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伤痕小说”的幽灵
在“文革”后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伤痕小说”以其对“文革”伤痕的展示引发了异乎寻常的巨大的社会共振，围绕它所展开的激烈论争以及它的合法身份的最终确立，都产生了事件性的影响[1]，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激活“新时期”的文学想象力，也确曾对后文革的精神秩序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促动作用。与其说它是“迎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2]，毋宁说它参与构建了“新时期”的历史想象机制。保罗•康纳顿曾说：“所有开头都包含回忆因素。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在新开端和旧暴政之间建立屏障，就是回忆旧暴政。”[3]“伤痕小说”对文革暴政的回忆，它所搭建的历史灾难纪念碑，既为“新时期”的“另起炉灶”提供了合法证明，也为之输入了至关重要的情感动力。
“伤痕小说”对文革创伤记忆的书写询唤着“新时期”的历史主体，它的意义生产与“新时期”的意识形态运作存在着相互呼应的关系，《班主任》中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曾被认为是对鲁迅世纪初呐喊的回应，是在为现代启蒙传统叫魂。这一历史性的联想不仅维系了“伤痕小说”在“新时期”的文学地位，而且也反过来确认了“新时期”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两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在高歌猛进的“新时期”乃至“八十年代”的想象中，堪称是文学与政治合作的范例，当然也不免令日后的回顾感到疑窦丛生。随着“新时期”的渐行渐远，“伤痕小说”也陷入了持续的文学身份危机。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人们已经发现，轰动一时的《班主任》竟是如此“不堪卒读”，并且还探察到了它与“文革”话语的某种关联，认为它“仍是一篇‘文革’模式的小说”，只不过是“用了‘文革’的叙事模式讲出了一个反‘文革’的故事”而已[4]。
客观地说，上述发现并非没有根据，“伤痕小说”在试图结束一段历史的努力中恰恰卷入历史本身的纠缠之中，但加入这一缠斗的绝不限于“‘文革’的叙事模式”，它涉及到了文学现代性的话语结构及其实践历史，不妨换一种说法， “伤痕小说”的症结从根本上说就根植于现代性叙事的内在逻辑。对于时间的区隔是现代历史结构的关键，在“旧”与“新”之间，在“开端”与“结束”之间，安放的是一个历史目的论的线性过程。吊诡的是，现代性的这种时间规划常常并不能兑现，因而，它所诱发的历史危机就会使参与其规划实践的历史对象丧失掉确定的时间属性，而成为游荡在历史长廊的幽灵。从某种意义上说，诞生于新、旧历史交割期的“伤痕小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幽灵，它所遭遇的身份危机从根本上说并非缘于其“艺术性”的缺陷，甚至也与其所处时代的种种局限无关，它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困境的投射，“新时期”之后日渐崛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机制使这一困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
幽灵是一个表征着历史危机的形象，它使时间的流动失去了稳定的方向。“伤痕小说”在“新时期”之后的文学身份危机，从本质上说正是这种历史意识危机的文化体现，它暴露了“伤痕小说”所分享的历史想象结构的不确定性。按照英国社会学家艾弗里•戈登的说法，“幽灵不仅仅是一个死去的人或一个失踪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形象”，这个扰乱了时间结构的社会形象会把我们带向“历史与主体性创造社会生活的稠密地带” [5]，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幽灵的考察有可能导致“一种有变革能力的确认。”[6]德里达也认为：“谈论幽灵，实际上是对幽灵说话，是和幽灵交谈，这是必要的。”[7]要接近“伤痕小说”的幽灵，要和这个幽灵说话，显然无法回避二十世纪以来争讼不休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为了不重复老生常谈，让 我们借助法国学者朗西埃对于文学与政治这个议题的重置来调整一下观察这一问题的视角，朗西埃在谈到“文学的政治”时说道，现代世界的文学先天就是政治性的，“文学的政治非作家的政治，它不涉及作家对其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和社会斗争的介入，它也与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政治事件或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斗争的方式无涉。‘文学的政治’这个说法意指文学以自己的方式来‘从事’政治——在作为特定的行为方式的政治与作为特定的写作时间的文学之间存在一种明确的联系。”[8]从表面上看，朗西埃对于“文学的政治”的限定，似乎正好避开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方式，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绕开了文本以外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复杂关系，而专注于文学“从事”政治的形式。这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提供了一种有效地观察和谈论这个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假定在文学的政治与政治本身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没有必要去考虑作家或文学应不应该卷入政治，而只需考虑文学自身的政治表达机制。在朗西埃看来，“在一些感官数据中，在一个具体的经验领域，政治首先是一种组织方式。它是对可感物、可见物与可说之物的分割(partition)，它允许(或不允许)某些具体数据的出现；它允许或不允许某些特定主体去指明它们和谈论它们。它是存在方式、行为方式和言说方式的特定交织。”“因此，文学的政治意指文学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这种可见与可说的分割，介入这种构成争论性的公共世界的存在、行动与言说的纠缠。”[9]
