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数据(Big Data)对传统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也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在更为深广的领域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融文学、史学、地理学、地图学等诸要素于一身的行录笔记，是文学地理学学科中特征最明显、最易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一类。通过对行录笔记进行数据挖掘(Data mining)，将道里遐迩、郡邑更革以及疆域、建置、名胜、古迹、山川、江河、时事等数字化，既能与其他文献互证，又能补文献之缺。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即GIS)结合，在方志与其他相关文献建立起关联的基础上，不但可以增加地图的标注范围，依托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即VR)，还可将城池区划、布局、建筑等立体呈现。
关 键 词：文学地理学/行录笔记/数据挖掘/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数字方志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研究”(12CZW032)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刘京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前辈学者提出了“文学地理学”这一概念。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兴趣转向这一领域，虽然在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等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分歧，但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特别是实证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①。2011年“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的举办与“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学地理学这个新兴学科得到了学术界的正式认可。与此同时，王兆鹏、何勇强等学者试图以“中国文学数字地图平台”和运用GIS来推进相关研究②，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今天，已进入了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时代，虽然传统的研究方式仍在人文社科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应忽视新技术、新理念对传统研究可能带来的巨大改变。
行录笔记是文学地理学学科中最具鲜明特征的一类，它集文学、史学、地理学、地图学、建筑学、气象学等诸多领域于一身，为从技术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我们以《入蜀记》《北行日录》《揽辔录》《北辕录》《使金录》等五部行录类笔记为中心，来看数据挖掘、地理信息系统与虚拟现实是如何改变传统文献的研读、分析与呈现的。上述五部文献，先贤时彦多有研究③。本文所要进行的，是尝试用技术手段进行再次研究，以期为同类型的相关研究提供可以复制的范式。
一 数据挖掘与文献关联
一般而言，“数据挖掘面对的数据是海量的、杂乱的、无序的、非结构性的”④。本文所涉及的几种笔记，具有较为统一的结构，都有较为鲜明、统一的时间与地理标识，这有利于系统自动识别、提取特征。但与这五部笔记相参的其他文献，很多并不具有结构性特征，故而只有借助数据挖掘才有可能找出文献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关联。
本文中我们将《入蜀记》《北行日录》《揽辔录》《北辕录》《使金录》等五部笔记视为文献A(分别标示为A1—A5)，除此之外已经数字化的、可以被系统自动识别的文献视为B(分别标示为B1—B∞)。数据挖掘，既要在AB之间进行，也要在文献A内部展开。会出现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AB之间找不到相同因素，是一种最为常见、也最为复杂的情况，因与本文关系不大，暂且不论。
二是在给定范围、模式的情况下，AB之间有少量相同因素，例如都涉及了某人、某地，但不同文献有着各自不甚相同的表述，这些表述之间没有重合，这就为增补完善文献提供了可能性。
通过数据挖掘，我们会发现经行中所接洽之官员，有的在史书中有传，可以笔记与史书相参相证。例如《北行日录》《揽辔录》皆曾言及敬嗣晖：
(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庚戌……入见如仪，受衣带而退，就馆赐茶酒，左宣徽使敬嗣晖押伴。⑤
敬嗣晖，易州人。石琚榜下及第。亮时为宣徽使，寻除参知政事。亮死，贬为庶人。次年，复官，召为宣徽使。⑥
据《金史》《金史详校》，敬嗣晖生平大抵如下：
