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核心话题，而沈卫荣和侯浩然二位先生合著的《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一书，则是当代中国历史学者在藏传佛教史领域对文本-历史建构问题的积极回应和卓有意义的探讨。除了借助后现代史学视角之外，作者还熟练地运用历史语文学这一学术方法，他们既充分掌握西方最新学术成果，精熟藏传佛教传世文献，又充分重视敦煌、塔波等地出土材料的利用。全书涉猎广泛，别择史料，上究与佛教文本的传入、西藏政教制度的建立，以及与汉藏文明交流相关的前弘期历史叙事，中涉“黑暗期”和后弘期西藏宗教史和自我认同构建的历史，下探藏传佛教成熟后在中原和西域传播中创造的文本及其文本的历史性，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动态、全面而宏大的西藏佛教文献史和宗教叙事史。尤以解读藏传佛教对“黑暗期”这一隐喻的构建最为精彩。所谓的“黑暗期”，其实更是西藏佛教的活跃期，是西藏佛教（尤其是宁玛派）教派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史学研究著作，本书又对西藏历史中的一些误解（如对桑耶僧诤、朗达玛灭佛）进行辨伪存真，对我们重新审视藏传佛教历史有着莫大的帮助。
本书的核心关切之一则在于将历史语文学这一学术方法实践于藏传佛教历史和文献研究领域，该书对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班桑波的三部传记以及黑水城出土文献和《大乘要道密集》等文献的个案研究，为该领域后学者提供了如何用语文学的方法剖析和解读文本的研究范本。而本书的另一大洞见则在于论述历史学者当如何定义历史、解读文本以及掌握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动态关系，以说明西藏的历史即为文本的历史这一基本的事实。这种治学方法和观点既是作者对中国史学“文史互证”之传统的发展，同时也是对西方最新历史研究成果的汲取和发挥。历史保存于文本，却又湮没于文本。历史事件早已逝去，考古证据和民间传说之外，历史文本是我们主要依赖的证据；但是每个文本记载的都是自己独特的历史，创造于不同时代的文本对于同一事件的描述大多纷然杂陈，莫衷一是。文本和文本背后的作者（或曰史料和撰史者）本身也建构了一段自己所认同的历史，正如司马迁所云“成一家之言”。当代史学家所能做的，并非抓住颠扑不破的绝对历史真相，而是透过书写历史的文本，看到文本创作出来的带有社会背景信息的历史叙事，了解多种历史中的一个。
《文本与历史》一书中提到，作为宗教性文献，我们所接触到的西藏文本或多或少都掺杂着神话和传说。史学家往往把它们归为文学想象，务求从史料中辨别并剔除此类文学演绎，以防止文学想象侵害历史的客观和真实性。文学想象与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毋庸多言，警惕它们亦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做法无形中排斥了一大批文本，漠视了文学叙事背后承载的历史记忆和信息，有失偏颇。海顿·怀特在《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性想象》中建立的理论体系，即试图将“史书”以文学的分析方法进行解读，以支撑他将“历史的书写”定义为为叙事的散文话语性建构的主张。在他看来，历史书写本身即为创造叙事，史家实质上是以发生的事件为材料创造故事。虽然《元历史》受到了不少史学家对其“文史混同”的批评，但至少为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以及历史与文本叙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文本与历史》第二章“藏传佛教文本的形成及其历史传统的创建”，便充分利用了宗教文本提供的大量带有想象色彩的叙事材料，力图建立一个“流动”的、从佛教初传到黑暗期发展的历史叙事传统。可以说，如何重视并解读宗教文本中的一些看似非理性的叙事，是理解西藏历史形成的重要突破口。
藏人撰史，虽受汉地史家启发，但其特色明显：藏族历史即为佛教发展传播史。藏史中的叙事，大多是在佛教思潮和佛教文学影响下形成的，其中涉及的诸如“宇宙和藏人起源”、“妙法初传”、“桑耶僧诤”、“黑暗期”等叙事，究其根源，秉承的其实是佛教的叙述传统，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已经在《文本与历史》第二章中得到了精妙的论述。笔者于此想就书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做一些补充和进一步的讨论，希望能对这些问题的阐明有所帮助。
