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诗学始终是后代学人建构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资源，但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各取所需的想象性选择与塑造，即所谓晚明叙事。系统探究并审视此一屡屡“重现”的现象的背景、逻辑、历程及影响具有深远意义。
晚明叙事研究长期缺乏客观性
21世纪以来，学人已然意识到了这一重要现象，并多有审视与检讨。吴承学与李光摩所撰的《“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 的研究》一文，对20世纪以来深受“五四”精神感召的晚明文学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黄仁生《论公安派在现代文坛的多重回响》、郝庆军《两个“晚明”在现代 中国的复活》等文则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公安派”在文坛的重受关注，并引发一系列文学争端的现象予以细致的考察。
近年来，相继有几部专题研究著作出版。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与毛夫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晚明文学思潮”论争》属于断代研究，分别对清末民初及 20世纪20—40年代有关晚明的“重构”及其之于文学、诗学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谭佳《叙事的神话：晚明叙事的现代性话语建构》则力图全面梳理晚明叙 事的历史线索，分析总结各时段晚明叙事的突出特点与深远影响。除历史脉络的梳理外，他们还深刻挖掘了相关现象的产生背景、文化机制、后世影响等，提升了对 此问题的考察与反思。
学人的既有研究创见很多，但也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疏漏：第一，“追溯晚明”的前提应在于有一清晰的“晚明诗学”可供借鉴，但有关晚明诗学自身的认识，却多半被想 象性描述所替代。换言之，“追溯晚明”多半是在晚明缺席的状态下进行。第二，有关晚明叙事的梳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象”笼罩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影响了 研究的客观与全面。第三，晚明诗学研究涉及政治、思想、学术等多个领域，但相关学者少有论及文学问题，文学研究者相对而言又不太关注相邻学科的研究进展， 不曾及时更新自我的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晚明诗学建构模式的反思。
寻找晚明叙事的四条路径
职是之故，系统考察晚明叙事与诗学建构之间的复杂关联，就甚有必要，其意义至少表现为以下四端。
其一，由于晚明的阶段性差异，形成了有关“晚明诗学”的多种理解模式，由此产生的价值判断也多有歧异，今人习焉不察，往往不加选择地随意引用一种，或者 嫁接、拼凑几种，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回归历史语境，梳理各种认识模式的理论基础与产生机制，从源头处理清脉络，方能有的放矢，深入推进。
其二，受特定理念的统摄，对晚明诗学的理解存有遮蔽与误读，这些被引入晚明诗学研究中，成为金科玉律，规定着对于晚明诗学的基本理解。通过对晚明诗学后 世想象历程的梳理和反思，重新理解相关模式与观念的历史语境及可能价值，在扬弃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回归晚明诗学的本来面貌。
其三，百年来的诗学建构与晚明诗学存在复杂而密切的关联，不少主张正是通过想象晚明得以呈现。细致探索晚明诗学的当代想象如何作用于诗学建构、诗学史如 何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生成定型、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如何能够共生等问题，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百年来文学理论建设的利弊得失。
其四，明末以来，晚明诗学就参与到文学建构中，成为时人表达文学观念的重要理论资源。通过对晚明叙事以及晚明诗学建构的反思与重塑，在新的起点上探索文学理论古今对话的可能。