敬嗣晖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1139)进士第……海陵王立……历谏议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正隆元年(1156)三月庚申，以左宣徽使敬嗣晖、大理卿萧中立为贺宋生日使⑦。五月己未，敬嗣晖等贺天申节⑧。三年(1158)正月，宋贺正使孙道夫陛辞，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晖谕之⑨。正月丙寅，夏奏告使还，命左宣徽使敬嗣晖谕之⑩。七月甲申，左宣徽使敬嗣晖、吏部尚书李通为参知政事(11)。十一月癸未，诏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建置南京官室(12)。
世宗即位，恶嗣晖巧佞。大定二年(1162)二月癸丑，诏降萧玉、敬嗣晖、许霖等官，放归田里(13)。嗣晖练习朝仪，进止应对闲雅，由是起为丹州刺史。未几，丁母忧，起复为左宣徽使。大定七年(1167)十二月戊戌，世宗顾谓左宣徽使敬嗣辉日：“如卿不可谓无才，所欠者纯实耳。”(14)八年(1168)二月甲午朔，制子为改嫁母服丧三年(15)……九年(1169)正月辛酉，上与宣徽使敬嗣晖、秘书监移刺子敬论古今事(16)。十年(1170)正月壬子朔，宋遣试吏部尚书汪大猷、宁国军承宣使曾觌贺正旦，楼钥以书状官从行，左宣徽敬嗣晖押伴(17)。十一年(1171)十月壬寅朔，以左宣徽使敬嗣晖为参知政事(18)，十二月丙辰，参知政事敬嗣晖薨(19)。
《北行日录》《揽辔录》所记敬嗣晖事迹虽然简略，但其籍贯、及第时间、任职、贬谪与起复等与《金史》《金史详校》相证，全然无误。唯有押伴时间，据楼钥所载，当为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庚戌(1170年1月17日)，《金史详校》记在大定十年正月壬子(1170年1月19日)，中间仅差一天。大抵楼钥所记，为宋使臣初见押伴使之时间，施国祁所称则为宋使臣与押伴使一同觐见金主之时间，二者并无原则性差异。不同的文献记载了大抵相仿之事，这些记载或繁或简，或详或略，但其基本史事不误，这是文献间互证之例。
还有一种情况，是文献记载颇有差异，可补文献之缺失。例如经行中所接触之官员，大多数在史书中无传，将其爬梳出来，在宋金两国的职官表中给予一个合适的坐标，对于了解两国官吏之任职、补充相关方志等不无裨益。楼钥所记的押伴使唐括安德，为唐括安礼之弟，正史无传，据《北行日录》可补其生平事迹：
(乾道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庚辰。晴。掌仪引接等渡淮传衔，少顷同北引接礼信司高琚等传到接伴使副名衔：正使昭武大将军、行尚书吏部郎中、上轻车都尉、彭城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唐括安德。(20)
(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壬寅。晴。赐宴东馆……安德为开州刺史，以治行闻，道中颇读《庄子》，故临事间有可观。然贪沓狠愎，不知何以有政声。益知北方守令难得循良者。(21)
(乾道六年正月)六日丁巳。晴……仍差安德、德裕送伴，尽借回程私觌，泛送从之。车马欲行，安德方呼其家人以细车般所得还家，如木绵之类，复载至汴京，滞留至晚方行。(22)
这三条记载言简意赅地刻画出一位金朝官吏的形象：喜读《庄子》，颇有令名，临事间有可观，另一面却是“贪沓狠愎”，借公干之便转运货物。
第一种情况是互证，第二种情况是补缺，第三种情况则较为复杂一些：选择不同的文献，进行不同的对比，会有不同的结论。《北行日录》记载：
(乾道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是日闻接伴使之兄左丞安礼，罢为沧州刺史。初安礼娶金主之妹。妹死，欲妻以女，辞以不当复娶妻侄，强之，不可，金主怒以抗敕坐之。(23)
既然提到唐括安礼，系统便首先会与《金史》匹配。《金史》数次提及唐括安礼之处皆未言及此事，故而我们可以据《北行日录》以补《金史》唐括安礼事迹。但是若将《北行日录》与《金史详校》匹配，则会发现施国祁已经发现《金史·唐括安礼传》未言及此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文献生成时间看，《北行日录》最早、《金史》次之、《金史详校》最晚。就文献内容看，《北行日录》与《金史》之间有关联，但没有重合，故而可补《金史》之缺，使之更为完善。《北行日录》与《金史详校》之间有重合，重合的原因在于《金史详校》所用的材料直接源自《北行日录》，这两种文献之间的重合是因同源而产生。简单地讲，我们利用数据挖掘，目的之一就是能在没有《金史详校》之类文献的情况下实现系统自动增补文献。增补文献的途径无非就是两种：一是人工爬梳，一是数据挖掘。考虑到文献的浩瀚，后者更为便捷，也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是文献之间存在部分重合。有如下几种可能：
第一，同一作者在某一时期内创作了不同体裁的作品，因所处的环境、所面对的对象相同，故而虽体裁不同，但作品中所言及之人、事、物或有重合。如陆游《入蜀记》与其人蜀诗歌、范成大《揽辔录》与其使金诗等都有很多相似的描写。
谈到另外的可能性之前，我们先对下段《入蜀记》进行数据挖掘：
二十八日……过狮子矶……至马当……二十九日，阻风马当港中……饭已，登南岸，望马当庙……八月一日……过澎浪矶、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又有别祠在澎浪矶，属江州彭泽县，三面临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胜。舟过矶，虽无风，亦浪涌，盖以此得名也。昔人诗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传者因谓小孤庙有彭郎像，澎浪庙有小姑像，实不然也。(24)
这段文字涉及狮子矶、马当山、澎浪矶、小孤山等江行诸险，以及小姑、彭郎等传说中的神仙。系统会切分文本，提取地名、人名、诗句等关键词，然后与其他文献进行匹配，如以下便是被提取出来与上引文本相关的五例(25)：
