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直在默默无闻地耕耘着的“粤派批评”，谁也无法改变它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或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的事实。今后他们将如何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在岭南文化资源与中原视野之间保持张力，创造出新的辉煌，人们将拭目以待。
在我看来，让“粤派批评”浮出水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以华文文学研究为例，“粤派”很早就有把报道和评述港澳文学动态当作重要内容的《当代文坛报》。该报主编黄树森写于改革开放不久的《答读者问——关于白先勇的〈思旧赋〉》，是名副其实的“略带惊艳的文化发现”，开了大陆研究白先勇作品的先河，为大陆地区的台港文学研究史作了一个显眼的注脚。
当下文坛有所谓“作协批评”、“媒体批评”、“学院批评”之分，“粤派批评”通常是指前两者，我把“学院批评”尤其是文学史的编写包括进去。闽粤两地本是中国大陆研究华文文学的重镇。在文学史著述方面，“粤派”有王晋民主编的《台湾当代文学史》、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和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粤派”重港澳，如陈少华不久前出版的《重现与归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澳门汉语文学研究》，正好对既往研究做了补充。闽籍的黄修己在广东落户多年，他为学科建史的力作《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是在中山大学完成的，因而也可将其视为“粤派批评家”。
“粤派批评”诞生于历史变革的大潮之中，它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种大背景下的产儿。从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中间经过文学功能、文学技巧的争论，再到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文学观念的变革，“粤派批评”均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还在1978年12月29日，黄树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南方日报》头版刊出的《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这是全国较早挞伐“文艺黑线”论的文章。此文不仅揭开了广东文艺思想解放的序幕，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全国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热潮。
“粤派批评”不同于“南方批评”，其领域并不包括广西。“粤派批评”这一概念不是空穴来风，经过《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和《粤海风》《华文文学》及已停刊的《当代文坛报》《东方文化》《广东鲁迅研究》等媒体的打造，成了一种客观存在，其批评实践已嵌入了历史。正是有杨义、洪子诚、陈思和、温儒敏、黄子平、陈平原、饶芃子、黄树森、蒋述卓、林贤治、程文超、陈剑晖、郭小东……那几支健笔，在当代文学的天空中不停地挥洒，然后才将“粤派批评”的名字庄重地写进了新时期文学史中。
“粤派批评”当然不是一个年龄概念。像“诗性批评家”饶芃子从20世纪60年代始就在广东的文学评论界崭露头角，改革开放初期对一些曾被视为“禁区”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辨析，并发起“论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悲剧”的文学论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比较文学和华文文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虽然到了暮年，仍不甘守旧、锐意进取。她还依靠自己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的人生经验，对林岗、陈志红、费勇、王列耀以及钟晓毅等中青年学者的探索给予支持和帮助。
阵容不断壮大、专指当代也涵盖现代文学研究的“粤派批评”，不同于内涵要大得多的“岭南学派”，但仍带有南方的地域性，他们仍把研究岭南文化当作重要内容。在这方面，除曾提出“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黄伟宗、“叩问岭南”的黄树森，都有可观的成果外，另有谢望新、李钟声对岭南作家的系统性研究，陈剑晖的《岭南现当代散文史》以及谭元亨与罗可群的客家文学研究，但“粤派批评”毕竟不是同乡会，也就是说“粤派批评”不等于“粤籍批评”。有人认为广东潮阳人吴亮应属“粤派批评”，在我看来，还是归类为“海派批评”为好。至于广西籍的蒋述卓把自己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广东文学批评事业，他自然应视为“粤派批评”的一员，且是重要的成员。下一代有张均、江冰、郭冰茹、胡传吉、申霞艳以及还未广为人知的专攻香港文学的凌逾，近年来他们以凌厉的姿态活跃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让人刮目相看。
“粤派批评”是属君子之交“不党的一群”。他们未曾结社，当然也就谈不上“票选”社长。他们“社性”极低，其成员有相当大的流动性。像以“文艺美学”研究著称的胡经之，系从北京大学南下到年轻的深圳大学任教。暨南大学则是一些外来学者的重要中转站，且不说宋剑华是从湖南来到广州，姚新勇从新疆来到暨南大学，单说李运抟是从武汉到暨南大学然后又去了广西。朱寿桐从南京到广州，后又由暨南大学到了澳门。殷国明从上海到暨南大学，又由暨南大学返回华东师范大学。“粤派批评”家出出进进的最新动态是：洪治纲从暨南大学流向杭州，而贺仲明则由山东去了暨南大学，成了“粤派批评”新的一员。
“粤派批评”的形成，首先是靠“地利”。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时刻呼吸的是解放思想这种新鲜空气，使他们较早摆脱封闭性的线性结构，能从多维、多向的视角观照文艺问题。但并不是生活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文学评论家都必然地是“粤派批评”的成员。这里除历史的选择外，还有个人的志向，即个人是否自觉意识到岭南人的历史使命并勇敢地承担。与“地利”相关的是“粤派批评”的形成还与 “师承”分不开。他们师承的是“两黄一萧”即黄药眠、黄秋耘、萧殷这些大家。黄药眠美学思想的特点是实践性，强调个性和感性，高度重视审美中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在当代美学史上具有开拓性。黄秋耘在“百花时代”勇猛向上、慷慨悲歌、疾恶如仇，高举着“写真实”与“干预生活”两面旗帜，大声呼吁“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萧殷的评论和编辑业绩突出。王蒙就曾说：“我的第一个恩师是萧殷，是萧殷发现了我。”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广东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次漂亮展示。
