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是一门既是文学又是历史的学科，我们有时候重视其中文学的部分，有时候重视其中历史的部分。近年来，很多人在谈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学转向”，用历史学的观念、方法来研究当代文学。包括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作品，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史料，按照“历史化”的观念，作品也只是史料的一种，文学史研究不再是名作欣赏，而是客观的史料学；研究的方法，按照傅斯年的说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不同的史料，包括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记载，也包括好几件相关联的事情。对当代文学来说，不同的史料包括，同一件作品不同的版本史料，和作品相关的写作活动、出版活动、阅读活动的史料。因此，如果在研究的时候只有文学作品一种史料，就没法进行比较，也就等于没法研究。
所以，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搜集史料。
史料工作包括两个方面：重读旧文献和发掘新材料。两个方面相互为用，相互支持。没有旧文献提供的知识框架不能鉴别新材料的意义；没有新材料的补充也不能从旧文献解读出新意。在这两个方面中第二个方面也就是发掘新材料更重要。主要包括档案史料和口碑史料。过去我们满足于泡图书馆查阅文献史料，现在，我们要特别重视史料的扩张，大规模地搜集整理更接近文学生产现场的直接史料，第一手史料。
十年前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红岩》。《红岩》肯定是要看的，我从地摊上买了各种版本的《红岩》不下三四种，包括英文版本。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史料，只看小说，我就会一个字也不会写出来。整个研究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但真正写作的时间大概只有三四个月，其他的时间都在弄材料。弄材料是从零开始。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各种评论资料很多，我用一个寒假时间看完了，写出来的也就是论文里的一小节，其他的章节就要依赖原始资料了。开始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一点点摸索，先到现代文学馆，找到的也就是沙汀给别人的一封信，还是不完整的。后来曲里拐弯找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张羽的家，张羽是《红岩》的责任编辑，在1980年代，《红岩》作者和编辑们之间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著作权官司，双方都在搜集各种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张羽是站在弱势的刘德彬一方的。这样，他家里就存放了大量的和《红岩》写作有关的资料。当然，我又通过私人关系疏通了出版社，在出版社档案室查阅了一些原始资料。评委老师们都说我的论文资料弄得好，我当然是下了点功夫，但这里实在是有偶然的因素。
搜集史料很重要，怎么利用史料同样重要。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傅斯年说的比较不同的史料。孤立地看各个不同的史料没用，用对勘的方法仔细地看两个不同的文本，才会看出问题。比如我看《红岩》作者们早期文本和其他作者对重庆集中营事件的报道的关系的研究。
当代文学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开出版的，一种是没有公开出版的。2002年洪子诚老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就是公开出版的史料。
但是我们平常容易看到的是“前台”的东西也就是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作品，而“后台”的东西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出版，所以并不容易看到，而没有公开发表的史料主要是直接的史料或者说第一手史料，往往比公开出版的更重要。
不容易看到并不代表没有。相反，当代文学这种没有公开的的第一手史料非常多。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特色。和现代文学甚至古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毕竟并不长，另外，这是一个以纸质媒体进行信息记载和交流的时代，大多数史料就以纸张和墨迹的方式实实在在的存在着。
但研究者却并不能轻易地得到这些史料。原因是，这些史料或者为私人所有，或者为单位所有，总之，并不向社会开放。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对外开放的部门保存有一部分史料，对外开放度也是有限制的。而大多数更有用的史料在出版社、杂志社、电影厂、剧团等文学生产单位，作为档案保存在他们的档案柜中，一般不对个人开放。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机构或者个人保存的史料，都面临毁灭的危险，急需抢救。
图书馆会定期剔旧，而每次剔旧的时候，受到冲击的往往就是当代文学作品和有关的报刊。赵勇曾经从北师大图书馆淘汰的书堆中捡出来整套的《文艺报》。
当代文学史料的个人拥有者大多是文学生产的当事者，这些人的年岁都不小了，有的已经去世了，他们手里的东西，曾经是宝贝，但随时可能卖给收报纸的。中青社编辑张羽的夫人最近住养老院了，他家的房子要租出去，家里的书和资料就散落在了各个地方。很多卖给了古旧书店，还有一部分干脆卖了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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