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要讨论的话题是叫做“当代文学中的‘潜结构’与‘潜叙事’研究”，这一命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当代小说。首先，我要对这个话题的研究意图做一个说明。近几年我承担了一个项目，意图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当代文学形形色色的叙事背后所暗藏的东西，这种“发现”让我很着迷。各位或许都有体验，只有当文学研究富有发现的魅力时，研究者才会有真正的兴趣，并使文学研究本身有一定的文学性。当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是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无疑打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广阔空间，也提升了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即把文学文本当作了文化文本、历史文本、政治文本。比如当学界津津有味地讨论“红色叙事”中《创业史》这些文本时，不小心将自己变为了“新左翼”。文化研究领域中，纵然涌现出一系列水平颇高的学者，但其研究又变得面目趋同。就我个人而言，文学研究仍不能离开它的“本分”，我们必须在比较“不合时宜”的情况下，逆流而上地讨论一下当代文学的“文学性”问题。
我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借用叙事学与精神分析理论。也就是说，我们要争取为自己准备一副“眼镜”，一副好比一台Ｘ光机的眼镜，戴上它我们便可以透视文本内部的诸多秘密，以使我们的研究建构一种深度。当然，这种深度就不同对象而言也有所不同，“当代文学中的潜结构与潜叙事研究”在我这里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的新潮文学、先锋文学以及当下文学，因为从事这些文学创作的作家普遍吸收借鉴了精神分析理论。在西方哲学思潮的浸润下，他们懂得文学的目的是表现复杂的人性，甚至还偏执于表现人性的幽暗，着力表现人类意识的“黑匣子”。“黑匣子”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众所周知，飞机失事后要寻找“黑匣子”，因为它记录着整个飞行过程中的秘密，借助“黑匣子”可以揭开谜底。许多作家都致力于表现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秘密。我认为，如果说现代主义以来文学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表达人性的秘密或说幽暗世界的景观。因此，我们必须掌握进入幽暗世界的方法，但是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在这里是失效的，至于文化研究的方法也很难施展于这个命题，文化研究主要是考察文学文本外围周边的情况，无法透视文本内部的结构，但是文化研究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性别研究也具有精神分析理论方法的色彩，但总体而言，文化研究着力于文学外部研究。我认为，文学研究还是要进入“内部”。那么，对于1980年代以来的新潮文学和先锋文学，必须要采用精神分析理论才能进入。
另一部分，是针对革命时代和“准革命时代”的文学。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70、80年代之交，主要是在革命意识形态、简单阶级论、庸俗社会学等认识方法驱动下形成文学叙事。80年代以前我们对这种文学类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学。当我回忆起我读大学时老师所讲述的外国文学，觉得有些“尴尬”，那时认为从欧仁·鲍狄埃到高尔基到苏联文学才进入了人类历史上先进的文学时代，而之前要么是封建阶级要么是资产阶级的文学，都是包含了种种缺陷和糟粕的文学。这些观点显然是十分片面的。到80年代以后，新思潮的介入使得人们迅速改变了看法，大学课堂几乎回避了这一段文学史，因为其政治化和缺乏“文学性”的问题，无法见容于这个时代的新思潮与新视野。90年代思想与文化的转折之后，文化研究忽然兴起，自然也就兴起了文化研究视野中的“革命文学热”。文化理论、文学社会学、历史研究的方法，次第在此领域内展开，逐渐形成了现今的研究景观。这些研究方法固然是重要的，但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文学性”的认识并没有被建立起来，因为它们是以不承认这些作品的“文学性”，只承认其作为文化文本的价值为前提的，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对于这两种对象，分别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我认为，即便是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文学中，也仍然“积淀”（李泽厚语）了许多“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我认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集体无意识，另一部分是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主要是一些结构性的东西，“个体无意识”主要是一些比较隐秘的个体动机和个人心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发现、梳理。
