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塑造和传播自身形象。较之其他领域，文学以其独特的建构与维护、批判与整合功能，成为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因其普罗大众的交流方式，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因借助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情节传递中国形象，具有良好的可接受度；因具有可分享性，容易得到其他民族情感上的亲近、观念上的认同、行动上的支持。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中塑造的浸润着民间色彩和个性表达的中国形象，更容易引发“他者”的关注和兴趣。中国当代文学通过他者传播和自我推介，塑造了形态各异、侧重不同的中国形象，而这些形象不同程度地更新、突破了西方对中国的旧有认识。
立体化更新国家形象
从他者传播来说，西方世界通过译介《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的故事》《浮躁》等反映中国工农业领域改革的作品，塑造了“改革中国形象”；通过翻译莫言、王安忆等人以及 “新写实”、“新生代”、“80后”作家描写普通人、揭示世间万象、刻画人生百态的小说，建构起“世俗中国形象”；通过对寻根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建立起涵盖道家文化、儒家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文化中国形象”。而其中“改革中国形象”与“世俗中国形象”更是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新面貌，更新了西方文化中长久以来停滞的、弥散着陋习的中国形象。
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直到20世纪，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出现转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改革决心，敢做敢为的英雄锐气，向陈规积习开刀问斩的凌厉作风，让西方人看到了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坚定姿态。该作品译成英语和德语后，在西方世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认为乔光朴“体现了中国改革者新的作风”。尽管西方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解并不十分准确，但西方人所接受的“改革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沿袭已久的旧观念，重塑了阔步向前、发展进步、执着坚毅的中国形象。
西方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接受中塑造的“世俗中国形象”既不同于历史上“中国热”时期所塑造的痴迷于瓷器、丝绸、茶叶和园林艺术等“中国风”意象，也不同于对旧生活中诸如漠视女婴、裹脚陋习等阴暗面的刻意渲染。新写实作家以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描绘最本真的体验感受，传递对现实社会和生存状况的关注；莫言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居行环境、心理状态、文化品性的全方位观照，传递出中国广大农民阶层在时代巨变中物质和精神的蜕变；“新生代”、“80后”作家映射出都市新一代年轻人追新求异、放荡不羁的生活样态。这些作品译成英、法、德文后，受到西方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例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在美国作家弗朗辛·普罗斯看来给外国读者提供了强烈的现场感，而她的小说集《流逝》“给西方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独特视角”。这些“世俗中国形象”以丰富的层次性、强烈的时代感，使得“局外”的西方人，从“局内”的视角，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纷繁万象，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世界对中国旧有的刻板印象。
多渠道突破原有认知
就自我推介来看，国家通过英、法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和一系列图书“推广计划”及“译介工程”，塑造了“军人英雄”、“时代农民”、“知识女性”等积极正面的当代中国形象。我国译介的《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谁是最可爱的人》《上甘岭》等作品，凸显了抗日英雄、解放军英雄、志愿军英雄的刚毅勇猛、沉着机智，他们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打胜仗的强大队伍，彻底纠正了西方传统印象中没有抵抗力、组织涣散、装备低劣、士气不振的军人形象。
就农民形象来说，国家主导译介的当代文学作品，展现了农民形象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觉醒的新一代农民（如《小二黑结婚》对包办婚姻的反抗、《王贵与李香香》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到投身革命的英雄农民（如《红旗谱》中具有钢铁般革命意志的朱老忠、《新儿女英雄传》里在战争中锻炼成长的牛大水），再到新时期改革激发出巨大热情的劳动者 （如高晓声描写改革给农民带来新气象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城谋生的农民工（如小说集《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高兴》中或留城或返乡、或成功或失败的各色进城务工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全脱离了西方人想象的窠臼，在生产生活方式、阶层结构、社会心理上，都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不再是充满想象色彩的单色田园形象。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自塑的“知识女性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西方对中国女性的既有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女性既脱离了男人欲望化的想象，亦摆脱了受压制的依附地位。我国官方的《张洁小说选》收录了《方舟》和《祖母绿》，前者刻画了三个自强不息的知识女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曹荆华、精通外语的柳泉、电影导演梁倩，她们经济上独立，事业上成功，高扬了女性的主体人格；后者中的曾令儿以自己的博大宽广、无私奉献，走出个人情爱的困惑，以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向社会展现了知识女性的价值和人格魅力。受《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青睐的《人到中年》在国外获得良好反响，读者纷纷来信畅谈阅读感受，认为这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篇小说”，触动了许多西方读者 “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心弦”。主人公陆文婷大夫兢兢业业、对病人高度负责、为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体现了一代中国知识女性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崇高伟大的品格。这些新时代女性不仅不再依附于父亲、丈夫，而且从禁锢在家庭中的小天地，走向各行各业的大舞台，成为有理想、有抱负的职业女性，将西方对中国女性的旧有认识抛进历史的尘埃。
全方位思考现存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为提升国家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塑造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相对于英、美、法、德等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世界的译介数量偏少，接受度不高。目前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逆差关系，导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信息了解不够全面，并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形象认识的整体性、客观性和全面性，最终影响到文学传播对于国家形象的积极塑造。现阶段，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主要局限于学术层面，总体上还处于边缘化、小众化。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曾指出，虽然现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比以前多了，但并不意味着读者群同时也在扩大。英国汉学家蓝诗玲说：“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不易被接受。”
其次，在文学的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中，接受方始终存在对中国的主观想象。西方在言说中国时所投射的主观预设使得他塑的中国形象成为知识与想象的结合体，强调的是中国对于西方本土的价值和作用。比如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审丑”式挖掘，隐含着对其自身文化的自恋式欣赏；而对乡土田园中国的浪漫化想象，则包含着对自身现代化所带来的缺憾的慰藉。这种反映西方文化诉求的想象因素影响了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客观呈现和正向认知。
方文化诉求的想象因素影响了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客观呈现和正向认知。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切入思考：一是要进一步加大译介力度，尤其是要加强那些政府资助的优秀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力度。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法、德、日、韩等国的做法，设立翻译或合作机构，提供翻译奖金，实施出版资助等，将更好地反映中国形象的文学作品译介出去。二是推动翻译更多贴近中国现实生活的当代小说。现实和真实是离间想象的锐器，推动翻译更多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当代小说是破除西方想象中国的方法之一。有鉴于此，我们在选题上要做好策划，大力推介那些聚焦当代中国蓬勃发展新气象、致力于剖解社会问题的作品。而作家在创作时也要更加自觉地担负起塑造国家形象的历史使命，以健康、理性的中国形象，致力于创作贴近现实生活、体现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品，有效纠正西方对中国的负面想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当代小说译介与接受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16BZW1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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