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学理上逐步完成相对完整的叙述，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和看得清楚的学问”，是当前及以后较长时间段内当代文学研究者需要认真面对的重要论题。
以打通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在古今贯通的文学史视域下深度观照当代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文学对古典文脉的接续与转化问题，是201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亦有丰硕成果行世。前有《文学评论》第三期所开设之“中华美学精神”专题，后有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文艺报》联合主办之“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华美学精神”座谈会。二者侧重虽有不同，但均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域。当代文学“历史化”，亦因之得以深化。对此一问题及其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之深度关联，程光炜有极为明确的理论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自1980年代迄今逐渐成为一个相对成熟和高水平的学科方向，“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它的‘古典文学化’”。也就是说，“不单把现代文学看作是一种活动的历史，同时也把它看成是一个可以稳定下来的历史现象，按照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式，对之进行长时期的资料收集和积累，进行大量和丰富的作家作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把现代文学变成一种有历史来路、前后传承和看得清楚的文学史现象”。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也应在初步的问题、边界和方法的探讨之后，向“现代文学化”的目标前行。历史地看，当代文学“也许只是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是无尽止的中国文学历史道路的一个小小的驿站”。“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学理上逐步完成相对完整的叙述，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和看得清楚的学问”，是当前及以后较长时间段内当代文学研究者需要认真面对的重要论题。
循此思路，则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古今维度”，克服晚清以降所形成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窠臼，在更为宽泛的语境下重新观照当代文学，便十分重要。基于此，李遇春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一文中认为，新时期以来，林毓生、李泽厚、陈平原等学人倡导之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应成为重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古今维度，需要克服五四以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的局限，非此，则不能走出既定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所谓的古今打通，也难于落到实处。以贾平凹研究史为个案，拙文《批评视域的转换与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认为，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古今维度的前提，是克服既有文学史观念及评价视域的局限，具体方式有二：其一、建构一种融通中国文学“大传统”（中国古代文学）与“小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文学史观”，即不把五四以降之“小传统”视为是在“大传统”之外别开一路，而是将其视为古代文学在20世纪流变之一种；其二、在“大文学史观”的基础上重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础，吸纳西方文论的有益经验，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以从根本上克服离开西方文论便“不能思乃至无思的无能境地”。是为克服文学评价视域的局限的必要前提，如仍在以西方文论的概念、范畴、术语为核心的文论话语中观照中国古典文学，势必造成对中国古典文学真正价值的遮蔽。不独西方文论的概念、范畴、术语会构成对中国文学价值的遮蔽，由此建构之思想观念的褊狭，尤需深入反思。孙郁《重审文明等级论》藉刘禾主编之《世界文明与秩序等级》一书反思百年间借西方文明自我选择的得与失，认为，需要在“开放的视野里重塑我们古老文明中有价值的遗产，一方面不断反省我们自身的局限，一方面吸收域外文明有价值的东西”。以“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在此期间，不独需要重新阐释中华文明，亦需要对域外文明的过程作进一步的阐释。既要考虑世界秩序的背景，也要警惕“民族主义和大中华主义演变为‘政治无意识’”。要言之，“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才是它的价值所在”。具体到当代文学研究，“回归”古典的研究方法，便是重要选择之一。因为，“给我们带来刺激的研究常常是范式的转换，但也有旧的思想的回归”。
意识到有必要以中国古典文学的治学方法推进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程光炜格外注意家世考证、年谱、传记等研究方法。其开端于2015年的《莫言家世考证》，在2016年亦有推进，《与大哥》《茂腔和说书》等多篇“莫言家世考证”已有“传记”的意味。继2012年作家文学年谱的编撰整理之后，《东吴学术》年谱专栏2015年开始将年谱编撰拓展至学人及批评家。2016年出版之《范小青文学年谱》是作家年谱的继续，而同月出版的《李泽厚学术年谱》则为“《东吴学术》年谱丛书·当代著名学者系列”首部，已产生较大影响。同年刊发之学人年谱还有《何怀宏学术年谱（上、中、下）》《程光炜学术年谱》，作家年谱有《贾平凹文学年谱（上、上续）》。该年谱视域宏阔、资料翔实，已不限于文献史料的整理钩沉而有研究方法拓展之意义，值得特别注意。为深入探讨中国古典批评方式的当下可能，《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开设“传统批评样式的新可能与新使命”栏目，从多个角度切近古典批评方式的传承与转化问题。苏勇《问诊文学批评的现状与格局》认为，转向中国古代审美式、情感式、经验式和个性化且彰显阅读主体丰富的生命体验的阅读模式，是克服当下批评困境的有效方式。亦有研究者认为，在文学批评语言上打通古今，接续古汉语的诗性和魅力，也是文学批评回归古典的途径之一，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既以古典文学传统为参照并视现当代文学为其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自然延续，在古典文章学及文学与他种艺术门类之关系中深度探讨作家作品，亦成为2016年文学研究之重要倾向。此一倾向可谓其来有自，由陈世骧首开其端，为王德威、柯庆明、吕正惠、萧驰等学人申论之“抒情传统”说，原本即与书画密切相关。个人对于天人宇宙感应之深刻处，书画亦为重要表征之一。《光明日报》刊发《文学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探讨文学创作与书法之关系，并在文末链接中征引汪曾祺谈书画创作与文学创作之内在关联的说法，以进一步申论从与他种艺术门类之关联性中深化文学研究之必要性。此种研究理路，可以拓展于文学创作外，亦兼善书画之汪曾祺、贾平凹等作家的研究视域。
港台学界2016年之重要文学研究论著所体现之问学方向可作参照。是年7月，麦田出版社出版《柯庆明论文学》。该书辑录柯庆明多年间重要研究论文20余篇，集中展现了其贯通古今的研究理路的基本面貌。王德威在编后序中强调，柯庆明对文学史别有所见，“正因为文字‘体物’、‘缘情’所构成的网络如此绵密，文学不能为历史主义的一时一地所限，而必须‘原始以表末’、‘通古今之变’。同样的，文学史的时间也就不能以简单的进化、退化或循环的公式理解，而必须是‘文心’在文本内外的显与隐、正与变的绵延过程。”也因此，柯庆明的文学史观具有“反（西方定义下的）历史时间表”，且具有“原史”意识的。而他对“文”的理解，更是因长期浸润古典文学而有兼容并蓄的气度，其以《诗经》《楚辞》及《文心雕龙》为例证质疑以“模拟论”、“表现论”为范式诠释中国文学的研究成规，亦充分体现其“回到中国文学史语境找寻资源”，从而“用以作为与西方对话的基础”的学术用心之独特价值。而与柯庆明总体研究理路相通的高友工《中国美典与文学研究论集》及王德威《现代抒情传统四论》作为台大出版社精品图书再版，亦从另一侧面说明“抒情传统论述”所开启之学问路向尚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仍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更多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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