朗西埃的观点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问题小说”传统，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政治表达的典型机制。“伤痕小说”中的相当部分作品都可以被归入这个谱系。[10]从观念上说，问题小说导源于现代性的历史想象结构，它是以文明与社会进化为尺度来对社会和文化进行诊断的，并由此而对公共世界的“问题”予以区隔和处理。问题小说也几乎与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一种平行的关系。它的叙事虚构建立在某种特定的观念性结构之上，其目的在于实现政治现代性对于人的规训。从“改造国民性”到“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尽管其间的现实政治情境迥然不同，但中国二十世纪问题小说的政治表达机制实质上并无太大的变化。《班主任》中曾提到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班台莱耶夫《表》，它的主题是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浪儿童，这在一定意义上透露了问题小说对自我功能的设定和期许，只不过每一个时期所面对的社会“流浪儿”有所不同罢了。
尽管在新文学的启蒙主义问题小说、赵树理的矫世励俗式的问题小说、“百花文学”的“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以及当代激进主义时期的问题小说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甚至是带有本质性的差异，但就它们作为文学的政治表达机制这一性质而言，则是具有共同性的。它们对公共世界的感受、观察和言说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恪守着某些既定的规则。历史人物、社会对象、文化价值等都被以新与旧、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等标准加以分类和区隔。在这个意义上，说《班主任》用的是“文革”的叙事模式，显然忽略了“文革”对现代传统的历史继承性。
“分割”是文学现代性政治表达的重要机制，它不仅被用于时间和历史维度，也被用于空间维度，构成了与历史维度相匹配的社会想象。这种与人类学中被称为“社会卫生学”类似的想象机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着绵延的传统，[11]小说《班主任》中对“文革”的想象方式以及其“改造”与“拯救”青少年的主题表达始终与“驱魔”和“清毒”相联系。这种架构在社会有机体想象之上的空间政治学与线性的时间政治学，始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政治表达的最敏感的神经。从这一点上说，刘心武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富于这种空间敏感的一位，在他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纪实小说为止的一系列作品中，最集中地体现了文学政治表达机制的空间分类学，它以“净化”为主题维持着对空间的政治控制。
作为逆转乾坤的“新时期”的产儿，“伤痕小说”曾以其与时代政治相对称的文学政治的表达而获得殊荣，如今，它的文学生命已死，但它所启用的文学的政治表达机制的分析与清算却并未完成，这一任务涉及到对文学现代性做出一种“有变革能力的”历史确认。
二、“伤痕小说”叙事空间的转换
就总体而言，“伤痕小说”基本上承袭了中国20世纪50-70年代问题小说的模式，它以“新时期”逐渐清晰的意识形态理念捕捉“文革”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围绕一个观念性的结构展开叙事。这种叙事模式一直延续到“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所以，洪子诚先生在谈到“反思小说”时曾说，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表现在流行于当时的近似的观念框架上，“在许多时候，反而存在于这一叙事结构的‘缝隙’里，或游离于这一结构的部分：恰恰是在这里，可以发现作家独特的感性经验和历史的思考深度。”[12]“伤痕小说”在这一方面倒未必达到同样的“思考深度”，但循着同样的思路，我们似乎也可以在它的文学表达机制中发现到一些蕴含着变化的因子，这些因素未必完全受到当时流行的观念性结构所控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文学的政治表达的一种新的可能性，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学政治机制的诞生。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一系列历史危机之后，尤其是在经历了当代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践与文学实践之后，被重新启用的问题小说模式不但在能量上受到了极大损耗，而且也面临着自身的合法性危机。要去处理发生了灾难性倾覆的历史景象，那种向来作为历史运行调节机制的“问题”修辞，也不可避免地要陷于逻辑瘫痪的境地。尽管在“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支持之下，“伤痕小说”依然可以继续维护其“问题视野”的效力，却也有必要在叙事模式和叙事形态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借用朗西埃的话来说，它必须对“可感物、可见物与可说之物”进行重新分割。