那是1959年，于逢出版的描写珠江三角洲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沙洲》，有两种相反的意见：褒者认为这是反映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过程中发生的“两条道路斗争”的成功之作，贬者认为没有反映合作化运动中的“本质和主流”。《羊城晚报》“文艺评论”专刊从1961年4月13日开始讨论历时7个月，发表文章30多篇。其中黄树森以林蓓之笔名发表的《阶级的本质特征是否等于典型？》，批评了 “共同的社会本质、阶级特征或品质就等于艺术典型”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组”名义发表、由萧殷与易准、黄树森、曾敏之等合写的《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事件的个别性与艺术的典型性》等带总结性的文章：着重批评了把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划一化的教条主义理解。这对活跃学术气氛，延续因反右斗争停止了的对典型问题的讨论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粤派批评”不是一个学派的概念，不是一个具有文学立场、主张和追求趋向一致性和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只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理论宣言与主张的群体。尽管“粤派批评”在学术求真和创新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在此旗帜下的学者彼此的观点并不一致，有的评论家也很不愿意把自己划入 “粤派批评”这一群体中。不管愿不愿意或接不接受，杨义、洪子诚、陈思和、温儒敏、黄子平、陈平原、饶芃子、黄树森、蒋述卓、林贤治、程文超、陈剑晖、郭小东、林岗、谢有顺等人的文学批评实绩皆有目共睹。下面着重说说“一洪两平”即洪子诚、黄子平、陈平原三人的成就。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从“十七年”时期就开始。但那时的研究，主要是当代文学运动的注脚，排斥个人化的审美意识。新时期以来出版的多种当代文学史，改变了这种情况。但这些文学史著作，其缺陷也异常明显：对当代文学发展的规律研究不够，在框架上大都是作家作品论的叠加。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局面有了改变。突出的标志是首次出现了私家治史，这就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此书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处理、“重建”40年来的文学材料、现象时，不受流行观点的束缚，敢对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的性质及其演变作出新的阐释。具体来说，在论述20世纪50—70年代文学时，描述了从延安时期所确立的“工农兵文学”如何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以及这一文学形态的基本特点。
下编则揭示了这一文学规范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削弱乃至瓦解的过程，对中国作家“重建”多元化的格局作了热情的肯定，在同类著作中显得一枝独秀。
“粤派批评”的成就离不开他人的协助或帮助。1985年，文艺界掀起文艺观念与方法更新的热潮。在这股思潮影响下，粤人黄子平、陈平原与贵州籍的钱理群于同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提出“打通”现当代文学的大胆构想，即后来在《文学评论》上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这是相当新颖的文学史观。它从整体上把握时代、文学以及两者关系的思辨，表明研究者试图打破原先文学史研究的单一的封闭模式：横向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总体框架中去审视；纵向上，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化过渡、转变的过程来考察。1988年下半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命题，正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旗号的一种呼应和补充。
陈平原与黄子平同属 “粤派批评”，但两人使用的“拳法”隔着一层。黄子平主要着重于当代文学研究，陈平原主要在近现代文学领域内驰骋；黄子平的研究与当前评论现状及创作实际靠近，而陈平原从事的以纯理论研究居多。他的思想虽然没有黄子平那样敏捷，但学问扎实。他的论著有较浓的书卷气，但他决不是靠《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那样的早春的点滴绿色去赢得别人的欢呼和宠爱，而是以自己精心栽培的嘉林美卉受到别人的青睐。陈平原在治学之余还撰写学术小品，借以关怀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使人觉得这是含金量丰富的袖珍之作。
“粤派批评”以思维活跃、感觉锐敏、视野开阔著称。陈志红、朱子庆当年曾直指“广东文坛静悄悄”，后来就不再“静悄悄”，且不说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的发表引发了轩然大波，单说林贤治的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影响就非常广泛。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粤派批评”力求超越传统的文学史观，在课题的开拓、方法的创新、学科的完善和学术史的创建尤其在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方面他们取得了丝毫不亚于“闽派批评”的骄人成绩。这方面有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以及郭小东的《中国知青文学史》，陈剑晖与着重基督教文化与曹禺戏剧研究、发起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学术大讨论的宋剑华共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黄修己和刘卫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张振金的《岭南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散文史》等。
这里要特别提到对岭南散文流派和社会主义文学流派的探寻作出成绩的郭小东的《中国知青文学史》。他为“知青文学”重新定义，并强调“知青文学”的题材维度，正如洪子诚所说：郭小东这一扩大“知青文学”边界的处理，提供了通过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以达到有效把握这种曲折多变的历史进程的可能。
郭小东在1988年说过：“批评的衰落首先是批评的堕落，正如文明的衰落是以文明的异化为代价。”这“堕落”或曰退步表现之一为文学时评成了超级胖子，而学派或评论群体的研究则是营养不良的瘦子。有识之士认识到文坛缺乏评论之评论的弊端已日益彰显。如果再不加强评论之评论，必将给文学评论的发展带来损失甚至危害。为了改变这种学术失重感，笔者不自量力对“粤派批评”做出初步的梳理。我不在广东工作，雾里看花或有不够周全之处，我却自信比较客观公正。无论我的评论是否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但作为一直在默默无闻地耕耘着的“粤派批评”，谁也无法改变它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或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的事实。今后他们将如何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在岭南文化资源与中原视野之间保持张力，创造出新的辉煌，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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