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是从理论的高度阐发文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的学科。它探讨关于文学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以及相关方法,侧重于研究文学中带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当前,如何构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重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
构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是学界在面临新时代纷繁复杂的文化语境中提出的新理论命题。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文放认为,构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首先要明晰何为话语、其来源是什么等基本问题。话语不等于一般语言,福柯的话语理论揭示了话语背后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权力关系对于话语本身的制约作用,具有参考价值。当今时代,构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势在必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相辅而行,为中国话语、中国学术的构建共同发力。
在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彭岚嘉看来,这一理论命题的核心内容应当包括本土经验、时代需求、美学趣向和价值选择四个方面。本土经验和时代需求指向文学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而美学趣向和价值选择则指向文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春青告诉记者,构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应当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足够的重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摸索中形成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我国古代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文化新传统。
整合并汲取东西方理论资源
构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应当整合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三种重要理论资源。彭岚嘉谈到,从现代文学开始,我们的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毫无疑问,这对于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但是,一个世纪以来,在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同时,我们并未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以至于面对丰饶的文学现实,失去了把握和言说能力。因此,在20世纪末,有学者提出,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存在“失语症”。针对这种病症的疗治方式就是构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在李春青看来,构建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有选择的汲取。要深入研究其提出的具体语境和针对性,包括提出的依据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等。例如,古人的“诗言志”、“兴观群怨”等,这些概念都不是凭空提出的,皆有具体的指涉。再如,从西方20世纪早期的形式主义,到后来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以及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出现,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中有哪些积极的东西需要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种文化理论逐渐消歇,现在大家都在探讨理论应该向何处进行。不仅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西方学界同样在思考和摸索中。
“实际上,中国文学理论一直行走在构建自己话语体系的道路上,从未停息。”姚文放表示,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界在重建话语体系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辉煌成就。例如,王国维、梁启超对于“新学语”的吸纳和输入;胡适、陈独秀、鲁迅对于白话文学的倡导;左翼文学对于苏联及日本左翼文学文论观念的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观念的发展和“两结合”的提出;新时期文论向文学审美本质的回归及新方法的引进;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激发了文学理论话语的本土自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之势造成了理论话语的蜕变与更新,以及当前网络话语的爆炸对文学话语的渗透。
与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相适应
姚文放表示,当今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有四个方面的资源,简单地说,即古、今、中、外。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缺少和偏废,但必须有一个中心,即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学术进步相适应的话语。在这个中心凝聚之下构建的话语体系,才是现实的、可行的、具有生长性的。
“如文学理论的言说方式可以更文学、更感性,或者更个性化等,这都是有意义的尝试。”李春青认为,现代学者要敢于创造新的表达方式,要在新传统的基础上前进,勇于探索,使其更加完善。不能照搬照抄,也不能重复现代的理论,而是要创造,要更进一步。
彭岚嘉提到,搭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应当把重点放在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界定上,把古今中外的各种概念、范畴和方法进行学理性梳理和转化,并使之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和有效性。一方面,要突显中国文学理论学科的体系化和话语能力,在融通中外、兼收并蓄中有所创新和突破;另一方面,要与中国文学实践和文学批评相契合,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的来说,这一理论体系既续接中国本土的优秀传统,又广泛吸纳来自多方的各种营养,是具有当代中国时代特色和文化底蕴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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