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虽然不见于一般的“伤痕小说”名录，但它与《班主任》等作品一样，不但揭示了文革文化专制主义所遗留下来的精神症候，也提供了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伤痕小说”叙事范例。 在小说中，青年女工孟小羽爱上了一个奋发向上的小伙子，却因“缺乏丰富多彩而富有教益的精神食粮”，而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生 活中应不应该有爱情的位置？”最终，在“优秀的革命者”冯姨家中的屏风背后，在这位革命者所珍藏的一段爱情记忆中得到了“宝贵的滋养”——“问题”也因这个被打开的空间而在顷刻间化解。
小说中那个被“一架高大的紫木屏风”遮挡起来的空间是一个个人的私密空间，是未经意识形态过滤和净化的空间，在前此的中国当代文学传统中，这个空间是危险的。但在《爱情的位置》中，它却储藏着疗饥救贫的“精神的食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所打开的这个屏风无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文学的政治表达机制出现了某种新的调整。如果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总算通过其处于结构缝隙中的非主要的叙事元素保持了起码的艺术质量的话，那么，这扇被打开的屏风则标志着“伤痕小说”叙事空间的一次重要转换。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伤痕小说”的这次叙事空间转换： 一是它对私人性世界的敞开与借重；一是它对书籍等知识与文化符号的利用。从最初的叙事动机来说，“伤痕小说”所布施的新的叙事空间自然与其新的政治主题有关，它旨在以对个体世界的关注和尊重来对抗毁弃人伦秩序和无视个体生命的历史暴力，呼唤人性的回归；以异质性的知识和文化(禁书)符号来突破“文革”意识形态的思想钳制，拓展出的新的文化空间。
“伤痕小说”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倚重个体情感经验和私人性记录的倾向。卢新华的《伤痕》全程展示 了个人情感受伤、煎熬的过程，以个体的际遇折射历史的创伤。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等作品也都大量地使用了书信、日记、遗言、家庭照片等等形式的私人记录。尽管这些新的元素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服务于作品中既定的观念结构，但它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叙事形态，表现出了文学的政治表达机制的敏感区域的变化。叙事空间转移所释放出来的私人世界的情感能量，有效地承载了“伤痕小说”意欲表达的政治主题，其形式价值甚至超出了新时期逐渐流行的空泛的人道主义呼唤。
沿着私人生活的路径，“伤痕小说”的空间拓展也触及到了包括两性情感、物质条件等日常生活(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冯骥才的《啊！》)诸多领域，但在这些领域，“伤痕小说”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政治警觉，常常暴露出其自身比较悖谬的逻辑，这多少反映出“新时期”文学的政治表达机制内部尚存的障碍，比如在《爱情的位置》中，亚梅这个形象身上就折射出旧有的文学政治表达机制对物质领域的空间分配。在这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似乎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天然地连在了一起。
在伤痕小说的叙事空间转换中，与私人世界和日常生活系统的符号一起被释放出来的，还有以书籍、电影、戏剧构成的文化系统的符号，其中，尤以书籍的形象比较醒目。许多“伤痕小说”中都有“禁书”或各类中外“文学名著”的出场，有的小说(如《班主任》、 《爱情的位置》)甚至还开出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书单。书籍的形象的大量涌入标志着“新时期”要对文化资本的等级进行重新厘定。小说中人物的位置因其与特定书籍关系、对特定书籍的立场和态度而被划入不同的群落和等级，这是“伤痕小说”行使其政治权力的方式。在《铺花的歧路》中，因对一本《热爱生命》的不同评价而定出了男女主人公精神境界的高下，并且也标志着女主人公白慧思想转折的开始。在《爱情的位置》中，尽管孟小羽已经认识到，只有古今中外的文艺名著能够“比较深入地回答我一些无法在别的地方提出的问题”，能够对人生起到“指导”和“启发”的作用。但她的人生困惑却直接与文化资本、“精神滋养”的匮乏有关，这种匮乏的政治寓意显然是对文化专制的控诉。在小说《班主任》中，围绕《青春之歌》和《牛虻》的“黄书”性质所展开的叙述更是成为其观念性演绎的关键部分。
在这些小说中，所引入的书籍的形象差不多都是具有异质性的，它们与时代的黑暗构成了一种沉默的对抗，它们代表的是文明的力量，是照亮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烛光。书籍形象所预示的这个沉默的空间为个体与历史暴力的对抗援入了一支不在场的巨大力量，这或许才是“伤痕小说”作者政治意指的初衷。