从研究的路径上，如何进入这些文本的内部，去探查它们的潜结构与潜叙事呢？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潜结构”与“潜叙事”的概念，我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1）一书中曾经反复提出过，但没有作为专门的理论概念来探讨。作为学术概念，与之接近的是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前言中提出的“民间隐形结构”的概念，（2）他主要讨论的对象是抗战以后一直到“文革”时期的文学，基本观点是：这一时期的文学经过政治的规训，其民间文化因素逐渐减少，“文学性”相应也越来越低，但是文本中还夹杂潜隐着未被规训的成分，在政治主题的边缘或缝隙里还潜伏着作为“隐形结构”的民间性文化因素。显然，他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只是具体论述还未及展开。他认为《沙家浜》里存在着一种“一女三男”模式，《李双双小传》中有“先结婚后恋爱”模式，等等，虽然还不属典型的主题原型或结构主义叙事学意义上的讨论，但方法和思路是可行的。
我在这里借此将“潜结构与潜叙事”扩展为“传统隐形结构”的概念，借以来讨论我们的话题。何谓“传统隐形结构”？我认为就是一些潜伏于文学叙事中的“集体无意识构造”。从学术的角度看，这种解释显得更为严密、客观，显示出一种历史脉络。弗洛伊德作为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主要关注个体无意识，而在集体无意识方面做出探索的主要是荣格，弗莱也运用集体无意识的方法讨论文学问题。但是弗洛伊德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其实已经凭借着超常的敏感，对大量集体无意识活动作出了精彩分析。在《梦的解析》第五章“典型的梦”（3）一节中，他提到了两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一部是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另一部是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他通过对这两部戏剧的分析得出一个重要概念——“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就是一种潜伏在文学叙事中的集体无意识。这甚至已经渗透到了人类学研究之中，虽然并不是那种从生物学出发的人类学研究，但却更近乎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因为他已深入到人的生物学本能的内部，并从文学作品中找到了证据。在文学作品中常常“积淀”下复杂的集体无意识，比如说鲁迅的《阿Ｑ正传》中阿Ｑ的形象之所以那么深入人心，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人都会在阿Ｑ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正是因为阿Ｑ身上不仅有个体无意识，还隐含着人类最广泛的集体无意识。在《俄狄浦斯王》与《哈姆莱特》中，弗洛伊德发现在文学作品中隐藏着人类早期社会中发生的乱伦、弑父等非文明行为的痕迹。换言之，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那些动物性本能就会被压抑、被剪除了，但它们会以种种方式巧妙地潜伏在文学叙事中，这种分析对我们有很深刻的启示。“文学是人学”，是何种意义上的“人学”？我认为是极其复杂的、潜伏了大量无意识现象的人学。弗洛伊德还在同一章中提到了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弗洛伊德以前，人们常常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简单逻辑中形成一种共识性解读，认为正是孩子勇敢地揭示出被权威规训后的成人不敢揭示的真理。《皇帝的新衣》揭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无意识的秘密：几乎每个人都做过类似在公共场合“赤身裸体的梦”，人们在此类场景中表现出极大的尴尬。而这才是《皇帝的新衣》之所以引起广泛震动的真正心理基础与隐秘原由。
二
毫无疑问这会将分析引向深入。或许弗洛伊德对《皇帝的新衣》的分析也是不全面和彻底的，因为类似的梦境会与“春梦”经验密切相关。但从此出发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些。针对这一点，我围绕马原的代表作《虚构》写过一篇文章（《春梦，政治，什么样的叙事圈套——马原的〈虚构〉重解》）。（4）上海评论家吴亮以这篇小说为对象写了一篇天才的评论文章——《马原的叙述圈套》，（5）使吴亮一举成名。当时结构主义理论还未进入中国，吴亮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敏感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叙述圈套”。新叙事学传入中国后，这一现象被称作“元虚构”或“元叙事”，从华莱士·马丁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这些经典的解释。（6）什么叫“元虚构”（Meta-Fiction）？就是在一篇小说里面，在叙事的同时也讨论叙事本身。马原在《虚构》这篇小说中其实是叙述了一个“春梦”，但这一点被吴亮忽略了，因此他的分析也许没有聚焦到这个小说的核心。在我看来，这个小说的叙事核心是一个男人的色情梦，正如同《红楼梦》第五回讲述的贾宝玉的“色情梦”一般。贾宝玉的“梦游太虚幻境”其实就是一个春梦。曹雪芹将这个春梦做了改装，做了复杂化的处理，可惜弗洛伊德没有读过《红楼梦》，若他读过《红楼梦》，他必定可以写出一部更加伟大的精神分析著作。
