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研究、文艺批评更多关注文本的肌理分析，更加强调一种内在视角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可以把文本分析做得非常精致漂亮，但是却缺乏一种现实针对性，尤其是缺乏一种将学术问题与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政治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应该如何定位文艺批评？是将其圈定在一个学科或者学术话语之中，还是应当拓展其研究思路？一个可能的路径是，我们可以尝试摆脱学科内在视角的束缚，从现代性反思批判的外在视角出发，探寻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文艺批评话语——将文艺批评视为一种现代社会的“认同话语”。
具体而言，这种批评范式将突破文艺批评的内在视野，重新将其与社会话语、历史话语、政治话语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政治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文艺批评。换言之，文艺批评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文学文本本身，而是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认同之内涵。它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学术话语，而更是一种建构话语、认同话语。当代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历史转型，使得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层面都需要价值观的重建、文化认同的重新树立。文艺批评所固有的文化建构功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必须重新得以倡扬。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创作，不仅需要承担自身的学科功能，同时也需要承担更为广阔的社会功能、历史功能，进而从价值观的角度不断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所谓“认同话语”，指的是个人或者民族对于他们的个体存在，及其作为共同体存在的本质理解。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套现代性话语。也就是到了现代之后——当人类脱离了原始部落、封建宗族，尤其是在西方，脱离了上帝的怀抱，进入现代性荒原之后——人们变成了没有关联的个体，开始重新寻找归属和认同。如此，认同才成了问题。近年来，随着民族国家界限的不断突破，后民族国际政治格局的不断出现，认同问题，或者说承认政治的问题逐渐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其理论源头是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思想，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尤其是在霍耐特那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承认理论。霍耐特的重要作品《为承认而斗争》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如何才能结成共同体，而在共同体中人们之间又如何才能实现彼此的承认与认同。毫无疑问，现代社会的认同，需要借靠一些东西，但绝不是僵硬的政治或者流动的资本，而是文化，是内在的价值归属与价值纽带。因此，文学艺术，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凝聚作用、认同作用、承认作用在当下才变得如此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通过对德国人文学科学术话语的深入思考，为我们重新认识文艺的认同作用及其建构意义提供了启发。《后民族结构》是哈贝马斯探讨现代性视野中的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一本论文集。其中收录了一篇题为《何谓民族》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哈贝马斯详细考察了1846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一次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他之所以对这次会议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想以此作为契机，深入探讨德国人文学科的学术价值与政治自我理解。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这个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大会的召开，应当完成双重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就是通过专业语言文学家的研究与探索，逐步完成德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与制度化；第二重使命是政治意义上的，也就是通过这一批社会学术精英的聚集和讨论，为结束德国四分五裂的状态，促进德国的统一与富强，提供一套思想文化方案。这双重使命的达成势必能够为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奠定坚实的学术与思想根基。不过，十分遗憾的是，日耳曼语言文学家的此次大会并没有完成这双重使命。具体而言，它并未实现哈贝马斯念兹在兹的学术研究的政治使命——以文化融合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让德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民族踏上欧洲与世界的舞台。那么，这次会议的内在政治诉求为何无法得以实现呢？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由于与会的专家学者并没有能够在专业的学术研究、学科制度建设之外，真正看到文化所具备的政治及历史功用。为此，哈贝马斯提出：“语言、诗歌、法律和历史当中的人性内容非常重要。但人文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并非只在于揭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而更在于承担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历史性功用。”
在“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之后，我们看到，德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理解与社会关怀，人为地将自己限定为一种专业的学术研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倒向了19世纪大行其道的科学主义的研究路径。具体的表现是，在德国称道于世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以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为核心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完成了专业化、制度化的转型。一个科学、规范、整严的学科体系被建立起来了。但是，其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使命担当却大为失落。如此一来，人文社会科学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科学研究的方向，一个为了实现职业选择与学术研究目的而存在的机构。它不仅切断了与社会、政治、历史的紧密关联，同时也割裂了凝聚国家共识、塑造文化认同的精神血脉。正是由于此种内在历史使命与精神追求的缺失，德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19世纪以降，要么陷入封闭僵化的科学主义研究的旋涡，要么沦为纯粹权力话语的附庸。为此，哈贝马斯呼吁人们要充分意识到文学背后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用，高度关注洛文塔尔与阿多诺所提出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范式，就是突破文学内部的审美结构，将其内在的审美意涵与外在的社会政治理解、国家认同意义结合起来的综合性研究。
就中国当下而言，我们的文艺研究所遭遇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把文艺学变成了一门严格的科学。这种典型的科学主义学科观念，在西方已经受到深入批判，而今却在汉语世界大行其道。这其实反映了我们对于这个学科所承担的历史与社会使命缺乏应有的认识。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文艺学的教学研究越来越专门化、科学化，层出不穷的专业术语隔绝了学科之外的广阔历史现实空间。原本在这个学科之上的“教化”使命也逐渐地被降低为一种“学科培训”的需求。第二个方面，我们的文艺研究越来越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对于文本之外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发展变化丧失了敏感性与应对力。在文本的狂欢中，在术语的狂欢中，我们失去的是与时俱进的阐释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对于社会价值的引领能力。为了重树文艺批评的历史使命与价值使命，我们必须重新恢复文学的历史关联和现实关联。让它从纯粹的学科建设的目的中走出来，更好地揭示国内外社会与政治结构变迁，更鲜明地呈现广大民众的思想与意识变化，更准确地发挥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形态建构功能。从而为我们构建当代中国所必须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奠定牢靠的基础。
哈贝马斯在分析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政治自我理解之时，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政治社会功能的重建之路，即“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这里所说的“文学社会学”并非那种备受诟病的“文学的政治化”，而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批判意识的文学社会学。虽然“文学的政治化”也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但是它内在的诉求在于让文学服务于政治，因而缺乏一种规范性，也缺乏一种批判性。而批判的文学社会学，是将文学视为社会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一方面强调社会语境对于文学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始终强调文学自身的固有规律。其内在的批判性诉求在于揭示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决定关系。就此而言，“批判的文学社会学”是一种恢复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历史、社会、政治、现实维度的综合研究范式。
当然，将文学视为一种认同话语，走向“批判的文学社会”的研究思路，归根结底是重新倡导文学的社会与政治功能。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在不同学科内部，尤其是在文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互动关系。我们当今的文艺研究，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普遍关联与跨地域的广阔视野。因此，我们所谈的作为认同话语的文艺研究，并非局限于单一民族范围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就像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中所言，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地位已经遭到了挑战。在目下文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中，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中，美国所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世界秩序，也面临着新的不确定因素。重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同功能与建构功能，就是要运用话语的力量在各种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进行博弈，夺取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尤其是宣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地位。就此而言，文艺研究作为一种认同话语才更加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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