1.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苏轼《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26)
2.浮苍宛宛两眉长，泻碧汪汪一鉴光。山海相逢非浪语，小孤明日嫁彭郎。(孙觌《何嘉会以侍儿归彭生小诗戏之》)(27)
3.此中道路多险恶，正在马当小孤之两间。(孔平仲《马当夹阻风》)(28)
4.千秋马当庙，千寻狮子矶。(张栻《过马当山》)(29)
5.山小孤，矶彭郎，中纳百谷吞三江。江流澎湃不可当，势比折木倾银潢。渴龙一支走马当，宛然天骥初腾骧，回缰矗立江中央。(岳珂《发排湾过小孤彭郎祠下遂宿马当》)(30)
这五例可以分为两类：1、2两例，单纯从关键词看与《入蜀记》有重合处，但明显一为题画之诗、一为戏赠之作。陆游在经行小孤山时径用苏轼诗，那么能否说孙觌诗亦从苏轼诗歌而来，还是苏、孙二诗仍然另有渊源?这就涉及“影响-接受”层面的问题了。欧阳修《归田录》云：
世俗传讹，惟祠庙之名为甚……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独立，而世俗转孤为姑，江侧有一石矶，谓之澎浪矶，遂转为彭郎矶，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尝过小孤山，庙像乃一妇人，而敕额为圣母庙，岂止俚俗之谬哉。(31)
据此可知苏、孙二诗“嫁彭郎”之语，或自欧公而来，化以谐语入诗。
由此见出文献之间存在部分重合的第二种可能，那就是不同的作者虽无相似经历，或因踵武前人而使作品出现重合现象(如陆游《入蜀记》之于苏轼《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或因有相同的文献渊源而产生重合(如苏轼《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孙觌《何嘉会以侍儿归彭生小诗戏之》之于欧阳修《归田录》)。换言之，这其中都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影响-接受”关系。
3、4、5例为诗人经行马当山所做，无论是从题目还是从内容来看，都与陆游《入蜀记》的描写有相关之处，故而这两种文献之间有一定的重合：它们都有共同的书写对象，且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行之于笔墨，有重合亦在情理之中。因此，文献之间存在部分重合的第三种可能便是不同的作者有相似的经历，故而作品中的部分内容可能趋同。这一类型，在行录类笔记中是最为常见的。本例中，我们利用数据挖掘寻找与陆游有过相似江行经历并且创作过涉及狮子矶、马当山、澎浪矶、小孤山等江行诸险作品的诗人及诗作，不意却有了两种结果，这也正说明了数据挖掘的可靠性与复杂性。
数据挖掘与传统研究没有本质区别，其要义都在于找到文献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从而建构起更为完善、全面的文献网络体系。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是利用了现代技术手段，对海量数据进行穷尽式的挖掘，而后者则需研究者自行爬梳资料，有时甚至兀兀穷年才能解决某一问题。
二 GIS与数字方志体系
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与数字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GIS)，对于建立“中国历史时期连续变化的基础地理信息库”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CHGIS试图建立一个可靠的、开放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而不是仅仅提供一种各要素之间关系封闭的一家之言。CHGIS数据远胜于印刷的纸质地图，它的长处是各个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修改和更新”(32)，这一愿景体现出GIS技术对传统地理学科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如果借用到文学地理学、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则会进一步拓宽这些领域的研究思路。
利用数据挖掘，我们大抵梳理出了文献之间存在的三种关系，简言之就是无关联、互补和部分重合。在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绘制经行路线图时，互补、部分重合两种关系能够不断发现相关资料，及时补充、更新已有文献数据，这对于建构开放式数字方志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所说的“数字方志体系”，首先是要将方志数字化，变成机器可读的数据。此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三点：第一，利用数据挖掘，从其他文献中寻绎出与方志相关的所有数据，建立关联；第二，依托GIS，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现有坐标基础上，扩大地理文献的标注范围，使方志中更多的府县、都邑、山川、河流、建置、名胜、古迹、驿站等能够在数字地图中被标识出来。这样一来，数字化的方志既与外部相关文献建立了可以随时调用的关联，又能直接将其地理位置呈现在GIS中。如果说前两点是建立关联、增加标注，第三点就是在前两点的基础上，利用虚拟现实(VR)，还原有足够数据支撑的城池区划、布局、建筑等。具体而言，将文献中对某一具体城池布局、宫殿建筑等的详尽记载，诸如方位、相邻、距离、规模等转化为机器可以识别的数据，结合当时、当地的建筑风格，转化为三维模式，还原历史场景。