我们简单地看一下这个梦：这一天，贾宝玉随着贾母、王夫人和王熙凤等一行人来到宁国府赏花，午饭过后宝玉突生困倦，便睡在宁国府长孙媳妇秦可卿的房间里。按辈分讲，贾宝玉是贾蓉的叔叔，秦可卿是他的侄媳妇。贾宝玉此时应该是十二三岁的样子，富家子弟本就比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性早熟。贾宝玉在秦可卿的房间里突生倦意，这时一个嬷嬷说道：“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房里去睡觉的理？”嬷嬷在这里起到类似于“撒旦的挑逗”的作用，提醒了贾宝玉的无意识。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贾宝玉此时可以说正由“恋母”阶段“移情”于成年异性。我们当然无法在小说中看出贾宝玉有明显的恋母情结，但他对秦可卿的迷恋是毫无疑问的。小说提到，秦可卿于是抱来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红娘抱过的鸳枕”，总之这些被褥都是有故事的，这些被褥上面直接带有秦可卿的身体信息。当这些被褥加盖到贾宝玉身上时，让我联想到一篇当代短篇小说——茹志鹃的《百合花》。我曾为这篇小说写过一篇文章《作为身体隐喻的献祭仪式的〈百合花〉》。（7）我从初中课本中读到这篇小说，后来在大学课堂上讲了多年，我慢慢体会出这篇作品的“秘密”，《百合花》究竟“好”在哪里？我认为，这篇小说最后让人感动的“秘密”在于，那个“新媳妇”把她新婚的唯一器物——带着她新婚的身体信息，带着她和丈夫“百年好合”的身体秘密的那床新被子，加盖到了另一个陌生男人身上。这相当于人类学当中的“献祭”。何谓“献祭”？在古代的战争当中，战争的动机很大成分上是杀掉对方部族当中的男人，抢掠对方部族中的妇女。这种现象恰如两个狮群交战，目的是把另一个狮群中的雄狮咬死，把其中的雌狮带走，以此实现基因互换，让自己的种群获得优生优育的可能。这就是“物竞天择”的秘密。在大量的艺术作品中，比如欧洲同题的著名绘画《抢劫萨宾妇女》，描述的是古罗马时代的抢劫者杀掉萨宾的男人，抢走当地妇女，表现出战争的一个“秘密”，战争之中隐含了古老的动机——妇女的牺牲与献祭。《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战胜后回到希腊时，就携带了从特洛伊俘获的女奴卡桑德拉。我认为，在《百合花》这部小说中隐含了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献祭母题。小说中描写的“小通讯员”从未接触过女性，见了女人就紧张，小说极力渲染他的这一特点，目的首先在于突出他作为革命者的“无性化”，为了说明革命者是远离性欲的。这就像《水浒传》中把所有的英雄都写成了“同性恋”，除了矮脚虎王英，其他英雄都不近女色，兄弟道义为大。小通讯员见了女人便语无伦次像个孩子，而战争中他却成熟勇敢，关键时刻扑向了一颗手榴弹，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了支前的民工。小说另一方面是想要表达两个妇女对这个纯洁青年的怜悯。她们看到青年为革命奉献了生命，于是她们想，难道我们就不能为英雄奉献一次身体吗？即便不能奉献身体，但也可以用一种象征或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从未接近过女人的青年的怜悯和爱。当然这个小说极其复杂，前面这个主人公，第一人称“我”曾经还说“爱上了这个青年”，但情感随即转移到了新媳妇身上，因为新媳妇是一个合适的角色——新媳妇刚刚结婚，这个身份充满了性暗示。“百年好合”的被子对新媳妇而言非常珍贵，不应给任何人，当初小通讯员来借被子时，她不肯借的原因就在于，这是她新婚时的器物，带着身体的秘密。而现在，她不顾一切地将这床被子的一半铺在战士身下，一半盖在战士身上，所有人看到之后都充满了无言的感动。我想，这种感动便是来源于内心深处无意识的被触动。
让我们回到贾宝玉的梦。贾宝玉盖上了秦可卿的被子，被子带给了他身体上强烈的暗示，此其一。其二，墙上还有一幅唐寅的《海棠春睡图》，虽然不是春宫画，但也带有鲜明的暗示色彩。画的内容应该是一树灿烂的海棠花下有一个酣睡的女孩——这也许是一个史湘云式的女子，美丽性感而憨态可掬。其三，秦可卿的卧室里还燃着一种香，香的仪式感和它对人精神的暗示也是不言而喻的。以上这些都是条件。接下来，贾宝玉便睡着了，他梦见了警幻仙子带着他游园。而贾宝玉真正的秘密在于警幻仙子称他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合法性的获得，警幻仙子代表了一种神的授权，“好色”成为了一个合法的取向。随后，警幻仙子向宝玉介绍了一漂亮女孩，这个女孩看上去“鲜妍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但最终与宝玉发生关系的并非此女子，因为彼时宝钗与黛玉均未成年，不可将她们当作性行为的对象。警幻仙子最终引给宝玉的女子乳名唤作“可卿”，经“秘授”云雨之事，终于发生了贾宝玉的梦。我想，这是包括曹雪芹在内的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之中的关键性的秘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会设置类似的个体无意识的隐秘经验，但一部伟大的作品会将之处理得如飞鸿雪泥一般了无痕迹。