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很美妙,有时诗歌又很让人纠结:懂或者不懂,真或者伪,都是一些难以说清道明的问题。当然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一方面,诗歌试图将世间的一切说清道明;另一方面,诗歌又陷入自身无法说清道明的迷阵中。世间的一切谁能说清道明呢?又何况诗歌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尝试着说一说诗歌自身的纠结,因为它是我诗歌阅读中不断相遇的“障碍和麻烦”。 懂或者不懂:诗歌海洋中永远的礁石 参加过一些诗歌研讨会或诗歌论坛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谈论起诗歌,无论绕多大个弯子,最后总有人绕到懂或者不懂的问题上。 事情变得很是有趣。假如谈论一首晓畅易懂的诗,谈着谈着就谈到不懂的诗上了:这首诗比起那些难懂、不知所云的诗强多了,那些难懂的诗不是挑战人的智商,而是侮辱人的智商。假如谈论一首难懂的诗,谈着谈着就谈到更难懂的诗上去了:这首诗有些难懂,但还是能感受到一点懂,但比起那些更难懂的诗还算好多了。说到难懂,谈论者甚至“激动”“愤怒”起来:我也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也读过许多名家的诗,叫我都读不懂,像天书,能是好诗吗……看来,难懂的诗是惹祸者,它一定“伤害”过许多读者,要不人们怎么会总是绕到它头上来呢? 懂或者不懂,口水似的很易懂或者天书似的很难懂,已然成了诗歌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诗歌的晦涩与易懂由来已久,从新诗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问题了,只不过每个时代都有新读者把它当做新的、难缠的问题对待。 懂或者不懂,是诗歌海洋中的一块礁石,在诗海中遨游的读者和诗人,无法绕过这块礁石,当与这块礁石碰头的那一刻,读者和诗人各有自己的理由和态度,水火难容。 诗人会为晦涩寻找理由。英国文学评论家、诗人威廉·燕卜荪在1930年出版过专门谈论诗歌晦涩的专著《晦涩的七种类型》,他认为字义越含混就越丰富,诗的价值就越高。美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艾伦·泰特在1938年出版的《论诗的张力》中认为,诗歌“可以从字面表述开始逐步发展比喻的复杂含意”,“最深远的比喻意义并无损于字面表述的外延作用”。这些外国评论家的理论为诗歌的晦涩提供了“合法”证据。 中国的资深诗人们不仅写出晦涩的诗歌,也为晦涩辩护。诗人臧棣有篇文章叫《新诗的晦涩:合法的,或只能听天由命的》,意思是说,新诗的晦涩是理所当然的,是合法的,是爱咋咋地。臧棣说:“谈论新诗的晦涩时,人们应避免一种先入之见,把诗歌的‘晦涩’仅仅归咎于诗人所采取的表现手法。诗歌的晦涩有它的认识论方面的来源,人的认识本身就包含着晦涩的成分。”诗人王家新说:“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比如说杜甫晚期的诗,比如说策兰的一些诗,它们的‘令人费解’正是它们的思想深度所在,艺术难度和精髓所在。” 读者,或者一部分谨慎的诗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深刻、有艺术难度就一定晦涩难懂吗?有多少美妙深刻的诗歌是多么易懂。美国小说家凯鲁亚克是晦涩的反对者,他的质疑也有说服力,在谈到那种所谓后现代诗的“拼接法”时,他说:“任何人的意识都是支离破碎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愿意将此记录下来,也许就可以成为那些人正在创作的‘诗’。而很多时候,一旦他们的‘诗’遭到质疑,他们会将这种冷遇转换为一种艺术上‘曲高和寡’的优越感。” 很显然,懂和不懂的辩论是没有结果的,因为礁石永远在那里。诗评家唐晓渡说得中肯:“所谓晦涩主要是隐喻系统的个人化造成的,根源在于价值观、文化观、审美观的主观化、碎片化。”对读者来说,读不懂,可以选择不读,懂到什么程度,可以选择智力训练。但是对诗人来说,究竟谁有资格晦涩难懂?这是一个问题,“曲高和寡”的优越感并不能隐藏诗人内心的“虚妄”。诗人西默斯·希尼说,诗是“一念之间抓住真实与正义”,说得非常好,“一念之间”或许会带来“晦涩”,但“晦涩”是否抓住了“真实与正义”呢?如果没有抓住,那么“晦涩”就是欺骗与虚假,只有抓住了“真实与正义”的诗人才有资格晦涩难懂。比如,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晦涩难懂,但他是艾略特,他有资格,因为他的思想深度、他思考的前沿位置,我们已经难以企及,他必须以“先锋”姿态为他的发现和思考“命名”,所以真正的大师必须晦涩难懂。