《北行日录》《揽辔录》《北辕录》《使金录》皆为宋人使金行录之记载，经行时间、路线、同行者、接伴者、馆伴者等皆清晰，这些数据与GIS结合起来，不但可以绘制路线图，还可以将不同时段经行之异同，如名胜古迹、郡县因革、接洽人物、规章制度等相关文献对观，完善已有方志，是依托GIS构建开放式数字方志体系的初步尝试。我们以《北行日录》等四部笔记汤阴至邯郸段的经行为例，以《中国历史地图集》金、南宋时期地图为底图，看文献中哪些信息可以被提取出来，多少信息能够反映在地图中，多少信息未被反映、但与GIS结合之后是可以呈现在地图中的，又有多少信息因缺少足够的数据支撑而最终也未能在地图中得以呈现。兹将四次经行之文献摘录如下：
(乾道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乙未。晴。五更车行，二十五里至浚州城外。乘马入城，早顿东廊……马行三十里过屯子河……复车行四十五里，过伏道，望扁鹊墓。墓前多生艾，功倍于他艾。经伏道河、伏道店，入汤阴县……县属相州，本二汉荡阴县。羑里城在东南。
十五日丙申。晴。四更车行，三十六里，至相州城外安阳驿早顿。马入城，人烟尤盛。二酒楼日康乐楼、日月白风清。又二大楼夹街，西无名，东起三层，秦楼也。望傍巷中又有琴楼，亦雄伟，观者如堵。大街直北出朝京门，牌日通远门，皆瓮城……东南二十五里，朝歌城，纣所都也。中出茜草最多，故相缬名天下，俗传漂杵余血所化也。门外过安阳河，至更衣亭，有脊记……虽规模甚草草，然所创见也。至此从便马行，每十里置一马铺。及所过丰乐镇……至漳河……经讲武城……城外高丘相望，号七十二冢……六十里过滏河，上有观鱼亭，颇新壮。少西百余步入磁州，城门与州治相近，篆牌字甚稳，大定五年所立……过惠政门入礼宾坊，又有东溪在驿之东，闻其中是郡庠，有士人十余人。夜宿滏阳驿之东北，望见崔府君庙、灵星门并庙栋。使副以下焚香遥谒……
十六日丁酉……车行七十里，邯郸县早顿。(33)(《北行日录》)
(乾道六年八月)壬申，过伏道，有扁鹊墓。墓上有幡竿。人传云：四傍土可以为药，或于土中得小圆，黑褐色，以治疾。伏道艾，医家最贵之。十里即汤阴县。
癸卯(34)，过羑河。上有羑里城，四垣俨然，居民、林木满其中。过相州，市有秦楼、翠楼、康乐楼、月白风清楼，皆旗亭也。秦楼有胡妇……昼锦堂尚存今，尝更修饰之。过漳河，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甲戌，过台城镇……城傍有廉颇、蔺相如墓。三十里至邯郸县。(35)(《揽辔录》)
(淳熙四年二月)十四日，至汤阴县。汤阴本荡阴，晋侍中嵇绍死节之所。又有羑里城、羑河、羑市、文王所囚之地。
十五日，至相州。阛阓繁盛，观者如堵。二楼日“康乐”，日“月白风清”。又二楼曰“翠楼”，曰“秦楼”，时方卖酒其上，牌书“十洲春色”，酒名也。或云韩魏公昼锦堂，今为一贵人宅，石记犹在，好事者扣门打碑，不禁也。相出茜草，故缬名天下。铜雀台、讲武城、漳河、纣之朝歌城皆在境内。讲武南有塔，闻是旧邺都。高丘相望，名七十二冢，世谓曹孟德狙诈，惑后人，使迷其葬所。相实古邺相，魏文侯始封之地。
十六日，至邯郸县。(36)(《北辕录》)
(嘉定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辛卯，晴。早顿卫县……七十里至汤阴县。未至县，过伏道，遥望扁鹊墓，相传墓上土可疗病。祷而求之，或得小圆如丹药。夜行四十里。
十四日壬辰，晴。早顿相州安阳驿，今为彰德府……市中有秦楼、翠楼。北过漳河，历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凿城为路，外即其疑冢，金人尝增封之。六十里至磁州。将入城，过滏阳河……夜行六十里。
十五日癸巳，晴。早顿邯郸县。(37)(《使金录》)
四次北上，汤阴至邯郸段的经行路线虽略有细小差异，但大抵相仿，都是沿着汤阴-相州-邯郸一线行进，这三个点以及羑里、丰乐镇、滏河(滏水)、台城镇等也都能在数字地图中呈现。但是宋辽金时段《中国历史地图集》毕竟只涉及11028个坐标，像扁鹊墓、昼锦堂、七十二冢之类遗迹，像康乐楼、月白风清楼、秦楼、翠楼之类的酒楼，像屯子河、伏道河之类的河流，像安阳驿、滏阳驿之类的驿站，皆因没有准确坐标而无法在数字地图中呈现，或者说无法转化成能为GIS所识别的数据。因而，即使这些遗迹、酒楼、河流、驿站承载再多的文化、历史等意义，也仅限于文献层面，无法为GIS所用。因此，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尽可能地将这些沉淀着浓重历史内涵的文献，转化为能为GIS识别的数据。
此类转化，基本按照“读取文献-抽取特征-挖掘关联-建立联系”的思路推进。从笔记文献中提取特征信息，仅仅是第一步，这一步我们已经可以做到。第二步，就是以这些信息为索引，依托数据挖掘，从其他海量文献中挖掘与之相关的信息。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浅层次的挖掘，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干扰数据；只有通过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使机器模仿人脑机制来面对数据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假设我们挖掘到了与索引词汇最为密切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就是将这些数据返回，在数字地图中定位索引词。这样一来，诸如秦楼、滏阳驿等在数字地图上被标识出来的同时，还可以将其他文献中与之相关的信息同时呈现。
愿景与现实之间存在多大的距离，是一苇可航的浅河，还是鸿飞不度的深壑?只有经过数据挖掘之后才会知道。为了准确定位秦楼、滏阳驿，是否要挖掘所有已数字化的文献?从理论上讲，基数越大，越能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四次北上，皆经相州，皆言及相州之酒楼，简单梳理如下：
