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敬波新著《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论稿》近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通过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创新的多方位考察，揭示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意识之变化的某一侧面以及这一变化在文学中的反映。作者从新时期短篇小说文体观念的变革入手，对其主题呈现的独特性、形象塑造的内倾性、叙事模式的创新性、艺术语言的先锋性和艺术风格的突破性等进行了探索和概括，挖掘、整理了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创新中蕴含的新的审美意识内容，力求寻找新时期短篇小说在何种意义上是“中国的”这一问题之答案，亦即解释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具有的“中国经验”“中国味道”到底为何的问题。为此，作者屡屡用“新变”“反思”“独特性”“更新”“转换”“个性化”“先锋性”“突破”等带有变革意味的词汇讨论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和审美取向问题。
实际上，文体研究先天带有变革性或革命性特征。从刘勰《文心雕龙》开始至今，人们往往将文体之变看成社会之变的典型表征。刘勰所谓“文变染乎世情”中“文变”主要即指文体的变革，揭示了这种变革与“世情”之间的关系。但“文变”并非“世变”的机械对应物。在某些情况下，文体之变也能引起社会之变。在“世情”巨变的时代，人们既可以使用古老的文体，“旧瓶装新酒”，“以古喻今”，借旧文体传达新的社会意识，进而促进社会发生变化或变革；学者也可通过对某些特定文体的重新阐释和研究，传达新的思想观念，进而引起社会的某种变化或变革。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文体的变革性或革命性特点会呈现得更为直观。上世纪初，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胡适之《文学改良刍议》等论著就是以文体革命实现社会革命的经典之作。与此相关，小说和戏曲的创作和研究在当时也引起人们的重视，究其实也带有文体革命的意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对小说——这一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备受压抑的文体进行历史研究，扭转历来文学史研究有意无意忽略小说研究的局面，其革命性不言而喻。王国维对宋元戏曲意境美的界定具有时代性或革命性：他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对中国传统的诗、词、曲等文体的审美特点进行界定，表达的正是时代的心声。文体的变革和研究由此成为传达时代心声、启迪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因此，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包括这样两个层面：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可以更新文学创作的内容，是文体产生新变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文学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新的变化也会做出最为灵敏的反映，新的文体会在这种反映中孕育而生，促进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而对“世变”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文变”既是社会现实和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产物，也是这种变化的有力推动者。从文体入手，探讨社会文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成为文体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以此反观本书论述则可发现，作者正是在变革性或革命性的意义上使用“文体”这一概念的，然后展开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这一独特文体的研究。为了呈现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创新以及这种创新所体现的思想新变，作者首先在方法论方面做出了探索，力求实现通过对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形式分析以揭示蕴含其中的时代内涵。作者指出：“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创新的研究必须置放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在对短篇小说纵横比较的考察中发现叙事技巧、创作观念的突破性转变，归纳和总结其呈现出的新的审美方式和审美价值。”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所谓“对短篇小说纵横比较的考察”包括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从“纵”的方面，作者将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放在近现代以来中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比较，发现新时期短篇小说在主题呈现、技术转型、叙事模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特点；其二，从“横”的方面，作者将新时期短篇小说与同时期的长、中篇小说进行比较，发现其在体裁观念、语体体征和文体风格等方面的独特性，揭示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实验性和探索性特点。此外还可发现，作者甚至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进行比较，发现前者所具有的“中国”特点。例如，在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风格的生成与突破的分析中，作者将其风格呈现归纳为“纯净”“精致”“潜细”“绵远”四个方面，力求将之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呈现的审美风格和意味接轨，以反对流行观点。一般认为，对小说进行“短篇”“中篇”或“长篇”的划分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兴起后的产物；在鲁迅等人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欧美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学作家艺术探索的主要资源，以突破古典小说在技巧、观念等方面的束缚。这往往让人们忽略20世纪以来中国短篇小说中所蕴含的独特的“中国味道”及其书写经验——鲁迅虽明确指出自己的小说创作有借鉴欧美小说，但我们读鲁迅小说仍能在直觉中感知到浓烈的“中国味道”，进而判定这是“中国小说”而不是“西方小说”。作者使用富有中国古典小说韵味的词汇对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风格进行概括，其分析是合乎实际、言之成理的，是站得住脚的，体现出作者用心之深。
