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61009131700017517063744819.jpg) ![](/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61009131900001654824084019.jpg) ![](/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61009131900036084894182019.jpg) 很长时期以来,我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的叙事文学,有一点点不同的想法。从《太平广记》这样的传奇小说开始,到四大名著,包括蒲松龄的短篇小说,它们都有非常精彩、精妙的地方。但我们突然会发现,尤其是当西方文学大量进入中国以后,中国的文学或者中国人的意识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缺失——我们的描写对象当中没有“自然”。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会构成两种关系:一个关系,就是人跟人的关系,这是个主要关系。除了跟人发生关系以外,我们跟环境、跟大自然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可能在一些山水诗里,诸如此类,才看得到大自然,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就会把大自然作为对象进行书写,一花一草,一山一水,描述一个世界。 我们不光跟人发生关系,也跟自然发生关系,这个世界才是个完整的,这个关系才是完整的。所以想想我们的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传统,很难想起来,把自然作为对象,总是人跟人的斗争。比如,《三国演义》《红楼梦》。《三国演义》是战场里见,《红楼梦》是闺阁里见、花园里见,总归都是人跟人的关系。但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很难往温暖、积极的方向书写,主要写的是人跟人的关系,是互相算计、互相提防,互相使用各种阴谋诡计,《三国演义》就是集这种大成的书。 我自己很早老是想这种问题,说我们的“自然”到哪儿去了? 大家非常喜欢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非常震动,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尤其是现代人,应该对我们对于环境的无知感到恐惧”。我们没有真切地认识它,所以我们说热爱大自然、保护环境都是一句空话。谁会在真正的关系当中,我们莫名其妙地爱上一个陌生人?我们爱是有限的,我们爱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很难想象,我们把大把的爱挥洒在陌生人身上。所以帕慕克说得对,对于环境的无知我们应该感到恐惧。 前年我写了一本有关历史方面的书,一写中国的历史,跟《三国演义》差不多,种种政治的角力,人与人的算计,写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情境越来越不健康。这种书要求你必须把人性的黑暗一层层揭开,我自己老写这种书的话,要么变成暗黑的人,要么得抑郁症,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找到一种方式来使自己重新变得清新起来、开朗起来,希望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个光明的世界。 我经常有个方法就是离开城市、离开人群,自己开上车,连司机都不带,就进山,上高原。当我进入森林,进入雪山之上,进入到一个湖水旁边时,在那儿非常深入地进入自然怀抱当中,我的心情开始变得平静,满眼是那种美好的东西。这次上路,经常看到小孩子,在雪山上到处走,有的放羊,有些会招手让你买东西,从家里拿块奶酪要两块钱卖给你,还有从山里采的小蘑菇两百块钱卖给你。青藏高原四五月,小草刚刚发芽,是采摘虫草的季节。很多小孩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头有几只虫草,三十块钱一支问我要不要。我躺在山上,晚上睡在树林里的帐篷里。我就想回去写写这些小孩。我想写这些简单的、单纯的人,可能也像我自己深入到大自然当中一样,是使自己心灵得到调适的一种方式。果然,回去我就决定写,所以第一部书写了《三只虫草》,就是一个小孩子跟虫草的关系,我突然发现这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写作的人,很多时候把自己看得过于伟大,我们总觉得是在帮助大家发现这个世界的意义。就像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作家伏尔泰、卢梭,他们觉得我们是面对公众,我们是启蒙者。因为文化一直有这个意义。 我在写一个单纯的小孩的时候,书写出来不是为了去教育别人,而是这个人在不断教育我。因为他在小说当中,也慢慢因为商业的关系,身上揣着这么一些虫草,不断地跟不同人发生种种关系,被别人盘算、算计、调侃、轻蔑,但是这个人用他特别天真、特别单纯的方式,都避开了这些风险。