在《红楼梦》中，个体的无意识活动和从总体经验而言的“人生如梦”、“家族兴衰是一场梦”、“历史不过一场梦”等等这些更大的叙事之间，形成了一个同心圆，曹雪芹将大梦与小梦用套叠的方式装置在一起，它的复杂性和它内部的圆融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处理公共经验和个体经验之间关系的方式。个体经验作为一个最隐秘的“核”，被赋予了一种无边的公共性，因此每个读者阅读《红楼梦》时，既是读这部著作，也是读自己，陷入对自己生命经验的体味和分析之中。一部伟大文学作品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镜像。“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在中国语境里可被置换为“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部《红楼梦》”，每个读者都会把其中的人物当作自己的镜像。这启示我们，思考一部文学作品的潜结构，也即其无意识世界的复杂性和作品的意义之间的共生关系。甚至老歌德都佩服莎士比亚，在《歌德谈话录》中歌德与爱克曼对话时提到：“一个创作家每年只应读一种莎士比亚的剧本，否则他的创作才能就会被莎士比亚压垮。”（8）歌德认为莎士比亚“把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动机都画出来和说出来了”。（9）我们也可以赋予《红楼梦》这种评价。
让我们还回到马原的《虚构》。我认为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一个春梦。小说一开始耍了很多“花招”，作家一开始为叙事人设置了一个暧昧的身份，他开头写道：“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天马行空。”但他同时又说：“我此刻就住在安定医院。”这意味着，“我”既是一个不凡的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显然，一个作家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作为“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精神病人”的身份，鲁迅就使用了这样的一种隐喻形式，书写了最早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时，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或诗人必须具有多重性的人格结构，像刚才分析的《红楼梦》中，便包含着一个在世俗伦理意义上并不合法的无意识构造。接下来，马原写道，“我”为了写一部关于麻风病人的小说，钻了七天玛曲村。作者接下来写了一个令人恐惧、同时又具有“性的诱惑力”的女麻风病人，这其中便可以探查到隐含的大量集体无意识——关于女性的诱惑与恐惧的男权主义无意识。回溯中国古代关于女人的叙事，从春秋时期的妲己、褒姒，到汉宫秋燕、貂蝉、虞姬、武媚娘与杨玉环……这些美女哪个不是“倾国倾城”？《聊斋志异》中大量写到作为妖魅鬼狐女子的诱惑与为害，与这些古老的传统叙事与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在汉语中都积淀了大量类似的无意识内容，当我们描述一个女人的美丽时，会以“倾国倾城”、“沉鱼落雁”一类词语来形容，其中显然暗含了“美丽是有害的”这一普遍认同。
接下来，马原写道：“我”五月二日从拉萨出发，路上走了一天，来到了玛曲村，那么到玛曲村的日子应该是五月三日。来到玛曲村的第一个景象就像《梦的解析》中的一个场景：从玛曲村的村口走到街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三个袒胸露乳，裸着下半身的妇女。这明显是一个“色情梦”的景象。当然，小说对这种春梦做了特殊处理。“我”越过这个场面来到村子里，看到了一群人围着篮球场打篮球，女主人公此时也出现了——球场边上的一个妇女，正在给一名男婴哺乳。这让我想起沈浩波的《静物》和《一把好乳》，如果今天讨论当代诗歌，我们便可聊聊当代诗歌中的无意识。这个妇女主动地与“我”搭讪，“我”则保持警惕，妇女暗示我可以去她家，但我并没有去。晚上我来到村外，在一个睡袋里睡下了。但是夜里突然寒流来袭，我被冻感冒了，迷迷糊糊发起了高烧，被人抬走了。等“我”醒来时发现已躺在女病人的家中，变成了“病人的病人”，得到了女主人悉心的照顾，过了几天后“我”身体痊愈，便来到街上溜达。“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人，鬼鬼祟祟十分可疑，“我”跟踪这个人发现他是一个哑巴，但是这个哑巴是会说话的，“会说话的哑巴”也只能是在梦境中出现的情形了，这是一个非逻辑的设置。“我”来到哑巴家里，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不得不又停下来讲述一个关键点，即，该小说不只是写到了一个“春梦”，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政治梦”。“政治梦”对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而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验。我小时候流传着一个“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主席每天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每个孩子放学后主要的事情就是监督“地富反坏右”的一举一动，孩子于是变成了“偷窥者”。作为毛主席的“红小兵”，当然表现得正气凛然，而老地主是被强制改造的，走路自然佝偻着腰，显得鬼鬼祟祟。刘文学跟着一个老地主来到田野，老地主伸手抓了一把辣椒塞到裤兜里，少年大喝一声，随后抓住老地主的胳膊要求他去公社说清楚，此时老地主忙掏出一把糖果递给刘文学。这完全是虚构的，老地主如果有糖果，为何还要冒着风险偷辣椒呢？地主随后又掏出了钱收买少年，被正气凛然的少年痛斥，并坚决要将老地主带到公社去。老地主走投无路，便把刘文学掐死了。于是就有了“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请注意，这个故事完全是杜撰的，因为并没有目击这一切的第三者在场。因此，大量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年代的故事充满了想象和虚构性。