自乾道五年十二月至嘉定四年十二月四过相州，横跨半个世纪之久。四次经行，四见秦楼，三见康乐楼、月白风清楼、翠楼，一见琴楼。我们首先要考察这些酒楼在相州城内的具体位置。恰好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一二也曾提及秦楼、翠楼，《秦楼》诗前小序称其“在相州寺中”，《翠楼》诗前小序称：“在秦楼之北，楼上下皆饮酒者。”小序为进一步细化秦楼、翠楼方位提供了信息。
清人李调元有《过彰德府太守卢介轩崧出饯留别》诗，为其经过彰德府与旧识卢崧赠别之作，中有“今日又过彰德府，十洲春色满秦楼”(38)之句，即用《北辕录》秦楼卖十洲春色酒之事。再如陈芝光亦曾化《北辕录》秦楼卖酒一事入诗，其云：“春草江南剩一丘，空堂馁鬼故园愁。十洲春色重门里，余得春风旧酒楼。”作者于诗末自注所用之典：“《北辕录》：‘淳熙丙申，诏待制敷文阁张子政充贺金国生辰使，至相州，阛阓繁盛，观者如堵。二楼，日“康乐”，日“月白风清”。又二楼，日“翠楼”，日“秦楼”。时方卖酒其上，牌书“十洲春色”，酒名也。……’《揽辔录》：‘昼锦堂尚存，北人尝更修饰之。’”(39)从技术的角度看，这两首诗未能提供GIS所需的方位数据，对增加地图标注而言意义不大。但从文献的角度看，却又是《北辕录》《揽辔录》等笔记在异代的影响体现。因此，它们的意义更侧重于文献，而非地理方位。
从《北行日录》等笔记，到范成大的诗序，再到清代的两首诗歌，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去还原宋代相州秦楼、翠楼的方位、规模及其文学层面的影响，但已发现的数据不足以支撑我们完成这一还原。因此，对秦楼、翠楼，现在只能做到勾勒出与其相关之文献，仍然未能利用准确的数据对其在GIS中进行标注。这是可能会遇到的第一种情况。
滏阳驿的情况是否会好一些，是否能挖掘出对定位具体方位更有用的信息?一般而言，方志中多有驿站之记载，故而先从方志入手。
嘉靖《磁州志》卷上记载：“滏阳驿，在州治东北一里。洪武二年同知李名建，永乐十三年知州章士浡修，成化十八年知州张梦辅修。”同书卷中、卷下分别有山阴刘湜所作《重修滏阳驿记》《滏阳驿厅壁歌》。康熙间蒋擢重订《磁州志》卷八《赋役》“驿站”中亦有“滏阳驿”，但仅言其“马驴二十八匹头，每匹头银二百七两，共原额银五千一百六两……”(40)，并未涉及具体方位。《(雍正)畿辅通志》卷四三记：“滏阳驿，在(磁州)州治南一里。”至于同治十三年《磁州续州》与民国三十年《磁县县志》皆未曾言及滏阳驿。
这几部方志中提供了明清时期滏阳驿与当时磁州州治的相对位置，对于绘制明清时的地图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还原宋代的滏阳驿方位意义仍然不大。
那么，类似于《北行日录》之类记行之作，是否会记载滏阳驿?我们发现清人王昶曾于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日自北京启程南下云南赴阿桂幕府，其《滇行日录》对沿途驿站之记载，颇有史料意义。如其称：“(十月十五日)抵邯郸丛台驿，宿，连日无风，颇暖。十六日……行三十余里……又三十里抵磁州滏阳驿，又三十五里过漳河……过河为河南安阳县界……又三十余里抵安阳邺城驿……又七十里抵汤阴宜沟驿。”(41)他所提供的行程距离，也属于地理信息中的一类，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不同时代驿站间距离之差异。例如《云麓漫抄》就记载了宋代驿站之间的距离，可与此并观。
舒位也曾自北南下，途径良乡、涿、定兴、安肃、清苑、定、新乐、正定、赵、柏乡、内丘、邢台、沙河、邯郸、磁、安阳、汤阴等地，《瓶水斋诗集》卷一五收录了经行上述之地所作之诗。如他写磁州的《磁》诗：“饭讫滏阳驿，临流重惘然。不知求水利，空费雇山钱。青杀三洲荻，红收万井莲。郦元诚酷吏，无碍著书传。”(42)诗歌景语与议论并存，首句“饭讫滏阳驿”从侧面说明滏阳驿在清中叶舒位之时仍发挥着作用。这些诗歌正可与《北行日录》等行录笔记以及相关方志并参。再晚一些的恽毓鼎曾在光绪二十九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五十里过杜城铺，汉杜公乔故里。又二十里宿磁州滏阳驿。城外即滏水也。”(43)这也是一条经行滏阳驿的例子，可以为我们提供光绪二十九年滏阳驿的数据。
由此可见，与滏阳驿相关之文献，关于地理方位的信息主要集中在明清方志和行录当中，所以抽取出来的方位数据对于建构明清时期的数字地图极有意义——《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清两代皆未标识出滏阳驿，寻绎出来的滏阳驿与州治之距离、方位，可以利用GIS将其呈现在数字地图上。我们是由关注宋金时期的滏阳驿方位展开，虽未能还原其在宋金时的方位，却寻绎出它在明清两代的方位数据——至于这些数据是否足够支撑起具体的定位，这个问题可以再讨论，但思路与方法无疑是准确的。这是可能会遇到的第二种情况。
以上是我们选择的难度较大的两种情况。秦楼、翠楼之类，本身并无特殊之意，所以很容易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作为驿站出现的滏阳驿，它只可能与方志或经行此地之人产生联系，故而它的方位性较之文献性要强一些。第三种情况，就是一些本身蕴含着历史意味的古迹，如昼锦堂(及其与韩琦相关的一系列建筑)、扁鹊墓等，较容易从方志和其他文献中挖掘出对于方位和文献都有意义的信息来。
至正五年(1345)，迺贤“出浙渡淮，溯大河而济，历齐、鲁、陈、蔡、晋、魏、燕、赵之墟”，成《河朔访古记》。该书对“古山川、城郭、邱陵、宫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献、陈迹故事暨近代金宋战争疆场更变”考订甚详，“其山川古迹，多向来地志所未详。而金石遗文，言之尤悉”(44)，对于了解元时河朔之地居功甚伟，我们节录两段，看其对与韩魏公相关之处的记载：
