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论从来不乏原创性观念与概念。“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象外之象”所体现的种种审美观念既直观又思辨，既感性又玄妙。再者，雄浑、冲淡、流动、含蓄、纤秾、高古、豪放、沉着、悲慨、绮丽、超诣等品目对于古代诗歌的解读，对古代诗歌的审美范畴的界定与阐释不但是有效的，且品目本身就是色彩斑斓、美不胜收的意象世界。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感性与思辨交织的独特性，是任何域外文论的方法或概念难以替代的。
诗论如此，就是古代小说评点，亦有诸多原创性的观点或概念，如金圣叹评《水浒传》的《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的“草蛇灰线法”、“背面敷粉法”、“横云断山法”等等。这些极具画面感的诗意化批评概念，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细部雕刻或结构布局有着贴切、深入的阐释力。
中西原创文论不具通用性
“草蛇灰线法”引导读者关注景阳冈那段叙述出现了多少次“哨棒”，或是紫石街那节频频亮相的“帘子”能否标示出一条若隐若现的叙事脉络，等等。那么，中国原创的“草蛇灰线法”若用来串起俄罗斯小说《罪与罚》中反复出现的“斧头”，能否作为一种解读的脉络？答案是否定的。
“草蛇灰线”是一种“风云见龙腾，波涛显鱼跃”的中国式审美脉络，一种更重视轻盈性、内敛性与气韵感的隐性结构，而《罪与罚》对“斧头”的刻画虽然也是一种串场道具，但其反复突出、强化的作用，对应着主人公陷入某种超人观念之后的疯狂，或者说，这“斧头”是大学生拉斯科尔尼柯夫虚妄念头的具象表征。如何偷、藏、用、还，这“斧头”在文本中被描述得分外醒目、血腥，虽也能串起一条线，但这样的写法，不是“草蛇灰线”。“草蛇灰线”玩味的是若有若无，时隐时现，贯穿其中却不喧宾夺主，看似无心却指向主人公的内心瞬间种种。“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中国式美学考量，是不声张的生动，是不用力的讲究，是不刻意的洒脱，如此才可能成就“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之叙事景观。《罪与罚》中的“斧头”也能“拽”出一条线，但不是“草蛇灰线”，而是强化内心冲突的“生死线”。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斧头”，同样不会摇曳出李逵耍弄两把板斧之“一片天真浪漫到底”的暴力美学，这把“斧头”挥动出的弧线，将撕裂主人公的灵魂，并推向绝境。
同样，金圣叹的“影灯漏月”与结构主义叙事学所言“内聚焦”探讨的都是限知叙事，但二者对应的小说叙事语言、主题与风格殊异。二者的非通约性部分，也许更能体现各自的美学趣味与意义结构。这些案例表明，文化风格、叙事格调的差异性，原创概念往往不具备通用性，而是要充分照顾其适时的审美情境。中国古代“诗文评”与古典小说评点，蕴含着丰厚的美学阐释潜力，同样，西方文论对其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作品的阐释，亦出现了不同凡响的理论概括与意义生产。不同历史阶段或文化空间的原创性文论观念与概念，不见得都能直接搬用或借用，但不等于不能借鉴，借鉴的意义比借用更大。
理论借鉴应倚重本土研究
借鉴的作用，是窥见对方或自我的观念盲区乃至误区，是为本土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寻求更具对话性的理论启示与方法路径，或是推动既有理论范式的调整、补充或革新。理论借鉴的前提，是尊重差异、承认矛盾乃至不惧冲突。善于借鉴的理论创造者，不是回避差异性乃至冲突性，而是积极地寻求自我理论丰富性的扩展与深刻性的强化。
“草蛇灰线”以诗意化的隐喻表达勾勒出中国古典叙事中的冲淡与缜密的微妙平衡，但能指与所指，或功能层、行为层与叙述层之符号学原理的引入，则可能更明晰地分析那威武的“哨棒”与多情的“帘子”如何在叙事各个层面上流转。“影灯漏月”之妙，遭遇“内聚焦”之后，更可以作一番辨析：“影灯”为了“漏月”，但月光与灯光难免相互干扰，这就意味着中国古典叙事中的内聚焦是容得下更多“杂质”的临时性“内聚焦”的。至于西式“内聚焦”可能更强调个体感知的独特性、偏执性且聚焦内容不“越出”主人公的意识界面。两者都是限知叙事，但“限”的方式、内容与格调各有各的感性区域、感知规模与关注对象。