让我们回到《虚构》，此刻“我”跟着哑巴来到他的房间，趁哑巴不备的时候我打开了他的抽屉，发现了里面的一枚“青天白日”徽章和一把20响的盒子枪。哑巴告诉我说：“我在这等你20年了。”“我”本身是一个革命青年，现在竟与一个特务接头，这表明了一种无意识的错乱逻辑。“我”还发现了哑巴的另一个秘密，那就是与一条母狗的关系暧昧。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接下来的出格举动寻找心理平衡——在我临走的前一晚，我与女麻风病人同处一个毡房，这女人伸出了她光洁浑圆的腿，我经受不住诱惑与她发生了关系，并对此十分恐惧。这好像是一个“梦中梦”，我们有时会在梦中讨论这个梦的真实性。第二天“我”逃离了玛曲村，因为极度疲劳，在一个山区的青年旅馆住下来睡着了，当“我”醒来时问周围的人今天是几号，周围的人说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请注意，这个故事从五月二日算起已经发生了若干天），而且告诉他昨夜下了一场暴雨，北面的半个山都塌了。这意味着玛曲村被泥石流夷为了平地。地点消失了，时间也被颠覆了。小说一开头说“我”钻了七天玛曲村，但当“我”醒来时只度过了五月二日到四日。这时马原写道：我梦见我在幼儿园里的情景，我尿了。“尿床”其实是一个隐喻，这个春梦到此结束，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想见。
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是两个梦的混合，一个是“色情梦”，一个是“政治梦”。性和政治混合起来，就使得这部小说要表达的潜台词极其丰富。当我们说马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家时，应该要能够回答，他用什么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通过这样一种解读，我们终于证明了马原的一种复杂性，他为我们提供了复杂的文本，深刻地触及到了他这一代人的无意识。这其中不仅有个体无意识，还充满了历史的无意识——一代人的红色恐惧症。政治型的精神病患者是我们这个社会里特有的类型。我曾在2009年组织了10个研究生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我们来到北京市第三社会福利院，也就是食指住过的那所福利院。在那里我们以问卷调查的形式筛选出一大批“有文学背景的精神病患者”，共选出了10人，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交流、访谈、调查、分析。每次来到福利院我都有一种“隐秘的狂欢”，也许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疯子。精神病人凭借直觉与人交流，非常神秘。而且其中确实有“政治型精神病患者”，一个老太太曾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一毕业便被下放到天津滨海地区某农场，辗转多地、经历曲折，最终精神错乱。我与她谈话时因我称呼她为“阿姨”，她便十分紧张。当然，她也不敢坐下，针对所有的提问，她只有一个回答：“我没有处理好与组织的关系。”这些都与我们的话题距离较远，我们暂且搁置。那么，解读中国当代的新潮先锋小说，必须要有一副Ｘ光机一样的眼镜，去探查其内部的构造，才能够真正读懂这部小说，发现其中的秘密。
再比如，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10）其中曾讨论格非的经典短篇小说《傻瓜的诗篇》。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与一个精神病医生的角色互换，是一个弗洛伊德式临床治疗的故事。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部小说：医科大学毕业的杜预，他的研究兴趣不在临床病理学，而在于带有精神现象学意味的题目，他写的毕业论文是《论精神病的传染》。“精神病的传染”显然不是一个医学命题，而是一个精神现象学或哲学的命题。当我们置身精神病院，我们不自觉地变得敏感，当我们与精神病人对话时就变成了一个多重人，我们自己也成为了潜在的病人。杜预因这篇毕业论文被分配到精神病院，成为了一名精神病院的大夫。杜预年近30岁还未谈过恋爱，因此十分焦虑，并患上了胃病。格非老师擅长精神分析学，他认为胃病就是精神病的一种。小说提到杜预也是一名诗人，此时，杜预被赋予了多重身份，他是一个潜在的诗人，一个性焦虑者，一个胃病患者，一个被强迫来到精神病院的医生。小说里还交代了更远的背景，杜预的父亲是一个诗人，“文革”时期被红卫兵带走，此时少年杜预受到红卫兵的诱惑，若交出父亲的笔记本便可加入红卫兵。杜预为了自己的私利，把父亲的笔记本交出去了，结果笔记本成为了父亲的一个罪证，致使父亲在监狱中被迫害致死。这就意味着杜预对父亲的死负有责任，受到良心的谴责，或说他是父亲的一个出卖者，也是一个间接的弑父者。