彰德路总管府治后花圃曰“康乐园”。昔宋至和中，韩魏公……大修亭池，名曰“康乐园”，……魏公自为记，书而刻诸“昼锦堂”上。园中旧有七堂，曰“昼锦”、“燕申”、“自公”、“荣归”、“忘机”、“大悲”、“凉堂”。又有八亭，曰“御书”、“红芳”、“求已”、“迎合”、“狎鸥”、“观鱼”、“曲水”、“广春”。又有“休逸”、“飞仙”二亭。……今园亭废毁，皆不可考。惟“飞仙”台基在府治“敏公堂”后，今构“观音堂”其上。台北十余步，踰小巷后园，有“休逸”台基、“面山”亭基，金节度完颜熙载作“养素楼”其上，今废。其碑尚存，其余则不可知矣。……十二月，予至彰德府治后，因游“康乐园”，今皆菜畦麦陇，可考者，惟“休逸”荒台基，余皆不复辨矣。(45)
彰德城中嘉惠曲昼锦坊，故宋丞相魏国忠献韩公琦之庙在焉。重门修庑，中为大殿，殿肖公像，衮冕龙榻，侍从之臣，相向拱立，俨然庙堂气象。……庙昔有宋中书舍人王靓所撰碑，兵毁不存，国朝重建庙碑一通，晋州判官高书训所撰……庭西昼锦堂记碑一通，至元间再摹而刻，宋参知政事欧阳修撰，翰林学士蔡襄书，龙图学士邵必大篆，世称为“四绝碑”云。府学之西亦有公祠堂，宋鄂州嘉鱼令邱鄜为撰庙记，其碑今置府学仪门下。……昼锦新庙殿壁，龛公书《昼锦堂》诗石刻一道，诗曰……西庑则有郡人缑山杜英所题诗扁，诗曰……按公薨于相之府治，英宗震悼，命陪葬山陵，其家恳辞，乃命入内都知张茂则勅葬公于安阳县西北三十里丰安乡，天子御制碑文，题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命龙图阁学士宋敏求即坟所书册，赐守坟寺曰“传孝报先之寺”云。十二月予偕下郏人李亨至祠下谒拜，读庭下二碑及读诗扁而退。(46)
《河朔访古记》记伏道之由来、扁鹊之册封、庙墓之方位与题撰亦甚详细：
扁鹊庙碑，在汤阴县东南二十里伏道村。村之道左一碑，题曰“神应王扁鹊之墓”，其庙并在墓侧，庙有二碑……墓旁生艾治疾，为天下第一，今每岁充贡云。伏道者，昔商纣知狱繁民怨，乃置防城，以兵防羑里之囚，又伏兵于道左，故云。庙壁有左司刘昂题诗一首……宋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诏封扁鹊为“神应侯”，因上疾愈，从医者许希有之请。今曰“神应王”，未详何代所封也。(47)
相较之下，《河朔访古记》较之《北行日录》等四部笔记所记更为详细。如果说笔记是用粗线条勾画轮廓，那么《河朔访古记》则偏重于细笔勾勒，展示的是布局等细节。这些细节中不但包含着丰富的文献资料，可补史料之缺；还有对于方位、布局等的记载，对于还原历史现场极富支撑力。
我们再看明清两部方志对此的记载。嘉靖《彰德府志》记昼锦堂、韩忠献庙等相州古迹如下：
韩忠献宅，在宋相州廨内。宅后堂曰“自公”，后为州园，亭曰“红芳”(南临小池，池边有古杏二株)，直亭北曰“飞仙台”，台北曰“御书亭”。公堂后曰“昼锦堂”，堂西曰“求已亭”，直东曰“狎鸥亭”，亭后曰“忘机堂”，亭前临池，池南曰“观鱼亭”，西北曰“康乐园”，北曰“休逸台”，直台东曰“广春亭”，台北曰“曲水亭”，亭北有池，北有“荣归堂”。至和中，公再以武康之节来治乡郡，始建私第，作“醉白堂”，有苏轼记。(48)
韩忠献庙，在府治东南昼锦坊庙后作昼锦堂。岁以七月二日祭。正德丁丑，都御史李充嗣命陈策刻陈荐所撰志于石，树庙前右。(49)
扁鹊庙，在县(按：即汤阴)东二十五里伏道村(50)。
乾隆五年(1740)《彰德府志》记载道：
昼锦堂，宋韩魏公琦判相州，建于州廨内。明洪熙初改建于县治东南魏公庙后。万历十一年，推官张应登重建。今昼锦堂后为“忘机堂”，东为“狎鸥亭”，西为观鱼轩，再后东西草亭各一。国朝康熙十七年，知府邱宗文增修。乾隆二年，知县陈锡辂重修。《旧志》称……今俱不可考。又《省志》载“德礼堂”在府旧治内，为魏公所建，西有“面山亭”，东有“见山亭”，熙宁中知相州张宗益建。西北有“燕申堂”，金太安中知府事丰王珣建，俱废不可考。又魏公曾孙肖胄守相州，建“荣事堂”，今亦移建“昼锦堂”之左。欧阳修作《昼锦堂记》，蔡襄书碑，今在魏公庙右。
醉白堂，旧在城北。宋熙宁中，韩魏公琦复领节治乡郡，始建私第，作堂于池上，苏轼为记，堂久芜没。明隆庆年间，同知王师文以县学为“康乐园”，旧址因重建“醉白堂”，刻记于石，后复废。国朝康熙十年，于县学东北隅掊土得碑，知县张凤翥复建堂三楹，肖像奉之。又魏公有“戅老庵”、“虚必堂”，俱在北第内，当与“醉白堂”相去不远，今亦不可问矣。(51)
伏道店，在(汤阴)县东十二里。纣置兵防城，以卫羑里，又于伏道设兵焉。今泊中产艾，善疗疾。民居善陶瓦。(52)
讲武城，有二，一在漳河北，一在滏阳南，皆曹操所筑。(53)
韩忠献公琦墓，在(安阳)丰安村……宋乱，寺毁于兵，墓亦残毁。明弘治间，知府刘聪筑垣树碑，作享堂三楹，命役二人守之，今废。(54)
扁鹊墓，在(汤阴)县东伏道社……墓在庙后。(55)
从元明清三代有关相州地理的记载中，发现后代对于前代文献既有撮抄，又有因时而异的修正，这正是地理文献代际传承的特点。在楼钥、范成大的笔记与诗集中，出现了“伏道”、“伏道河”、“伏道店”，“伏道”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地名?元人迺贤明确指出，“伏道”是一个村落，并指出其源自商纣伏兵于道之意。至正时，伏道村在汤阴县东南二十里；嘉靖间，伏道村在汤阴县东二十五里；康熙间，伏道店在汤阴县东十二里。东南二十里、东二十五里、东十二里，这是诸方志对伏道村(店)与汤阴县方位与里程的不同记载，据此，我们可以将伏道村、扁鹊庙等准确标示在元、明、清三代的数字地图上。这类精细数据对完善、细化数字地图的意义甚大。
利用数据挖掘，找寻出文献之间的关联，是我们进行研究的第一步，也是前提。第二步，是利用前期数据挖掘中寻绎到的关联，特别是一些方位数据，增加地名等的标注范围，使更多的地理信息可以被标注出来。这两点，一是侧重于文本处理，它使得海量信息因被找到关联而成为有活力的、可以互动的统一体；二是增加了地理标注，它使得更多的可标识的地理位置能在空间上延展开来，换言之即是我们将传统的、封闭的地图，变成了随着坐标、方位明确而能够被随时标注的开放式、非线性地图——这是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入手的。那么，有了海量的数据关联，有了更多的地理坐标被标识出来，接下来的研究重点，便是转到微观领域，利用虚拟现实(VR)，将一些被标注出来的、文献之间关联也被梳理出来的地理数据以更为直接、可视的形式呈现。或者简单地说，即是用一种可视化的方式呈现被标注出来的不同时代的地理数据——它们可能是城池，也可能是郡邑，还可能是宫殿等。