本土与异域的理论体系与范式可能相互比照、互补，然而，并非异域理论都只是作为某种参照性、补充性的参照。外来理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呈现出本土原创理论所遮蔽了的思想方式与艺术表达。异域的原创性文论，比如，从拉康的现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到鲍德里亚的超真实、拟真、内爆，这些概念对本土文化、文学的阐释未必能“一步到位”，相反，更有可能导致种种排斥性的不适应症状，但这不等于对我们文化、文学的理论阐释无用。外来观念或概念在非原创语境中的不适应、不消化乃至过度的排斥状态，是不同文化板块在挤压、冲突的过程中难免发生的种种可预见的正常状态，而非反常现象。
理论阐释模式，经过反复试错、调整、放弃或改造，考验着理论本身的生命力。通过移植，也测试着非原创语境中接受者的接受力、改造力与创新力。不同文化、文学领域的差异性，并不意味着异域理论对于本土问题普遍缺乏可资借鉴的阐释效力，而是更倚重本土研究者借鉴水平与创新能力。
新时期以来的文论“逆差”状态导致了非原创语境中的接受者不时会面临着“本领恐慌”。这种恐慌，来自对“他者”理论背景的不了解，也源自对自我创造力的不自信。当下的“原创焦虑”事实上就是一种本领恐慌。在成系统的异域理论体系的大规模长驱直入情形下，若无积极的自我创造，难免产生集体无力感。也应该看到，如果毫无焦虑感则更可怕，因为缺乏必要焦虑与压力，通常意味着要么照单全收，要么置之不理。故从积极一面看，“原创焦虑”本身潜在着推动、激发创造的动能。
理论优化需叠加推进
原创不宜误解为横空出世的理论创造，人文领域的原创更多是在承继、吸收与借鉴基础上形成突破性思考。这意味着，在信息密集交流的当下，原创性观念或概念往往是在对话的碰撞中，在深入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学观念与概念的过程中获得创新优势。从这一角度说，本土理论与异域理论的接触、交流的广度越广，深度越深，其创新的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理论能力的提高、跃升，不是通过约束视野，而是在学术视域的结构性动态扩展中才可能获得更具信服力的能力提高。或者说，一种阐释模式的提出，在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到一种或多种阐释理论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的前提下进行批判与修正，才可能获得信服力。
因此，多重阐释模式的“叠加推进”，比较出种种阐释模式在针对同一具体问题时的论述的局限性与有效性、模糊性与透彻性，等等，方能决定采用何种最优阐释观念与方法。理论视域越开阔，学术体量越大，可比较的范围越广，所进行的比较才可能越有意义，方法对头的可能性也增大，理论判断的失误也能更大限度地得到避免。
再者，文学理论的阐释活力，许多时候，不是一种阐释模式彻底推翻另一种阐释模式来获得说服力，而是一种阐释理论在改良、调整既有理论模式的情形下来获得更具活力的阐释方法。文学理论的比较，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特殊性之时，何种阐释模式更具针对性与深刻性的较量；文学阐释方法的选择，是不同方法不同背景的理论模式在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中“博弈”的结果；理论选择是在概括、分析中，看何种阐释模式能够抓取到被分析对象中最深、最隐蔽或最独特的特征中显示各自的理论方法的有效范围与有效深度。
不过，理论方法间的关系，除了博弈、淘汰，更有互补。人文领域的理论模式的互补，同样可能通过有机的重组去赢得深刻性。理论优化，是在分析某一具体问题之时，以交锋、对话或互补、互渗的情形显示各自的阐释优势，在更明晰地发现各自的盲区或误区过程中逐步形成更具穿透性与针对性的阐释路径与方法。
异域文学理论迁徙到本土文化、文学环境中，水土不服是正常现象，某些异域理论的确不适合中国文化、文学土壤。更应该看到，大量异域文学理论的引入，提供了极富洞察力的理论入口与分析路径，且可能通过逐步消化吸收，与我们传统文化结构中延续下来的理论脉络形成交互借鉴、比较的文论探索体系，在差异对照中获得互补性和创新性。在文化交流日渐繁荣的当下，应该具备更丰沛的精神体量，将异域的文学与理论视为人类创造出来的人文成果予以吸收与借鉴，从而深化与提高本民族文化、文学理论提供适用性与特殊性并重的文学阐释观念与方法。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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