对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有关“桑耶僧诤”和“黑暗期”的历史叙事，本书作者在西藏历史的领域内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而我则将从佛教叙事传统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该主题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我想把“桑耶僧诤”归为“黑暗期”历史叙事传统的一部分，在此一并探讨。“桑耶僧诤”传说是以摩诃衍为首的汉地“顿悟派”（禅宗）与以莲花戒为代表的“渐悟派”在赤松德赞主持下于桑耶寺进行的一场宗教辩论，渐悟派据传于辩论中占了上风，导致以摩诃衍为代表的汉地禅宗被禁止在雪域传播。关于该传说的可信性，学术界早已达成一致意见，借助敦煌出土的大量藏文汉传禅宗文献可以证明，禅宗在西藏历史上并没有出现“桑耶僧诤”之后的中断，相反，它不但被藏人所传承，还与宁玛派“大圆满”教法相互借鉴（参考该书第二、三章）。我在此重提“桑耶僧诤”为想象的历史叙事，目的在于从整体上认识“桑耶僧诤”与“黑暗期”的联系、并进一步阐述“黑暗期”创造的佛教背景。无论是早期版本的《韦协》，还是后期增补过的《拔协》都曾提到，在顿门和渐门矛盾初期，赞布为了裁定哪派更为权威，派人去请了当时正在修行的大德益喜旺波。益喜旺波得知缘由后，发表了如下感慨：“若为此事，实在无需召我前来；大师菩提萨埵曾告诫，若修行无干扰，我同赞普便可益寿延年，正法亦将常驻，直至弥勒佛出世；（今修行中断），吐蕃无福。”随后又提到“吐蕃处五百年末时，佛法虽兴，但无外道论敌，内部却因观点龃龉，而分裂论战……”此叙事实质上将“桑耶僧诤”与后来藏地正法遭遇磨难联系到了一起：由于僧诤打扰了益喜旺波的修行，导致藏地遭遇“末法”、甚至“法灭”的境地；“桑耶僧诤”既是朗达玛灭佛后黑暗期的导火索，也是末法期的表现。
上文“五百年”所牵扯的，正是佛教传统宇宙观中的“末法”、“法灭”观。正法不长存，延续至佛陀涅槃后五百年是最原始和常见的说法。假如我们将视野转向集中描述“法灭”传说的印度佛教叙事“拘睒弥城传说”，我们就会发现，以“桑耶僧诤”为起端的藏地黑暗期叙事，与佛教传统的“法灭”的情节设置十分相似：持正法的拘睒弥王，在战胜恶王、成功护卫佛教后，试图在拘睒弥召开法会，以弘扬正法；当时正处末法期，世间仅有二人正持佛法，但此二人由于佛教观点不同，携弟子相互斗争，最终二人皆死于斯，佛法至此灭亡。
十二世纪的另一部重要藏文史籍《柱间史》所记录的松赞干布遗言，亦集中体现了藏人受佛教末法思想濡染之深。其文将末法的宇宙观与藏人自己的历史结合起来，预言了藏地黑暗期，并将黑暗期与佛教末法五百年直接联系，还将僧团内部斗争罗列为末法的表现。由此可见，整个西藏佛教史书中创造的“黑暗期”历史，其实是藏人将佛教法灭思想投射进自己的历史而创造出来的。可以说，虔诚皈依佛教之后，西藏人的历史观就与佛教“正法－法灭”不断循环的宇宙观逐渐合二而一了，当佛教发展在藏地遭遇瓶颈的时候，他们不免会联想到佛法“成住坏空”的循环，创造出了被后代藏史所信奉的僧诤和黑暗期叙述。藏人对于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解都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佛教叙事影响下的西藏历史书写绝非仅有此一例，藏人宇宙起源和人种起源，很多赞普的生平故事，都参考并发展了佛教叙事。
《文本与历史》第79页对于三个藏文版本的《金光明经》进行了初步介绍，但是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其第二个版本（德格甘珠尔，智军译本）并不是完全翻译自另一个版本的梵文，而是一种杂糅的翻译——其中部分内容直接抄袭或修改自更早的藏文译本，另有部分则掺杂了对汉文本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其实早已成为藏族译师翻译经文时的惯用手法。智军翻译的《弥勒所问经》和《善巧方便经》，抑或杂糅了对同一经文汉梵版本的翻译，抑或修改抄袭早先译成的藏文版本，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译作品。
当然，《文本与历史》一书中也零星出现一些小失误，譬如第70页对于《丹噶目录》两种藏文名称Lhan-kar-ma和lDandkarma转写中联字号使用的不统一，该目录在第79页注释1中却没有采用统一译名而别译为“兰噶尔”，第80页对《无垢光所问经》所造年代的过于自信，第102页将汉文伪经《八阳神咒经》误写为《八怪神咒经》等等。瑕不掩瑜，《文本与历史》一书充溢着历史学者如何在新证据和新方法下追寻历史真相的深度思考，践行着作者对于语文学广义的理解和诠释。它不仅应该成为西藏历史、藏传佛教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也应该成为当下中国历史学家拓宽研究思路时可以借鉴的佳作。
（《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沈卫荣、侯浩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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