书籍的出现有可能把小说的叙事空间引向复杂和深微，有可能使文学的政治表达机制的走向细化和深耕，在书籍的文化资本大战中拓展出文学的政治表达的更为开阔的空间。但是，“伤痕小说”显然并未能借助这一叙事空间的拓展完成它对当代传统真正超越，它虽然列出了诸如《青春之歌》、《牛虻》、《热爱生命》以及契诃夫的书、莫泊桑的书、欧•亨利的书，乃至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汶石的《春夜》、孙犁的《山地回忆》等一长串的书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真正掌握了这些文化资本的价值或者意欲打开这个沉默的空间，在它的预设视域里，某些书籍的列队而出，只不过是一次知识与文化精神秩序的“拨乱反正”而已，它针对的是“文革”时期的知识与文化权力秩序的混乱和颠倒。在这个意义上说，“伤痕小说”并没有激发出叙事空间转换的潜在能量。
三、“伤痕小说”与当代史的创伤记忆
“伤痕小说”以及紧随其后的“反思小说”、“改革小说”，“都是‘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13]它们所构建的“文革”创伤记忆既对新时期记忆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开创了书写中国当代史创伤记忆的先河。许子东曾从叙事模式的角度着眼，将构建当代史记忆的“文革 叙述”分为四种类型：契合大众审美趣味的“灾难故事”、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先锋派文学对文革的“荒诞叙述”、“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14]很显然，除了其中的“荒诞叙述”之外，“伤痕小说”囊括了其他三种模式。尽管其中确实存在着所谓叙事模式的差异，但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说，这些作品都受制于“新时期”的社会情境和历史想象结构，也因而具有相似的记忆结构。
社会情境与群体的氛围“给个人提供了他们在 其中定位记忆的框架，记忆是通过一种映射来定位的。”[15]“新时期”“拨乱反正”的社会政治语境为“伤痕小说”的“文革”记忆书写提供了框架，因此，它所展示的创伤基本是在当代政治意识形态所框定的范围之内的，是中国当代政治史的“伤痕”。这个“文革”历史的创伤是从外部社会性地赋予个体的，而不是灾难亲历者的个体记忆。但在“新时期”的语境中，这种创伤记忆却成为了社会共享的记忆。“新时期”记忆共同体的的形成大概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个体的灾后创伤是完全可以通过“新时期”的历史空间转换来疗愈的。因此，“伤痕小说”中的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将对这段历史记忆架构在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抗的模式之上的，而在很多情况下，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的的信念更使历史灾难中的受创者在悲剧英雄式的受难想象中自我“圣化”。因而，所谓创伤记忆最终不过是历史理性之手所书写的一个情节曲折故事而已。即使如金河的《重逢》那样相对悖谬的记忆结构也始终是处在理性思考的掌控之中。
随着“新时期”记忆共同体在之后的文化语境中渐趋撕裂，与“伤痕小说”截然不同的当代史的创伤记忆也开始从文学中奔涌而出。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革”这段创伤历史的记忆书写逐渐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王朔的《动物凶猛》释放出来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少年野性；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王二面对恐怖和荒谬的环境，以遁入性爱的方式求得逍遥、保住本真；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中，“文革”的狂飙突至，虽然改变了几位年轻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却也展开了一段独特的精神成长历程……在这些作品中，对那段当代史记忆已经完全出离了“伤痕小说”的记忆结构，甚至已很难找到“创伤”的痕迹。刊载于2015《收获》长篇专号 (秋冬卷)的《一九七九年纪事》虽是对“文革”创伤的追忆，但在时过三十余年之后，重新撕捋那段灾后重生的生活经历，它所揭示的历史真相更加令人胆战心惊，它的创伤叙事被敷上了一层存在主义的荒谬感，而没有了“伤痕小说”中的那种基于历史理性的悲愤与激切。
在《一九七九年纪事》中，主人公的工作单位被巧妙地设置在一个濒临精神病院的火葬场，他从这个面向死亡的场所回望灾难的发生过程，目睹了生与死的追逐：那些历史灾难中的幸存者带着挥之不去的梦魇，游荡在精神病院与火葬厂之间，承载着生不如死的劫后余生。这篇小说所展示的历史创伤已不是可以愈合的“伤痕”，小说中的受创主体都脱离了生活常轨，遭受着创伤影响的持续侵入，甚至无法言说自己的创伤经验。《一九七九年纪事》或许更接近于西方近些年来出现的“创伤小说”(trauma fiction)。这个小说类型不仅受到涉及“创伤经验本身的性质、证词的功能及作用以及创伤与地点之间的关系”的创伤理论的影响，而且在创作上也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启发。[16]创伤理论认为，遭遇创伤经验意味着时间性和年代学的崩溃，传统的经验认知模式失效，因此，它在本质上是抗拒语言表达的，小说家只有借助对症状的模仿才可能去接近它。
创伤理论来源于现代医学。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收入其官方诊断手册，这个概念的登场被认为“有助于统一已经渗透到了发达工业世界的主体性与经验认识之中的创伤范式”。[17]至1990年代 初，创伤这一概念被耶鲁大学的几位文学学者加以理论化，并迅速从医学领域转入文学、历史等众多领域。如今，它已成为现代性历史分析中的一种重要的概念工具，并被广泛运用于对二战后的德国、9.11后的美国、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东欧、后殖民时代的英国，非裔美国人、南非的种族斗争等的历史描述与分析。因于这个概念的广泛指向以及它所涉及的诸领域间存在着相互启发与影响的关系，以致于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没有哪一个文类或学科可以‘独占’创伤问题，或是能够为其提供确定的边界。”[18]
