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是文艺中常说常新的话题。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便是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核心议题。现在看来，人民这个概念理应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我们今天能够非常从容地讨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本身就是在中国革命遗产框架下讨论问题的方式。由于这个斗争天然包含了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任务，这使得我们对人民的理解也理应包含阶级论与文明论的双重维度。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后革命的时代，无论是文艺还是人民，无论是阶级解放还是文明复兴，都面临着新的历史内涵的填充，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按照阶级论的观点来看，人民更像是一个虚构的总体性。因为它的权威地位来自其本身是一个不可分的抽象总体。我们从来找不到哪一个人叫作人民，因为一旦具体化，人民的概念就失效了。我们只能在一个不可分的总体上去理解人民的权威。而对人民这个不可分的总体，最大的威胁恰恰来自于个体，因为人民同时又是一切人，一切具体的人的汇聚，那些带有多样化属性的个体，势必会瓦解作为总体的人民。比如，底层的出现，打工者的出现，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人民。
这便存在着阿甘本所说的“大写的人民”和“小写的人民”的区别。前者即是总体性的人民；而后者指的是那些无法被“大写的人民”所涵盖的，一直受排斥的边缘人，即“赤裸生命”。由于这样一些人群的存在，任何政治体都必须面对始终存在着潜在内战的命运。因为这些“小写的人民”，始终存在着消解人民总体的力量，这个消解的力量会积聚起来，在某一时刻对政治体的权威发出挑战。这是任何政治共同体都必须面对的根本性的断裂。而“内战”的结果则是利维坦与比蒙这两头巨兽（分别象征着“大写的人民”与“小写的人民”）的同归于尽，而在末世的盛宴中，将产生一种新的人民。
因此，人民其实是一个生产的概念，它是事件之后的生产，在事件之后，那种忠实于事件，并积极认同于事件所开辟的真理的人合体为新的人民，他们一起面对当下的时代，开创一个新的国度，让既有的苟延残喘的现有国度都慢慢在事件的光芒中消逝。而新的事件也不断召唤着时代去为人民填充新的历史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人民不是凝固的、现成的、隐匿在某处安静地等待我们去发现的某种实在的群体，它是流动的，不断生成，不断变异，不断被制造又不断消失的幽灵般的存在。而文学的任务就是去召唤、去发现、去捕捉那些幽灵，赋予它们肉身，让它们显形并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还要时刻准备着它们在某一天的消失，并积极着手重新发现。
在此框架之下，人民其实意味着对于主体性的期待，一个模糊的轮廓，一种粗略的可能性，以及一种朝向实体的努力，而非任何绝对意义上的实体性。人民其实是朝向未来的无数瞬间的汇聚。它不断消失又不断被重新塑造，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意识，才是人民的根本之意。即便是“革命的第二天”，也不断酝酿着“革命内部的革命”，这也是中国革命作为一种阶级革命，其影响绵延至今的意义所在。
然而在这种阶级论之外，人民的另一重讨论框架同样不容忽视，即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我们需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重新厘定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民的新的历史内涵所在，一种超越了阶级论的文明论框架之下的新问题的讨论与展开。这便正如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在他的讲话中，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任务展开的。而为了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确实，近30年来中国发展的步伐令人震撼，中国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方面，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崛起具有特殊性，它既没有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又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另一方面，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中国崛起并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有着5000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也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民的“文明型国家”，也是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的几乎完美重合。它的崛起带来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的崛起，这甚至被视为世界范围内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个意义上看，阿甘本所言的“大写的人民”，即人民总体性，就并非毫无意义。从文明崛起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认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就意在强调这种人民的最大包容性。它趋向于在阶级斗争、敌我冲突之外，将人民的区分理解为内部矛盾，以求取最大公约数，进而以一种共同体的方式，获得国家民族层面的广泛概括力。这也告诉我们，在个体之外，人民更意味着国家和民族的总体。因此在一种双重维度之下理解人民，就不仅仅在于边缘人反抗的阶级论视角，更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国现代性最终完成的文明论框架。
也是在这双重维度之下，文学面对人民时的两个问题在于：一方面，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这意味着阶级的分野所决定的文学差异将广泛存在；而另一方面，人民的总体性又必须服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文明框架，时代的新任务会不断调和这种客观存在的内部差异与矛盾。所以，如果说从阶级论的角度看，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广泛涉及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在于知识分子如何改造；那么从文明论的角度看，同样涉及到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如何调动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召唤书写者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之中，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因此文艺的任务既要去召唤、去发现、去捕捉那些被排斥到边缘的人民的幽灵，记录那些被不断遮蔽的情感与歌哭，赋予它们沉重的肉身；又要在时代总体框架之下，展望文明的未来，凝聚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这或许才是文艺与人民关系的完整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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