父亲死后，杜预的母亲便疯了，一天杜预放学回家刚好看到母亲从楼上跳下来的自杀场面。也就是说，在杜预的个人身份和心理背景之上，还有母亲的遗传，以及“间接弑父者”的自我谴责。接下来，杜预得到了一个机遇，医院里来了一个女病人，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名叫莉莉。护士们当着医生的面把莉莉的衣服剥下，给她换上条纹服。杜预第一次看到女孩子的身体，感到十分激动。几天后，他便计划“勾引”这个女孩。在一个周末的黄昏，将莉莉引到他的办公室里，他本以为莉莉会反抗，但莉莉并没有反抗，当两个人马上进入关键时刻时，走廊里突然响起了脚步声，门被推开了。杜预的同事葛大夫推门进来，葛大夫与敏感、脆弱的杜预不同，他的神经无比坚强，是一个洞若观火的角色。在杜预身旁是一个极其老练的旁观者兼窥视者，这也加重了杜预的焦虑。葛大夫进来后假意道歉，他把抽屉打开，匆匆拿了些资料便离开了。他出去后又探进半个身子说：“杜大夫，我认为你应该将门反锁上。”他就是如此“善解人意”，但这种“善解人意”背后隐含着让人恐惧的态度。杜预和莉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两人有亲密的交谈，莉莉把自己发病的经历告诉了杜预。第二天，杜预在回忆当中整理昨天发生的情景以及莉莉所有的讲述，便开始讲莉莉的故事：莉莉从小丧母，父亲一人把她带大，父亲在女儿成长过程中从未续弦，自然成为了一个性苦闷者，便对女儿有了不伦之念，常常在女儿洗澡或如厕时借故闯进来，莉莉对她的父亲十分不满甚至恼怒，便潜伏了一个想法，恨不得把她父亲杀掉。果然有一天，她父亲死了。莉莉对精神病医生说是她杀死了父亲，她到派出所自首时，一个中年警察制止了她，并告诉她父亲死于脑溢血。中年警察使莉莉得以安全，但趁机占有了莉莉，莉莉从此过上了地狱般的生活。好在她后来考上了大学，终于可以远走高飞，但幸运中的“不幸”是考上了中文系，还迷上了写诗，并遭遇了一场失败的恋爱，她因此发疯了。随后她来到医院，碰到杜预，与杜预发生关系，向杜预讲述了这一切。这恰好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治疗法。大家可以参考美国人欧文·斯通撰写的《弗洛伊德传》，弗洛伊德当年在治疗病人时常会遭遇类似的事情，那就是精神病人爱上精神病医生，产生依赖之情，弗洛伊德因此放弃了临床治疗而走向研究道路。我意在说明，在当代先锋文学中有大量的文本，甚至能作为精神分析学原理的形象阐释。
三
再让我们回到第二类现象，即“红色叙事”上来，红色作家们对弗洛伊德知之甚少，但是，不了解精神分析学并不意味着“红色叙事”中不存在无意识。相反，在大量的革命叙事中，存在着复杂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内容。我先举个体无意识的例子。比如，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我们一般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部短篇小说。但当我们追问它好在哪里时，回答是语焉不详的。我主要借助其中的一个梦来分析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19岁的志愿军新战士王应洪，还有一个比他成熟一点的班长叫王顺。王应洪住在一个朝鲜人家里，这户人家只有阿玛尼和她的一个女儿叫金圣姬。金圣姬爱上了王应洪，但是按照志愿军铁的纪律，这是不被允许的。王应洪陷入了矛盾，他步步后退，但金圣姬步步紧逼，两个人僵持着、暧昧着，这一切被班长看在眼里。小说写到班长非常奇怪的心态，班长很少给家里写信，和他的妻子之间感情很淡漠，但是他却注意到这个朝鲜女孩爱上了年轻的王应洪，我们可以对王顺进行精神分析，他为何对自己的家庭麻木却对眼前的情景敏感？他并没有将二人的感情立刻汇报给上级，上战场之前，金圣姬送了礼物给王应洪，无非就是女孩亲手制作的袜套和手帕之类的，王应洪情急之下只好接受下来，随后便上了战场。在战场上王应洪负了伤，战斗间隙，他反复思考，认为自己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他于是就主动向王顺汇报，但王顺说他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按下不表。王顺考虑到王应洪已经负伤了，现在生死难料，只有等战斗结束之后再讨论此事。王应洪此时处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内心斗争当中，他负伤后因失血过多晕倒在阵地上，迷迷糊糊中他梦见自己回到了童年，十岁时过春节母亲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袄。他为什么会做一个返回童年的梦呢？显然是为了脱离当前的困境，他很清楚即使保全了生命，战争结束后也会被当作违反军队纪律的反面典型被批判，他陷入了痛苦。他梦见自己的母亲从安徽乡下来到北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的尽头立着一个人——毛主席。他梦见毛主席站在金水桥边，母亲奔向毛主席，这暗示着王应洪渴望自己拥有一个伟大、权威的父亲。他想，如果拥有一个毛主席般的父亲，便可以修改纪律了。母亲来到毛主席身边，激动地鞠躬，说：“多亏你老人家教育我的儿子，他现在到敌后去捉俘虏去啦。”这是一种暗示，意味着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对话，但这一定是一个父权的家庭，母亲向父亲表达的是对权威的崇拜，当然，这也是为了建立一种合法关系，向毛主席求情，言下之意是希望毛主席看到儿子的英勇，体谅他的错误。但是，路翎深谙政治之道，在这个梦中，毛主席笑而不语。王应洪接着梦见金圣姬穿着盛装打着鼓来到天安门广场跳舞。这意味着，在王应洪的无意识中希望由最高权威认可他和金圣姬的爱情。但是，此时此刻的王应洪突然醒来，他发现一切是不真实的，便决定牺牲生命，以捍卫自己的荣誉。他故意等待敌人冲上来时拖后了一步，掩护了王顺突围，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当我们用精神分析的眼光去打量这部小说，就会发现它内部的秘密，充分体现了个体的敏感丰富的无意识活动。
