暗的、暗淡的,所以当代人是那些知道如何观察这种暗淡的人。他用很文学的话说:这些人用笔像蘸墨水一样蘸着这一时代的晦暗来书写。但同时,他又把这些黑暗看成跟光有关系的,他把它叫作黑暗的光束。他用了天文学的比喻,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星光,但是整个大背景是黑暗的,而这些黑暗之光是由那些不断地远离我们的那些星系发出来的。但是,到底什么是时代的晦暗?它是时代之光的对立面吗?对阿甘本来说,晦暗和光密切相关。晦暗并不意味着绝望的深渊。相反,晦暗也是一种光,它是试图抵达我们但从未抵达我们的光。所谓的黑暗,不过是光的未曾抵达的临近,是光的黑暗闪现,就像宇宙中有一些“最远的星系以巨大的速度远离我们,因此,它们发出的光也就永远无法抵达地球。我们感知到的天空的黑暗,就是这种尽管奔我们而来但无法抵达我们的光,因为发光的星系以超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因此,这些黑暗不过是我们看不到的光,无法抵达我们的光。光并非同黑暗一刀两断,而是被黑暗所包裏而难以挣脱它的晨曦。这是光和黑暗的辩证关系。就此,我们感知黑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去感知光,感知无法进入到我们眼帘中的光。时代的晦暗深处,还是有光在临近,即便是遥遥无期的临近。感知和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或许就是当代人。做一个当代人,就是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敏锐去感知,感知时代的黑暗,感知那些无法感知到的光,也就是说,感知那些注定要错过的光,感知注定要被黑暗所吞噬的光。所以,感知这个时代的黑暗之光,也是只能感知,而这些暗淡的光永远不能抵达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凝视它。 第三点,他又指出来时代的一种断裂(我们都记得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时代脱节了……),就是说,当代人,他是有意地去关注这个时代的断裂,甚至有意地去制造这种时代的断裂,由于这种时代的断裂,使你可以把你的古代,或者你的晚近的古代,带到这个时代的断裂里头去。古代和当代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距离,但是“在最近和晚近时代中感知到古老的标志和印记的人,才可能是当代的”。一个当代人不仅要在空间上拉开他和自己的时代的距离,他还要在时间上不断地援引过去:“当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他能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某种紧迫性。”阿甘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认为不同的人都是选择从不同的“自己的古代”进入当代的。你可能是由“李白的盛唐”来进入当代,也可能由“苏轼的北宋”来进入当代。像洪子诚老师,可能是从“契诃夫的19世纪的俄国”进入他的当代。温儒敏、钱理群老师他们,可能是很固执地从“鲁迅的五四”进入当代。这就跟文学史的写作和教学有关系了。我们写文学史,不是为了去关注那些遥远的或者晚近的文学现象,而是要把这些文学现象带来当代,带来跟当代对话。 所以,什么叫当代人,批评家跟时代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给我一个非常严重的警惕——这些人不再读小说了、不再关注当代作品,他已经不是一个当代人了,还想拿出生纸来蒙混过关。 时间:2016 年5月26日 整理者:中山大学胡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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