反而这样的人物慢慢在书里活起来,首先是“他”感染教育我自己。它不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它也不断跟不同的人招呼,它也在依靠它自身的价值,不断地对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冲击,所以它也变成一个活的角色,参与到这个小说当中。所以这个小说不再只是一些人跟人的关系,所有人首先要跟这个事物发生关系,然后才因为这个事物作为媒介,跟别的人发生关系。我觉得,我们终于把自然、自然界的一种事物,请到了我们用中文书写的文学作品当中。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叙事文学当中,不存在已经有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会忘记自然。 美国有一个文学家叫做奥尔多·利奥波德,他就是一个书写自然的文学家,人家问他为什么要书写自然呢?他说我们在城市化、工业化的今天,如果再放弃对于自然的观察跟书写,那么我们可能面临一个风险,所有的人认为面包是从烤箱长出来,而不是从美国密西西比河两岸广袤的平原上长出来。我们也会认为,别的事物也是从一些工业化的器皿当中长出来。比如我们认为牛排是从冰箱里长出来的。所以他说我现在要对自然进行文学书写和表达。 可能有人读过他的一本书叫《沙乡年鉴》。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不光观察和书写。美国的农业跟中国农业有段时间也是一样的,不注重环境保护,我们对土地大量的滥用,最后土地退化,土地的肥力消失了,耕作多年以后,一块土地就变成半沙漠土地,然后被人遗弃。他自己就遇到过一件事情,离他居住城市不远的地方有片农场,土地过度使用,不能再长庄稼,变成半沙漠的地方。他居然为此写了一本书。他自己一边做保护环境这种事情,同时把在这个过程中,他观察到的事情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就叫《沙乡年鉴》。他记录了这个过程,证明即便大自然被破坏,只要我们停止破坏,按照自然的规律重新来对待这个土地,这个土地还能够恢复升级。这本书非常了不起,被誉为世界自然文学三大经典之一。 还有一本经典也是一个美国人写的,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非常美,作者本身是作家,也是生物学家。她突然发现过去春天来临的时候,美国那些乡村当中是充满了各种声音的,因为那些鸟儿会回来开始歌唱,过了好多年她突然发现这些春天是如此寂静,鸟消失了,自然界变成了没有声音的自然界。她就开始追踪这件事。发现根源在于大面积使用一种叫DDT的农药。当时她受到的挑战很大,面对的是整个化学工业给她的压力。她靠个人的力量,竟然战胜了美国强大的化学工业,使美国禁止农药的使用,也几乎在全球拉开了自然保护和绿色农业的序幕。 对于自然主义文学,中国读者大部分知道一个人,那就是梭罗。相对于利奥·波德、谬尔、卡森,我就有点不明白,你说写得好不好?写得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在中国人阅读当中,梭罗会有那么高的地位,想起梭罗我觉得这个人多多少少有点虚伪,但是他也在进行一种实验,最后写成了一本书。我在中文当中还看到他另外的书,比如讲植物传播的,叫《种子的欲望》,他是通过观察一种种植物,那本书写得很好,至少在我看来,比《瓦尔登湖》那种空洞的书好多了。 面对自然,对今天的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严重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中国文学当中,“自然”的长期缺失确实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我们做文学的人有责任来进行这样的书写。所以写完《三只虫草》以后,我还写了《蘑菇圈》,又写了正在濒危的柏树,叫《河上柏影》。柏树很冤枉,分布面积很小。但是很不幸,这些年我们中国人有一点钱以后,开始喜欢搜罗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就让一些过去非常寻常的东西,变成一种特别高价值的东西。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木头,好的木头,大的木头,我们做桌子、柜子,边角废料我们也找到一个发明——做珠子戴在手上。你没事老戴一串木头珠子在身上什么意思?据说可以涨价,我们有这种需求,五迷三道做这种事情,好吧,木头就遭殃了。 只有我们学会了非常尊重自然界以后,才能学会尊重人。因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种,按照进化论,是自然界、生物界不断演化、进步,造成的一个伟大奇迹,因此我们不能够毁掉把我们进化而来的那些最基本的、最早期的物体。守护了自然,我们才能感受到世界的美丽温暖,世界美丽温暖,对人会有好的熏陶。 (本文由青年报见习记者李金哲根据阿来在上海图书馆的讲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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