再试举一例，孙犁，他是所有革命作家中被公认的“文学性”最强作家中的一位。原因在于他在革命文化的规训当中，顽强地保留了一个旧文人的思想。我最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就叫“穿干部服的旧文人”。在孙犁的小说中存在大量类似于《聊斋志异》式的场景，譬如一个书生在灯下夜读，凉风吹开门，悄然进来一个美女，女孩不计代价奉献身体，男子则十分受用，但代价就是会患上恶疾。这当然隐含着前面所说的男权主义的无意识。用宋真宗赵恒《励学篇》中的一句俗不可耐的诗概括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都是“男权主义色情幻想”的表现。孙犁时常露出这种无意识，他时常化身为一个“干部”的角色，此干部并非一个军事或生产方面的干部，而是一个文人，一个作家。这个干部走到哪里都会有“艳遇”。譬如《吴召儿》中，组织上很体贴地“送”给“我”一个妙龄少女，她烂漫美丽，带“我”在山里躲避扫荡。当遇到敌人时，女孩就把自己的棉袄翻过来，露出黑色的部分；敌人走后，便把棉袄红色的里子穿在外面，下雨时，女孩的身体与我紧紧挨在一起，挤在岩石下面。这显然都属于《聊斋志异》式的色情梦式的想象。最典型的是《铁木前传》，这部小说本意是通过铁匠家和木匠家的儿女婚姻故事，来反映“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主题，但孙犁写作过程中旁逸斜出，忘记了这个主题，他主要关注了另一个女孩——小满儿。对于小满儿的美丽在小说中有一段类似《陌上桑》的描写，女孩出现在大街上时发生一片骚乱。小满儿来到姐姐家里住，她的姐姐奇丑无比，姐夫是个傻子，而她却如花似玉，她住在姐姐家引起了整个村子的不安，这简直是一个民俗学意味的场景。干部来到这个村里，不住到积极分子家或干部家，而是住到小满儿的姐姐家。小满儿把干部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干部晚上开完会回到房间，备感温馨。这时悄无声息地进来一个女孩，头上裹着一块毛巾，毛巾上绣着一朵大牡丹花，女孩进来后坐在干部对面，说：“同志，请给我倒一碗水。”她为何自信地让干部倒水呢？因为她刚刚把干部的住所收拾得亭亭当当、无微不至。她与干部攀谈，随即便哭起来了。正当这个男人有些心思浮动时，女孩突然走了，接下来就是干部一夜未眠，他听见屋里的老鼠整夜游行，外面的驴子一夜都在啃槽帮，他心乱如麻，天刚蒙蒙亮时女孩又进来了，在他的头前翻东西，这时小说有些过火地写道，“女孩的胸部时时摩贴在干部的脸上”。这表明孙犁是一个蒲松龄式的作家，他偏爱写这种妖媚的女孩，女孩总是带着主动的挑逗以及各种各样的性暗示，十分近似古人“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男权主义色情梦。如果以叙事学的眼光看待《铁木前传》，它是一部有严重“缺陷”的小说，但正是这些“缺陷”使它劫后余存，成为了历经淘洗而犹在的一部文学作品。设想，如果没有这些看起来不太“靠谱”的东西，或许它的文学性就反而大打折扣了。
还有一个典型文本就是《青春之歌》，我接下来要以此为例来谈一谈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潜结构”的话题。《青春之歌》在大部头的“红色小说”中，为什么能成为极有研究可能性与研究价值的作品？就在于它结构的多重性。小说一开始写到了林道静的出身，她的出身很像是童话叙事，她拥有一个身为地主权贵的父亲和一个作为佃户女儿的身份低微的母亲。这个设置是杨沫作为作家给知识分子的一个身份定位，意在指出，知识分子的血缘是复杂的，既有剥削阶级的血缘，也有劳动人民的血缘，这是一个社会学的解释。如果从古老的叙事学角度看，这部小说就是一个“灰姑娘”的叙事原型。林道静的父亲远走高飞，她不幸落入了继母的魔掌，继母极端险恶、贪财好利、贪婪冷血。继母利用林道静的美色，让她受教育，目的是让她嫁个好人家以图从中牟利。林道静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入学前夕继母要求她嫁人，这一年林道静17岁，她愤然离家出走。这个故事到此为止是一个典型的五四叙事，一个“娜拉出走”的故事。但是故事仍在发展，林道静来到北戴河附近的杨庄小学投奔表哥，她的表哥在这里担任教员。但不巧的是表哥因撒播进步言论被开除了，她寻亲不遇，小学校长余敬唐假意善待道静，实际上是盘算着将她送给当地县长来邀宠。林道静听到了余校长的密谋，走投无路之下来到了海边准备自杀，这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场景。当她准备投入黑色的海水中时，一双温暖的大手从后面抱住了她，是余永泽搭救了她，之后两人渐生爱慕之情。暑假过去，余永泽准备回到北京大学读书，两人在车站依依不舍地分别，余永泽在心中默念：“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呵！”这是一个文人士大夫的心态，但是他又发现林道静性格泼辣娇嗔，他又嘀咕道：“好一匹难驯驭的小马！”那么，林道静对余永泽是什么看法呢？她认为余永泽是“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前者是一个西化的标准，但是余永泽长相一般，算不得“白马王子”，所以与其说林道静爱上余永泽，还不如说爱上余永泽背后的那个“想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过去可称得上是一个“才子”的标签或符号。两人在车站依依不舍地分手，开始了书信恋爱。如果故事在此结束，那么这部小说便可谓一部鸳鸯蝴蝶派的旧小说了。
