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现实生活的载体，将生活中的跌宕起伏和曲折离奇集中收纳，从而引领读者从中获得对日常生活体验的情感表达。然而，文学的能量远非只是现实生活的有效影像，它需要以情感、理性和审美的力量，揭去生活于其中本以为如此却毫不自知的一切表象，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另一个自我的存在，在未来和蓝图的描绘中认知到抵达的艰辛，在苦难和沉沦中寻觅化解和超越的生命坚韧。
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门类相比，文学对社会、历史、经济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前者是以实证的方式对特定对象进行整体和宏观的描述，并构筑出无可辩驳的“真实”；而文学恰恰关注的是那些宏阔架构中被忽视的人的生命状态、情感结构、思想波澜，它们虽然编织了一幅幅真实的历史与现实纹理，但同时又构造出与历史、社会和现实相异乃至相反的另一个“真实”，这是文学独特的功能所在。因此，有能量的文学常常以独立和自足的潜能，将同质化或均质化的世界进行内部剥离，以叙事、情感、语言、美学等，开启每一个人与现实生活相遇的各种可能，让人的心灵和思想，在文学世界的想象、沉溺、愤怒、留恋当中，获得释放。这正是文学作用于人的独特方式，且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取代的深度介入。这种独特的作用方式同样有着有效的内在判断，并构成文学作品的经典和非经典、厚重与浅薄的衡量标准。
我们可以从以下维度，考察文学的力度和能量。
首先，文学虽然可以不直接描绘时代的复杂状况，但并不等于作家可以放弃对时代的思考与表达。相反，作家需要在时代的纷纭复杂当中，敏锐地捕捉到其中涌动的发展趋势，触摸到时代激荡下的生活百态，以及生活于其间的主体的喜怒哀乐，从而在时代与人的张力中，构建一种充满人文价值的理性智慧。
其次，文学无论是对现实的推近，还是对历史的打捞，抑或对未来的想象，都参与了历史的发展。文学的这种独辟蹊径参与历史的能力，凭借的不完全是史料的重新爬梳整理，而是从中挖掘精神特质。面对这种精神特质的历史遗存、当代流散、未来召唤，文学当仁不让地充当了某种精神遗产的守护者，哪怕这种历史精神遗产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想象中的乌托邦，但因为这些零散、碎片或流动的精神存在，想象的共同体得以成立，民族生活经验成为文学不竭的生发动力。
再次，文学需要以情感的力量，揭去社会的表象，提炼社会的真伪。尽管文学的跨界被人反复议论，异质因素不断进入文学表达的疆域，文学的功能也在无形中被无限放大，但“文学是人学”时至今日仍是一个不灭的箴言。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不将对人性的探究、审视、洞察、讴歌和批判作为核心命题，而人性的丰富也是唯一可以跨越时空、跨越国界、跨越族别而具有对自我和他者进行反省、剖析的永恒对象。在文学世界中，人性的压抑和解放，可以得到清晰的呈现，并作为一种清醒认知的镜像，激发起自我对一切的怀疑或坚守。对人性洞察的深刻与否，成为人由个体走向主体的重要标志。
然后，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弱者的精神武器。面对生存的苦难、命运的不公、厄运的捉弄，文学能在事件、形象、人物、审美的片段当中，以热烈的情感方式，告诫读者这一切不过是生命的常态，让受难者不至于绝望，让幸福者不至于昏聩。作品中的人物尽管经过艺术的加工，但文学却执着于并以叙事伦理的方式，激起每一个人潜藏的或理性或感性的信仰力量，获得不断超越自我的内发可能性。
最后，文学捍卫人世间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和权利，无论是以何种理由对生命的戕害，都是文学鞭挞的对象，现实生活中种种地位、权利、资格的不公平、不对等，在文学世界都可以获得平等的言说与表达的资格，这不是虚幻的自我陶醉和掩耳盗铃，而是以文学形象的方式，图示出世界本应如此但却并非如此的异质性对比。它以启蒙话语的方式，传达出生命高于一切的人文价值观，由此改造着一切囚禁人的存在的外在世界。这种富有暗示性的语言行动，成为人类历史不断前行的生命激情。从苏童的《万用表》、张者的《桃夭》、盛可以的《喜盈门》、田耳的《给灵魂穿白衣》，到王安忆的《匿名》、迟子建的 《群山之巅》等，生命的内涵已经延展为人所身处其中的一切天地存在之物，这是人类对自我生命与他者生命“内在关系”的重新认知，也是生命理性精神的文学表达。
在当下，文学既要直面总体为“轻”的时代征候，但更需要以理性、审美和情感之“重”，掀去一切话语主体制造的精神幻象，这是文学在消费时代能够重新得到尊重的方法，也是文学回归本体性的正确路径。尽管文学不一定能直接提供当前人类精神、心灵、灵魂和生命迷茫的救赎良药，但却扮演着一种对外认知世界和对内心灵探寻的艺术镜像，在警惕人日渐沦为符号性和平面化存在的同时，可以矢志不渝地呵护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要义——高贵、自由和尊严。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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