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16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热点。一是因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而出现一批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见解。二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百年临近，学界早在2015年就开始了相关的纪念活动，2016年更是有所强化并在理论研究方面出现新的动向。三是为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而举行的学术活动以及发表的一些理论成果，并由此生发的相关学术思考。
鲁迅研究的全球化新视角
长期以来，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也因此出现重大理论性突破日益困难的瓶颈。2016年，有学者提出要“重新认识鲁迅的超越性力量”，对鲁迅一些过去被认为仅仅是具有中国文学经验而缺少全球视野的思想见解，给予新的解释。不过，笔者认为如何在对鲁迅思想给予“创造性的解释”的同时避免“过度阐释”，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
其实，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值得持续研究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由谭桂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鲁迅与20世纪中国”历经数年研究，终于在2016年完成，应该是这一领域在2016年的标志性成果。微观层面的鲁迅研究成果依然很多，如陈洁对鲁迅与教育部同僚交往的考察较有特色，属于鲁迅日常生活研究的一个侧面。其实，对于文人之门派传承、文人同窗、同乡及同事关系的考察，都极具学术价值，这一研究空间值得继续开拓。在这方面，很有新意的是刘长华对传统“家风”与现代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
五四新文化的民族传承认知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影响，在2016年继续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于五四作家的思想资源，以往人们较多关注外来思想的影响，对于本国资源多强调五四作家的批判性立场，即便承认他们对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也大多归于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或者是不自觉的承继。对此话题有所开拓的是贺仲明、范培松等人的研究。
贺仲明认为，五四作家其实是有意识地通过对传统经典的重构，为五四新文学找到了与传统文学结合的关联点。这既能促进大众对新文学的接受，又能为五四作家开启更多的创作资源，避免走向民族传统的虚无化道路。显而易见，贺仲明虽然论述的是五四作家，其实对当代作家如何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更具有启示意义。范培松则以对“桐城谬种”提法的反思，引发人们对五四文学革命进程中一些具体操作方式的重新认知。范培松认为，新文化人对桐城派的批判只是一种策略，属于“思想革命”而非“文学革命”。桐城派的一些创作理念有其积极意义，尤其对白马湖作家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后者实际上承续了桐城文脉。作为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拓展性研究，王中忱则试图将“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放在同一历史空间，认为二者其实一直发生密切的交集且互为呼应，如蔡元培对“美育”的提倡以及胡适等人对小说结构和对“写实”与“视点”的论述，就是很好的证明。
先锋文学的反思性讨论
就当代文学研究而言，2016年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先锋文学三十年的反思性讨论。当年先锋派作家时过境迁后的自我评价很有意义。苏童认为，所谓先锋文学不过是中国当代文学从“裸奔”演变到“穿衣服”而已，而余华则认为“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为的是疏通“文学的血管”。看来，他们对自己当年被视为革命性的文学创作实践，一方面不愿承认其意义有多伟大，另一方面还是为自己是亲历者和创造者而感到自豪。
相对于作家的感性评价，评论家的反思就显得比较冷静和深刻。张清华认为，与其说先锋文学已经终结，不如说其已经幻化，而那些所谓的“极端写作”、“狂欢化写作”甚至是“行为化”写作就是其幻化的具体表现。陈晓明对此也有类似的表述，认为先锋文学的创作冲动其实并未消失，在那些看似转向写实而内心一直具有创新欲望的作家那里，先锋性的叙述手法其实一直隐匿在常规叙事的内里，从而构成了当代小说始终要突破旧有规范的不安定的“创新精灵”。
现代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研究
文学史编写问题及相关研究，向来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话题。2016年在这方面较为重要的是陈思和提出的几个问题，这主要包括在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新文学传统与整个20世纪文学的关系怎样？为何把抗战爆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分期？这些问题意在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历史的宏观框架，并在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百年来进程的梳理中确定文学的价值，这对于今后的文学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丁帆等人在2016年的研究，一方面强调“大文学史”观念，并对“民国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研究；另一方面又通过详尽的史料考订和统计分析，对中国现代文学或者说百年来的文学研究，试图给予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总结，为进一步细化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
此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在2016年不仅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讨论，并且引发古代文学学者的关注和参与。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也在2016年有所进展，有学者对新时期第一份当代文学研究期刊的出版史实进行考察，显示出学界已经有意把当代文学研究纳入“正史”研究的框架。2016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确实取得了重要进展。不过，与往年相比，并未出现真正的理论突破，依然缺少整体理论框架的设计甚至设想。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百年进程中，固然出现过一批诸如鲁迅、胡适等大师级学者和一些堪称奠基者的成果，但如若将之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长河，或放在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学仍在发展，历史依然前行，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抱以乐观态度。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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