但余永泽走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小说出现了另外一个男主人公——卢嘉川，这个青年带领一群爱国青年从山海关经过，遇到了林道静，林道静发现这个青年与刚离开的余永泽相似而又不同。相同的是，他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不同的是，他英俊如王子，而且所操话语与余永泽所讲的柔情缠绵的个人话语不同，是慷慨激昂的国家话语和宏大叙事。林道静被他的魅力深深折服，于是她有意激化与所在环境的矛盾，也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后，她没办法直接去找卢嘉川，因为必须有一个心理上的先来后到，她先去找余永泽，并匆匆忙忙地和余永泽结合。这个结合绝不是归宿，这让我想到翟永明的《女人》组诗中那句“家是出发的地方”。林道静与余永泽走到一起，无意识当中则是为了尽快摆脱余永泽。两个人在一起很快就发生了矛盾，但是有一点，余永泽是林道静救命恩人的事实却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做梦可以“修改记忆”。革命作家的笔法也是很厉害的。这一天，林道静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她的闺蜜白丽萍。白丽萍是一个浪漫女性，一开始也是个激进的左翼青年，后来投靠了权贵。她规劝林道静和“老夫子”余永泽分开，与卢在一起。而卢嘉川此时也时常来林道静家里，给林道静讲革命道理。林道静听了白丽萍的规劝后，心思动摇，她躺在余永泽身边却同床异梦，便开始了以做梦来修改记忆的尝试。
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杜拉斯有一篇访谈文章叫《我把真实当作神话》，（11）她写道，她曾经在医院昏迷，做了很多噩梦，其中的一个噩梦情景就是她的朋友克罗德·雷吉在梦中侵犯了她，她醒来后给雷吉打电话痛斥他的恶行，雷吉表现得很茫然。这说明现实和梦境混杂在一起，而梦境具有修改记忆的作用。林道静梦见，船在大海上行驶，有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男人背对着她，风浪骤起，她惊慌失措地哭喊，但坐在对面的男人一动不动，她愤怒地冲过去掐住这个男人的脖子，骂了一句：“你这个见死不救的坏蛋。”但当这个人转过身来时，才发现他是卢嘉川。两人惊喜万分，此时风平浪静、碧空如洗。正当两人沉浸在幸福时刻，风浪突然又起来了，这意味着她内心的惊涛骇浪，林道静若背叛丈夫，良心会受到谴责。她手里的橹掉入了水中，卢嘉川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打捞，但是被黑水吞没了。林道静呼喊着从梦中惊醒。这是《青春之歌》中的一个梦。如果我不去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细节，小说就好像没有这个场景似的。过去的革命理论家批判这部小说，似乎都太“厚道”了些，他们没有Ｘ光眼镜，没有弗洛伊德式的黑暗心理，因此没有抓住这个“把柄”。很显然，通过这个梦，林道静解决了一个困扰自己良心的问题：余永泽不再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个角色换成了卢嘉川。
另外，小说中还有一个“白日梦”。卢嘉川被捕后，林道静因张贴革命标语也被捕入狱半年多，出狱后组织上体谅她，让她到乡下“避风”并接受工农群众再教育。林道静来到乡下的一所学校，正当她十分苦闷时，组织上又为她派来一名工人阶级的后代、同样是北大的学生江华。林道静对卢嘉川牺牲的事实此时并不知情，但当她知道组织上派一名青年学生来与她接头时，便有了微妙的心理活动。她一大早便兴奋地起床，来到田野上，为自己准备了一个白日梦。她先是采了一丛丛的二月兰，来到一座孤坟前献花，并唱起了怀念革命烈士的歌《五月的鲜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林道静在内心中暗示自己，卢嘉川已经死去，她即将投入江华的怀抱。这是她精心设计的一个仪式，告别旧人，坐拥更实际的现实幸福。
而江华一见面就“挑逗”林道静，在一番“提示”之下引林道静向男女关系方面考虑，在吸收林道静入党前夕，又主动提出二人关系更进一步。我们这样分析一部小说，发现在小说内部存在大量缝隙，含有许多敏感的个体无意识活动。不过，这里我倒是更想讨论其中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潜结构——从古老的童话叙事，到“才子佳人”以及“英雄美人”的老模式，所有这些“旧套路”“老模式”其实都是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
通过上述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于革命文学的研究完全可以复杂化，不仅可以将其视为文化研究的对象，探讨其中的民族、国家和现代性等问题，而且可以将其还原为复杂的人性、人的精神现象学问题，以获得文学研究的属性。我希望我们能用复杂的眼光、思维、隐秘而错综的通道进入文学问题，而不是将其简单化为大而空的文化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努力方向，而我认为当代文学“潜结构”与“潜叙事”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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