三 虚拟现实与场景再现
从增加地图中的标注，到虚拟呈现，走的是一条由宏观到微观之路，所要关注的点(城池、郡邑、建筑等)，越来越趋向具体而微。这一愿景的实现主要依靠虚拟现实(VR)，所谓虚拟现实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模拟三维空间，让使用者如同身历其境，可以无限制地观察、“感受”这一空间内的所有事物。
虚拟现实最初主要应用于医学实验、军事航天、工业仿真、室内设计、游戏娱乐等领域，取得了不菲成就。一些博物馆通过对实物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建立三维模型，从而实现了文物古迹的科学、永久保存，像数字敦煌、数字故宫等都是虚拟现实的成功案例。相较于这些案例，我们所要进行的虚拟现实难度更大，其难度主要体现在缺少足够的、精确的数据支持。比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五部大型虚拟现实作品——《天子的宫殿》《三大殿》《养心殿》《倦勤斋》《灵沼轩》都有非常精准的数据，而我们在第二部分论述中依据文献记载梳理出不同时代的昼锦堂等一系列与韩琦相关的建筑群，虽然也具有亭台楼阁之间比邻的大体方位，但却无法像养心殿等做到分毫不差的精确，我们所能还原出来的，可能只是大致的方位而已。
现有的与文物古迹相关的虚拟现实项目基本上都是在现存的(如故宫及其附属建筑)、成熟的(敦煌壁画等(56))基础上进行的，其每一步推进都有相应的财力与技术支持。相较之下，我们面对的对象，既不是可视、可感、可准确测量的，又没有比较成熟的前期成果。我们所面对的首先是从海量数据中被挖掘出、能在数字地图上被标识出的某个地理坐标。如果这个坐标所对应的恰好是座城市，如果这座城市中的某片区域(如坊、市等)或者这座城市的某个更加具体处所(如昼锦堂及其周边建筑群等)恰好有较为详尽的地理方位描述，再“得寸进尺”一步，它又刚好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意味——如与历史上某位帝王、将相、大儒、贤士、名医、仙人等有些许联系，那么便具备了利用虚拟现实还原历史场景的条件(当然，从技术层面上看，其实只需地理方位即可，“历史意味”属于锦上添花的内容)。
具备了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功地将历史场景还原出来：因为此时，我们所拥有的还只是冰冷的数据，它告诉系统的只是某台在某亭之西、某楼在某台之东之类，即使我们能将文献中论及的所有建筑全部分布到一个区域中去，仍有两点是难以实现的：一是缺少其他虚拟现实最为称道的“可视性”，因为缺少这些建筑的具体样式，所以呈现出来的只可能是一些抽象建筑；二是无法准确再现不同建筑之间的真实距离。例如，据嘉靖《彰德府志》可知“红芳亭”北是“飞仙台”，“飞仙台”北是“御书亭”，那么这亭、台之间到底有多远?不得而知。
缺少实物、缺少具体参数，故而还原诸如昼锦堂建筑群之类的历史场景，难度确实很大，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到一些较大的知名城市(例如金中都、南宋临安等)上去，利用大数据挖掘出文献当中与之相关的信息——既包括城市区划、宫殿布局等具体的地理方位，又包括在这些城市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再加上历代学者的相关研究，这三者结合起来，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场景进行还原。
《北行日录》《揽辔录》《北辕录》《使金录》都对金中都之建构有所记载，虽或详或略，但对于还原当时的经行路径，进而了解金中都的建筑、布局等意义明显。现存最早的金中都地图，是见于《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乙集卷一“燕京图志”的“京城之图”、“帝京宫阙”二图(57)，将其拼接如右：
通过将四部笔记与此图对比，会发现笔记中提及的门、馆、楼、桥等基本上都能在图中找到，阎文儒先生称：“这幅地图与范成大使金时，所说的中都宫殿位次，完全相符。只有会通门东，集英门内太后所居的寿康殿，没有画出。右掖门内的蓬莱殿，范成大没有记载。”(58)较之阎先生，徐苹芳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事林广记》所载两幅图是“陈元靓根据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楼钥和范成大的行记编绘的”(59)。但周立志先生却认为“二卷交聘图文并非是据交聘文献撰成的，而是南宋出使金朝的使节独立撰成的，只是在部分内容上与《北行日录》等吻合而已”(60)。阎、徐、周三位先生的论断对我们都很有启发。阎先生首发其覆，指出图与范成大文之间颇有相通之处，徐先生则直称图据楼、范行记编绘，将图、文之关系坐实。周先生则不以为然，认为图与楼文等仅为内容吻合而已。有一处细节，几位先生都没有注意到。楼钥所记“经端礼门外，方至南门……次入丰宜门，门楼九间，尤伟丽，分三门，由东门以入，又过龙津桥，二桥皆以石栏分为三道……次入宣阳门”(61)及范成大所记“过桥入丰宜门，即外城也，过玉石桥，燕石色如玉，上分三道，皆以栏楯隔之，雕刻极工。中为御路，亦栏以权子，两傍有小亭，中有碑曰‘龙津桥’。入宣阳门，金书额”(62)，都将丰宜门与宣阳门之间的石桥，称为“龙津桥”。《北辕录》称：“初入端礼门，次入南门，次入丰宜门，次过龙津楼，楼亦分为三道，通用夺玉石扶栏，上琢为婴儿状，极工巧。次入宣阳门，由驰道西南入会同馆。”(63)丰宜门与宣阳门之间为龙津楼。程卓《使金录》则称：“入丰宜门，过夺玉桥，入宣阳门，即西转过文楼侧，入会同馆。”明确指出丰宜门与宣阳门之间为夺玉桥，图中丰宜门与宣阳门间正是“夺玉桥”。过宣阳门，西转正是文楼，再西便是会通馆。这些记载都与程卓所言极为吻合。