但是,我们周围有多少思想浅薄、眼光短浅的诗人也在晦涩难懂,这不是“虚妄”的故作高深吗?或许尽所能地写出“真实与正义”才是诗歌正道,何必管他晦涩与否呢。 说到底,懂或者不懂不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而是诗歌的“哲学”问题:一、你不懂,别人懂;你懂,别人不懂。二、今天不懂,明天会懂;今天懂,明天不懂。三、不懂的有的是经典,懂的有的是垃圾;不懂的有的是垃圾,懂的有的是经典。 真或者伪:没有终结的辩护词 如果说懂与不懂是诗的“哲学问题”,那么真与伪则是诗的“真理问题”。 艺术的惟真正理即为真理,诗的“真理问题”实质上是诗的标准问题,就是判断和确证哪些诗是真诗,哪些诗是伪诗。诗不存在懂与不懂,但诗存在真伪。何为真?何为伪?并非非黑即白那般泾渭分明,但也绝不是一笔糊涂账,真诗伪不了,伪诗真不了,真诗永远都是真诗,伪诗“逃得过初一,跑不过十五”,终会现出伪诗的“尾巴”来。真伪之判断,是对读者鉴赏力、感受力、道德力的考验。 有人一言以蔽之,说,有无灵魂的写作,即辨别真伪的标准。 此话不假,但终究有些宽泛,作为真伪标准,越明晰,越条理,便越好。为诗的真伪而辩——这份辩护词是难以终结的,但还得辩护下去。 无关灵魂,无关生命的气息与力量,凡是“做假”一般“做”出来,“生造”一般“造”出来的诗,是伪诗。 简化、粗糙到无原则、无向度、无底线的诗,是伪诗。 把爱情写成耍流氓、把感情写得下作、猥琐且自得其乐的诗,是伪诗。 个人诗、政治诗、说教诗都偏离了诗人本分的诗,是伪诗。 与个体性、主体性无关,与真实丰富的内心体验无关的诗,是伪诗。 没有达到大多数人认可的审美标准、且毫无创造性、开拓性的诗,是伪诗。 粗俗不堪——低俗、恶俗、庸俗的诗,是伪诗。 政治花圃上的“假大空”,人性废墟上的“假丑恶”,是伪诗。 淡而无味的大白话,颠三倒四的拗口语,是伪诗。 大众包装的软语,过分甜腻的耳边私语,是伪诗。 第二首梨花体、第二首乌青体、第二首羊羔体……是伪诗。 没完没了地天真、绝对地简单的诗,是伪诗。 以展示、传递良好的一面,而把不幸和缺点严密看管起来,由此带来的表达不自由的诗,是伪诗。 装神弄鬼、装疯卖傻、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一切假先锋、一切假传统,是伪诗。 吃了喝了拿了别人的,而写下的应酬诗,是伪诗。 枯燥、自恋、与外界隔绝,拒绝参与到时代的智力建设中去发现恶的新形式、善的新品种的诗,是伪诗。 廉价的反讽和批判,献媚的赞扬和歌颂,拔高的抒情、肤浅的忧郁,是伪诗。 沉迷于精神的冷淡,显摆那些小小的、俏皮的玩笑,热衷于优雅,有时甚至是令人愉快的虚无主义的诗,是伪诗。 …… 那么,什么是真诗呢?我只能说不是伪诗的诗是真诗。 如果一定要回答,我以为有两位著名的人物很好地帮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一位是中国的文论专家周振甫先生,一位是波兰诗人、诗评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什么是真诗呢? 周振甫先生说:“由诗之源以求乎上,诗人之作,思深意远,苦心焦虑,情系家国,恫瘝在抱,有不能已于言者。其言则关乎世运,系乎民生,如屈原之《离骚》,恫宗国之危亡,哀生民之憔悴;如杜甫之《三吏》《三别》,伤唐代之衰乱,悲人民之血泪,以第一等怀抱,抒爱国忧民之情。而其艺事之精能,或则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或则声情并茂,摇荡性灵,斯为最上之作。凡此最上之作,于国族危亡,世运隆替之际,常能遇之,不局于汉魏六朝与三唐也。文山之作,亭林之篇,下及人境庐之诗,于中往往遇之,皆足以震荡人心,此仆所谓取法乎上,由诗之源以求乎上也。”(引自《棕槐室诗》序)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先生说:“我并不完全反对一种自由的、明智的、优美的诗歌,一种力图联结起近与远、低与高、凡俗与神圣的诗歌,一种力图记录灵魂的运动、情人的争吵、城市街景,同时还能注意到历史的脚步、暴君的谎言的诗歌,一种经得起时间审判的诗歌。我只是恼怒于那种小诗歌,精神贫瘠,无智慧,一种谄媚的诗歌,卑躬屈膝地迎合这个时代的精神刺激,那种懒惰的职业官僚似的东西,在一团幻觉的污浊的云里迅速地掠过地面。”(引自《捍卫热情》) 简言之,真诗是“关乎世运,系乎民生”,拥“第一等怀抱”,“艺事精能”,“震荡人心”的诗,是“自由的、明智的、优美的”,“记录灵魂运动”,“经得起时间审判的”精神丰饶的大诗歌。 当然,要写出真诗有些难,要不为什么伪诗如此泛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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