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是一套阐释文学的知识系统，众多观点和命题围绕作家、作品、读者三个不同的向度展开，若干特殊的概念、范畴构成了文学理论的“专业”形态。许多人之所以将魏晋时期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的第一个成熟季节，风韵、风骨、形与神等一批概念、范畴的集中出现是一个重要原因。进入现代知识体系，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在学院课程的目录之中。这一套知识系统具有哪些现实意义？人们可能听到多种回答。一种具有相当声望的观念曾经否定了问题本身：吟诗作赋无非雅事，何必曰利？审美拒绝俗不可耐的日常算计——“为艺术而艺术”时常成为这种观念的理论表述。时至如今，这种观念遭到了愈来愈多的批评。自然科学正在重塑这个世界，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法学正在与社会频繁互动，那些没有现实意义的知识必将逐渐枯萎。宣称不屑于现实的骄傲姿态同时表明了另一种意义。
当然，肯定文学理论的现实品格并未改变一个事实：多数时候，文学理论的内容只能在学科的框架内部产生反响并且获得评价，深奥的学术著作或者学术杂志上的晦涩论文不可能立即转换为生产力或者经济产品。叙述模式、文学类型或者神话象征的争辩仅仅流行于若干学者之间。但是，某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文学理论可能与历史劈面相遇，并且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这时，文学理论可能卷入重大的历史问题争辩，并且投入整个学科的漫长积累。人们可以在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看到这种状况，也可以在中国的“五四”时期发现相似的例子。
通常，文学理论负责各种文学现象的解释。文学带来了强烈的内心波澜，例如激情、欢愉、悲伤、惆怅、憎恶，如此等等。这些内心波澜曾经触动许多人反思自己的人生轨迹，或者反思置身的世界。文学到底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这个现象如此重要同时又如此神秘，以至于文学理论不可能避而不谈。尽管如此，这绝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文学理论试图从各个视角给予考察：道德的，心理学的，符号学的，社会历史分析或者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这些视角均已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学派。
尽管古代思想家曾经将文学视为史学的补充和参证，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于文学与社会历史关系的认识跨入一个新阶段——历史唯物主义开始成为许多批评家的思想利器。通常，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考察文学作品包含的历史信息。不论故事发生在唐朝还是发生在昨天——作品如何再现当时的历史？作家聚焦什么，同时省略了什么？如何理解这一段历史的特征？这一切有助于读者更为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内心波澜。二是一部作品是在何种历史文化土壤之中生产出来的？这不仅决定了作家的想象特征和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也决定了作品的艺术形式——从文本的类型到语言修辞。这时，文学与历史之间不仅具有“镜子”式的相互映照，而且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曲折投射。例如，武侠小说、盗墓笔记或者穿越玄幻这些远离现实的作品为什么在现实之中大行其道？事实上，资本运作或者受挫欲望的转移作为“现实因素”参与了这些作品的生产。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众多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工作投入极大的热情。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茅盾、鲁迅等人都曾自觉地加入译介工作。如果说，文学可以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为人生的文学等各种主张形成了批判社会积弊的理论气氛，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展示的社会历史总体图景开始赋予知识分子宏大的视野。“五四”新文学以来，文学理论往往在“现实主义”概念之下阐述介入现实的积极传统。西方文化之中，“现实主义”拥有各种复杂的含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于“现实主义”的叙述主要指向是关注现实，直面各种社会问题，作家必须投身社会运动，获得真切的人生经验作为文学的基础，再就是具有开阔的历史眼光。“现实主义”并非堆砌一时一地的琐碎表象，而是再现喻示历史必然规律的生活景象。这是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个别表现一般或者个性表现共性的要求。这个意义上，文学不仅是些许人物，若干趣事，几段悲欢离合，人们必须从具体的故事背后领悟历史的发展脉络，也就是实现“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效果。每一个人物的具体命运与历史的总体图景息息相关，各种生动的悲欢离合展露社会演变的终极秘密，这是对于文学的最高期待。这就能理解，为什么许多关注社会历史分析的批评家如此反感通俗的大众文学。帝王将相、宫闱秘事、才子佳人、武侠侦探，欲罢不能的悬念，出其不意的结局，没有人能够否认大众文学的诱人趣味，也没有人能够否认作者的出众才华，但是，娱乐消遣是这种文学阅读的终点。没有历史感悟，没有深刻的哲思。作品背后隐藏的是白日梦的心理结构，而不是历史结构。
这同时解释了为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文学人物性格的高度重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文学人物的性格无不打上各种历史烙印。所谓的“典型性格”包含了二者之间的强大张力：可以从那些极具个性的言行举止背后察觉深远的历史原因。这个意义上，“典型性格”的个性与共性结合具有深刻的历史内容。
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摒弃了文学形式研究，那就错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从不否定文学形式，而是否定形式主义。二者之间的真正分歧在于，是否承认文学形式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形式主义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联盟往往汇成一个前提：文学仅仅是形式，同时，这种形式是不受历史干扰的一个本体。然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各种话语类型的出现是与特定的历史实践分不开的。
现今的社会历史正在向文学理论显出特殊的意义。改革、发展、创新、突破以及面临的各种新型问题，社会历史展示出诸多前所未有的动向。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感受到来自现实的压力，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众多学科无不闻风而动。文学理论的工作并非仅仅处理几个文本，而是在阐释文本的同时进入现实。文学理论意识到，当代文学正在捕获社会历史的重要动向，并且给予多种形式的表现。乡村、城市、科技、金融，众多重大的社会事件一波又一波地涌入当代文学，这些作品产生的文学效应潜移默化地影响周边的现实。文学理论同时察觉，文学的传播路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电视、手机、互联网以及背后的科技体系，开始与文化、审美产生实质性的互动。作为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一切无不逐渐纳入文学理论的视野。
阐释这些内容的时候，文学理论拥有哪些理论资源？人们必须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高度重视。这是一个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理论宝藏。儒家的修身学说业已发展出一套相关的美学观念，道家思想乃至“以禅喻诗”是中国诗学之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尽管以“诗文评”为中心形成的许多概念、范畴与当代文学大量的叙事作品存在距离，然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寓含了传统文脉的内在精神。相对地说，现代西方文论占据了理论资源的相当一部分比例。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内容”“形式”乃至现今意义上的“文学”一词，这些概念无不来自现代西方文论。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现代西方文论派系繁多，来源复杂，甚至相互冲突。如何正确对待这一部分资源，是晚清以来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课题。形形色色的选择之中，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鲁迅的表述并不深奥，但必须指出的是，“拿来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以“中国经验”为轴心。不论西方现代文论拥有多少品种，“中国经验”是真正的取舍标准。“中国经验”并非扮演某种现成理论的例证，相反，“中国经验”的内容及其意义恰恰是对于各种理论阐释能力的考验。众多理论资源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最为重要的思想。关注社会历史，关注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为显著的特征。
（作者：南帆，系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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