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批评界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态度进行了重新审视。研究者一方面肯定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对接受西方理论过程中存在的诸如“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甚至是削足适履”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以此为切入点，学界进一步讨论了借鉴西方理论的态度、西方理论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适应性，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失语”等话题。
反思对西方文论的“生硬移植”
中国文学 “生硬移植”西方文论所带来的问题，是文学批评界首先反思的对象。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领域几乎是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接受了西方半个世纪的理论思潮。在这种“狂飙突进”式的“拿来”过程中，中国文学批评界要对每种西方文论都仔细分析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评介、运用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而把这些带有独特时代和社会背景的西方理论用于创作实践时一定程度上就会导致 “水土不服”。张炯在《论90年代我国文学的走向与选择》中认为，90年代人们对西方学术文化介绍评析的浪潮未曾削减，文学创作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影响。这些作品虽然在题材开拓和形式创新方面有其意义，但疏离了现实生活和广大读者的审美规范，一般读者难以解读。张隆溪在《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指出，理论和时髦本是互不相干的，但是在“后新时期”的文化探讨中追求理论的时髦却成了一种风气。这样删繁就简拿过来的“西方理论”必然对中国文学研究形成误导。同时他也反思了中国文学批评界在西方文艺理论界面前亦步亦趋的态度，认为这类反思是期望在通过与西方文论保持足够距离的前提下，“企求思想和文体风格上的某种纯粹性，企求绝对中国特色的真实性和原创性”。
讨论中国文学批评是否“失语”
在文学领域中，“失语”主要是指中国古典诗学资源成为 “知识性”存在、当代文论对中国文学失去了有效性。“失语”概念最早是由曹顺庆在《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提出的，后来他在《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中又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由此可知，“失语”一方面是针对西方理论强势入驻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概括，另一方面则意在强调面对西方理论资源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权的丧失。
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文论的涌入，中国文学一下子进入众声喧哗的时代：在创作领域，西方新技巧、新策略层出不穷；在批评领域，缤纷的西方术语让人眼花缭乱。在西方概念和术语的喧嚣中，中国文论却陷入相对沉寂状态。因为“失语”，中国文学研究在中西对话中丧失了“对等地位”。面对当时理论话语权严重失衡的状况，国内部分学者开始思考中国文论的话语权问题，“失语”的概念也流行开来。
不过有学者认为，“失语”的说法并不恰当。张卫东在《回到语境——关于文论“失语症”》一文中指出，“失语症”的说法混淆了“话语”、“理论”、“言说”、“思想”等概念，不仅未能准确概括当代文论的现状，而且混淆了问题的根本。张卫东认为，中国当代文论并不缺乏“言说”和“话语”，只是未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回望当年关于 “失语”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纠葛于“失语”的一方反映出面对丰富的西方理论资源的焦虑心态；而坦然于“失语”的一方也忽视了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唯西方文论是举、狂热追求新术语、新方法的非理性状态。
二次反思的特点与继续阐释的空间
针对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关系，在20世纪前30年已经进行过一次相对集中的反思。因此这场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的反思和论争已经是第二次反思了。第二次反思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反思内容聚焦于问题盘点；第二，反思动机中“影响的焦虑”占了很大比重。中国学者焦虑于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中产生的压倒性影响，迫切地希望通过反思摆正面对西方理论的正确态度，并重建中国文论体系，重获话语权。
但是，无论“影响的焦虑”还是集中于问题盘点的弊端都是明显的。首先，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影响的焦虑”虽然难免，但“焦虑”之下往往会矫枉过正，表现在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问题上，就是容易作出单一判断，比如为强调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而否定其他理论的价值和作用。这样的判断和选择实际上掩盖了问题的实质：比如为什么会再三出现对西方理论的热切姿态？为什么百年来我们始终无法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对话？其次，在西方理论影响下，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也出现不少优秀的成果，倘若忽视这些成果，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是不全面、不客观的。而这次省思过程中尤其缺乏的，恰恰是对那些有示范性意义的成果的分析。
经过这次反思，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关系的问题得到相对全面的探讨，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得到强调，运用西方理论进行中国文学问题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获得盘点。但在西方理论已经获得普遍影响力的情况下，如何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对话，进而确立清晰的中国文学意识，依然是中国文学批评界必须继续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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