研究创伤理论的重要学者凯西•卡露丝这样描述病理学意义上的创伤经验结构：“事件在当时没有被充分理解或体验，而只是在事后表现为对事件经历者的反复折磨之中。准确地说，遭受创伤就是被一个形象或事件所控制。”[19]创伤经验引起了传统认识论的动摇，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历史危机”。因此，卡露丝指出：“如果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病理性症候的话，那么，与其说它是一种无意识症候，倒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症候。我们可以说，遭受创伤者自身内部就携带一种不可能的历史，或者说他们本身已成为一段历史的症候，他们无法完全掌控它。”[20]
其实，对于创伤症候的医学确认是越战老兵持续的政治抗议的结果，这种症候也与许多的现代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创伤与现代性的关系也越来越得到了学术界的理论确认，创伤通常被认为是“对现代性的反应，并且与现代性同构”。[21]基于这一认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已开始被在创伤的名下来加以理解，现代主体已经与震惊和创伤的概念无法分开。[22]在德国学者安德烈斯•许森看来，创伤与现代性实践的这种关联至二十世纪尤为突出，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都带有创伤的标记。[23]从这一学术视野观察，现代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创伤的历史，或者如历史学者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所说，在现代性语境之下，书写历史就是书写创伤。[24]
创伤经历在现代世界是具有普遍性的，它是现代性历史观念结构的馈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史的创伤记忆不仅拥有其自身的政治史的维度，还有一个现代性的反思维度，对现代历史创伤的记忆也必然涉及到对现代性问题。在“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伤痕小说”对中国当代史创伤记忆的构建显然未能对这种反思使命有所承担，相反，它本身倒是这种现代性话语逻辑的产物。它可以声讨“文革”的暴政，但对现代性话语的暴政却无所察觉。它对历史创伤的痛切回顾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加热切地拥抱那个现代性设计中的未来。正因为如此，在新时期之后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尤其是在现代性反思的知识与思想背景下，当代史的创伤记忆业已开启了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这些重构已经越来越远离了“伤痕小说”的记忆框架。
保罗•康纳顿曾说过，“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25]从相反的方向来说，一个社会中的的经验与设想的分歧也是其历史记忆重构的动力。随着当代史的创伤进入“后记忆”时代，对于现代性历史的记忆已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创伤与怀旧并存”的复杂面貌。[26]
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伤痕小说”所构建现代性历史创伤记忆已不再是一种可以分享的公共记忆，但作为灾难亲历者的第一份证词，它已经成为当代史创伤记忆的一个媒介，一个需要去对话、辩驳和反思的背景。
[1]参见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对“伤痕文学”论争过程的叙述，第5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信息另可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258页注③、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 1998年第9期。
[3]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1页、第5页，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 1998年第9期。
[5] A. Gordon, Ghostly Matters:haunting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8,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1997.
[6] A. Gordon, Ghostly Matters:haunting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8,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1997.
[7] 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 the New International，p.xix,Routledge，1994.
[8] Jacques Rancière，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SubStance # 103, Vol. 33, no. 1, p.10,2004.