在整体架构上，作者以主题分析为灵魂和指导，对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形象塑造、叙事模式和语言的技术性诉求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将这两方面在艺术实践中呈现的新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实现了内容提升与形式剖析的良好融合，而这正是将新时期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研究的素质和要求。
通过种种比较，作者发现，新时期以来，相比于长、中篇小说对时代变化的积极介入意识，短篇小说及其作家却静静地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实验：它们的语言带有浓厚的诗意化，是纯粹、纯净的，作家也更乐意在短篇的创作中自由挥洒自己的创造性，从而形成新时期短篇小说与时代相疏离的特点。正因如此，新时期短篇小说在叙述时有意采用一种“放逐的策略”，“把对历史和现实变迁的叙述从主题话语的‘中心’放逐到‘边缘’地带”，“疏远了与时代的关系，而以近乎曲径通幽的方式指向主题，以至于使主题呈现出难以辨认的模糊状态”（第55页）。这种“放逐式的”叙述策略使新时期短篇小说体现出“以‘隐曲’取代‘凸显’的主题呈现方式”（第59页）和“以微弱事件体现生活真理的叙述方式”（第191页）。与鲁迅等现代作家以短篇小说呈现宏大时代问题不同，新时期短篇小说的主题呈现并不是要“排斥对社会和时代意义的呈示，而是更注重对历史和命运的静静观照，注重理解与尊重，倾向同情与怀念”（第59页）。我们可将之称为“观照式的主题呈现方式”。实际上，文体的自觉性和独立性是作家主体人格自觉性和独立性的缩影。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这种“观照”“疏离”“放逐”，带有鲜明的理想化色彩：新时代的光怪陆离让人们失去了对艺术和生活进行诗意体验的兴趣，文学工具论让长篇小说担负了沉重的历史任务，反而是短篇小说更容易“摒弃那些奢华而浮躁的东西”，“营造出一种天堂般的纯净的空气”（迟子建《新鲜如初的印象》）。因此，文体的选择某种程度上是特定审美趣味和审美方式的体现。童庆炳指出：“文体的创造，从一些意义上说，就是美的创造，文体创造与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换言之，文体创造的目标是为了获得审美效应。这样美在何处就成为文体创造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疏离”与“安静”正成为新时期短篇小说独特的审美特点，这与作者对其“纯净”等四种艺术风格的分析互为表里，体用合一，揭示了新时期短篇小说特有的艺术特点及其与时代生活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新时期短篇小说独特的当代性特点，在起源论和本体论层面解决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本质问题。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作者将短篇小说称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文体”“安静的文体”。简言之，“以‘边缘’占有‘中心’、以‘离散’体现‘聚焦’、以‘差异’体现‘认同’”，成为新时期短篇小说开放性、变革性主题和艺术特征的主要特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赋予新时期短篇小说这一文体鲜明的革命性意义，这也体现出作者反思性的思维品质。王国维曾指出：“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此论指出文体盛衰变化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说明文体之发展亦具有当代性特点。这与他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是一致的，均带有浓厚的进化论色彩，以至于王国维说“谓文学后不如前，余为敢信也。但就一体论，则此说故无以易也”。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保守性，否定了文体应有的发展性和变革性。就文学发展的实际看，“舍旧取新”固然存在，但这并不是作家创作的唯一规律。每个时代和作家选择某一种文体进行创作必然会赋予这种文体以新的内涵，从而使古老的文体在新时代焕发出活力。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历久弥新，从汉魏以来到新时期，仍不断发挥着自己独有的艺术功能。新时期短篇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创新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新变，真实反映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发展的特点，这种书写当下、积极介入生活的创作精神使之成为真正的“当代作品”。
总之，在书中，作者力求通过对新时期短篇小说的文体研究，归纳其中所蕴含的独特的当代中国经验及其特点，体现出鲜明的关注现实、介入现实的文学观念。本书对新时期短篇小说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变革性特点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这种变革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彰显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在新时期的独特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具有深厚的学理性和范导性价值，并为后来研究提供了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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