重估晚明诗学的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晚明诗学”的特质并没有引起特别关注。即使逐渐获得“独立”意义的公安、竟陵等诗学流派，也不断被贴上各类标签。细致梳理研究范式的确立与 不断塑造的过程为何实现、如何实现，理应成为一应研究的前提。具体可从两个层面予以考察：就宏观论，“晚明”迄今无明确的时间界限，可涵盖自明嘉靖至清初 一百多年的历史。与此相关者尚有多种说法，既相互区别，又彼此交涉。辨析彼此异同，阐发各自内蕴，需要从总体上把握晚明诗学后世想象的基本逻辑。就微观 论，晚明诗学固然纷纭复杂，主导流派不外乎七子后学、公安派、竟陵派等，他们的诗学观念在各自历史阶段皆有歧异解读，以文献为基础，清晰呈现具体接受过 程，审视关键节点，并揭示转变因由，也是亟待开展的工作。
不唯厘清史实，还应钩沉晚明诗学建构模式的逻辑线索与生成机制，详细剖析自然人性论、早期启蒙说、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因素）、市民社会等理论学说，如何 被移植到晚明诗学研究中并发挥影响。自然人性论的彰显被视为晚明诗学的重要特色，鼓吹欲望、宁今宁俗等主张由此而得肯定，扬革新而抑复古的建构模式也因此 发端；伴随着对明代人性论发展轨迹认识的变化，李梦阳被视为新风气的先导，复古与革新的敌对状态转趋融合。早期启蒙学说之影响以三个层面展开，或是探讨徐 渭、李贽、王艮等人文学思想中的启蒙因子，或是探究晚明文艺启蒙思潮的演进历史与阶段特征，又或者将晚明与后代相对比，凸显其“启蒙”学说的价值与贡献。 因对“早期启蒙”的不同理解，在时间分期、现象评价等方面，多有龃龉，需待理清各自逻辑与线索，方不致产生淆乱。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因素）、市民社会等学 说一般被用来作为解释晚明“特质”的终极之因，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对个人心态、性情的影响及其在文学、诗学中的反映，但多半只是笼统套用，甚少系统论述。
以上述探讨为基础，应进一步反思晚明诗学建构模式的缺失。就共性而言，相关理论本就众说纷纭，学人各持一端，造成了复杂甚而混乱局面；且学人对相关理论 多半是一知半解，又很少关注最新进展，理论移植停留在了简单嫁接层面。就特性论，在自然人性论的笼罩下，有关情感性质的讨论成为中心话题，但情感论尚涉及 “情”在创作中具有的作用及其具体展现，诗学主张的文学价值有所遮蔽。持“启蒙论”者虽强调个性、自由，但他们强调的是由此反映出的社会解放思潮，而不太 关心研究对象各自思想观念的差异。对所谓个性、自由的解释每每归结到社会、历史的高度，而晚明士人的行为可能只是一种率性的生活方式。将视角固定在唯一的 向度上，过度迎合某一思想观念，难免丧失了对鲜活、独特的个人的重视。以经济因素作为解释的终极之因，过度夸大了外在因素的决定作用，且忽略了文学的内在 演进逻辑，兼之相关理论本就存有缺漏，以致相关解读多有简单、粗疏之嫌。
与此同时，在扬弃的基础上还应重新考察以下问题：一是重估晚明诗学的理论价值，特别是文学价值。以往研究多半持思想标准，以进步与否为据。但晚明文士不 是纯粹的理论家，更主要的是文学创作者，对于文学甘苦有独特感受。举凡情、格调、典范等诸多命题的探讨皆与其对创作实践的反思和创作经验的总结有紧密关 联。据此，可对复古、革新两派的诗学观点予以重新评估，并对“李梦阳为晚明新思潮的先导”、“晚明新思潮消歇”等论点进行反思。二是对诗学发展模式的审 视。今人的晚明研究模式可表述为“复古—革新”模式，而古人的观点则可表述为“矫弊—循环”模式，两相对比，古人虽视野相对狭隘，却避免了片面化与绝对 化；今人持对立视角，古人却更强调连续，摆脱单一视角，综合吸取二者之长，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古人的文学生态。晚明诗学之于明代诗学的意义、明清诗学的演进 逻辑亦可抽绎出新线索。
在检讨历史上“追溯晚明”活动不足的基础上，放弃以今视古、削足适履的思考模式，考察晚明诗学，特别是其问题意识、反思意识，以及在处理情与法、格调与性情、文学与政治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日的启示，对于重新探讨晚明诗学之于当下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明叙事影响下的诗学建构研究”（15ZWC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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