[9] Jacques Rancière，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SubStance # 103, Vol. 33, no. 1, p.10,2004.
[10] 洪子诚对“反思小说”给出了这样的分析：“在叙事方式上，这期间反思‘文革’、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大多可以归入现代中国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的类 型。”参见《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59-2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伤痕小说”中的许多作品无疑也完全可以归入这个谱系。早在上世纪80年 代就有批评家指出，刘心武新时期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问题小说”。参见刘再复：《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读书》 1985年第9期。
[11] 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可参考黄子平对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分析，文见《灰阑中的叙述》，第153-169页，上海文艺出版 社，2001年版。更详细的概念解析可参见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以下二书：Natural Symbols: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pp.57-71,Routledge，2003；Purity and Danger: An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Routledge，1984.
[1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2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2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参见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第168-223页，三联书店2000年版。
[15]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37页，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 Anne Whitehead，Trauma Fiction，p,161,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 Roger Luckhurst，The Trauma Question，pp.1-15,Routledge，2008.
[18] Dominick LaCapra，Writing History, WritingTrauma，p.96,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 Cathy Caruth(eds。)，Trauma: Explorations inMemory，pp.4-5,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 Cathy Caruth(eds。)，Trauma: Explorations inMemory，p.5,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 M. Micale and P. Lerner, TraumaticPast: History, Psychiatry and Trauma in the Modern Age, p.10, CambridgeUniversity, 2001.
[22] M. Seltzer, (1997) ‘Wound culture: Trauma in the PathologicalPublic Sphere’, October 80: p.18.
[23] Andreas Huyssen，Present Pasts: Urban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p.8，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3.
[24] Dominick LaCapra，Writing History, WritingTrauma，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25]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言”，第3页，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6] 徐贲：《创伤与怀旧并存的极权“后记忆”》(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387.html。)、《五十年后的“反 右”创伤记忆》(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3期)。“后记忆”是指历史灾难幸存者的后辈及其同代人对于历史创伤的记忆，他们没有亲历历史的灾难，他 们的记忆建立在家庭、社会文化对于灾难的叙述和传播之上。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Marianne Hirsch，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Holocau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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