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理论著作给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带来大量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另一方面，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现象正日益被西方学术话语所阐释和图解。3月11日，在上海大学召开的“首届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高层论坛”上，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曾军表示，如何克服西学新潮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影响，获得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主体性，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世界”态势正在形成
从早先对“异国情调”的猎奇眼光，到“中国作为方法”成为从外部反思欧洲的重要力量，再到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世界”的态势正在形成。曾军表示，近年来，英澳文化研究者从“创意经济”角度展开的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发展的研究，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平表示，西方汉学家、理论家关注中国的方式可分为“把中国作为对象”和“以中国为方法”，这可以启发中国学者建构“以西方为方法”的理论。作为中国学者，更应该积极回应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既有关注，在推进西方文论更多、更深入地将中国问题纳入研究领域的同时，也使当代中国文论自身获得更大的话语影响力。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张政文看来，在东方主义这个大构架中，西方各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谈论有着重大差异。中国学者在研究中需要高度重视每位西方学者阐释中国问题时的情境和语境。因此，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每一个具体的国家、每一个具体的“主义”，乃至谈论的每一个中国问题的情境和语境，从中把握其动机和目的。
“中国问题不仅应该成为中国学者最有话语权的学术领域，更重要的是，成为中国文论‘走出去’，开展中西文论交流，并逆向影响西方文论的重要途径。”曾军表示。
厘清“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
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在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何种作用？曾军表示，以往中国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西方文论对中国的影响”，或者“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本土化”等路径，而从已发现的材料来看，海德格尔、荣格、瑞恰兹、燕卜荪等学者对中国文化格外青睐，都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过中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问题。但由于资料来源的局限及对中国问题的隔膜，他们对中国理论的选择、强调与借鉴，对中国问题的解读与发言存在诸多偏误。因此，“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亟待学界清理和辨析。
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早已开始，可以上溯到启蒙运动，甚至到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对“东方”的看法。因此张政文认为，当研究者讨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时，有必要向前追溯，在对“东方”的整体看法中来把握。
与会学者表示，虽然西方文论已经成为中国译介西方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理论时存在着明显的简单套用、挪用移植的现象。认真总结当代西方文论在思考中国问题中有哪些独到的见解和片面的误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反思“中国问题的西方化”
此外，值得深思的是，“西方”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并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或方位指称。在高建平看来，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的俄国文学理论并不被看成是“西方文论”，但俄国形式主义却被看成是当代西方文论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被西方看中的就变成“西方”，没有被西方看中的就变成“东方”，这使俄罗斯文论变得极为复杂。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宁也认为，“西方”的限定非常重要，它既牵涉到复杂的地理概念，而且对于一些国籍身份复杂的理论家，也需要认真处理。
高建平表示，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强国，其将自身文明观念的理论和方法输出至非西方国家，“西方”概念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而后，西方文论家关注中国问题，也旨在反思“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祛除自身研究中的主观性遮蔽。所以，研究者有必要回到事实本身，将“西方”还原为一个过程，分析“西方”概念的形成。
王宁则认为，即使现在，西方研究者在面对中国问题时仍有较强的主观性，例如《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并没有参考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仅仅参考中国学者整理的文献汇编，在学术观点和理论架构上完全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研究。这种只参考材料、不参考方法论的阐释方式，对于中国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需要从‘中国问题的西方化’切入，进而梳理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曾军提出，其中既包括批判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曲解和误释，也包括剖析中国问题对西方文论知识生产的参照和启发。在研究过程中，反思中国学者将“被西方化了的中国问题”照搬为自己的问题意识的现象，同时以中国问题为媒介，探索中国学者与西方文论所可能展开的对话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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