通过梳理上述图、文之间的关系，应当意识到文献中隐含的数据对于地图绘制所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大数据中定然隐藏了许多我们还没有挖掘出来，但是对于历代地图绘制有相当重要意义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绘制地图、还原场景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足够的文献支撑，那么是否有可能绘制出古代地图?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科技考古学的勃兴，勘察等成为绘制古代地图的另一利器，1985年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绘制了1:25万的《金中都》图，“充分吸收了金中都考古勘察的成果，成为此后各金中都图的蓝本”(64)，之后修订的金代中都图越来越注意吸取考古界的最新成果，这也成为场景还原的重要依据。故而，对于场景还原而言，至少应当包含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数据挖掘等从大数据中爬梳出与某地地理信息相关的数据，使之成为建立三维模型的数据支撑；二是充分利用与遗址发掘等相关的考古报告。
当前，随着数据挖掘从经济、金融、互联网等转向人文社科领域，传统的研究方式必然会发生巨大变化。文献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能被较快地梳理出来，有关联的文献自身以及它们之间关联的分析，或许依赖技术即可自动实现，这些对于传统研究而言或有颠覆性的意义。
利用数据挖掘，可以快速、高效地从海量数据中梳理出文献之间的关系(当然包含有、无、何种等不同类型)，这些都是非先验性的，故而可能得出一些仅凭传统研究方法难以觉察的新结论。数据挖掘基础之上的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将传统纸本地图或早期电子地图集中未曾包含、但已被挖掘与定义出来的新坐标标注在数字地图中。此外，与新标注相关的诗文、词赋乃至传说等文献都可随之体现，不仅可以为数字地图增加新标注，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文学性与文献性。若是再与关于此地的历代方志相结合，便可初步构建起开放式的数字方志体系。
数据挖掘侧重于向文本要关联，地理信息系统侧重于在空间中增加“有意味”的新标注，场景还原的视角转向更加具体而微，它对数据与技术的要求更高：不但要有较为精当的地理方位数据，要有较为完善可信的考古数据，还要求对建筑设计等领域相当熟悉，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历史场景的还原。在具体操作层面，计算机编程、地图学、科技考古学、建筑设计等都非传统的人文社科工作者所擅长，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理念得及时更新，得正视新技术可能带来和已经带来的巨大挑战。唯有如此，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才能经久弥新、永葆生机。
①参见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杨义《文学地理学的三条研究思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梅新林《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陶礼天《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012年《文化研究》第12辑)、彭民权《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与理论反思》(《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钟仕伦《概念、学科与方法：文学地理学略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梅新林《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等。
②刘双琴：《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与突破——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综述》，《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③如莫砺锋《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吕肖奂《陆游双面形象及其诗文形态观念之复杂性——陆游入蜀诗与<入蜀记>对比解读》、李德辉《论宋人使蕃行记》(《华夏文化论坛》2008年)、赵永春《宋金交聘制度述论》(《辽金史论集》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1127-123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孔凡礼《范成大佚著辑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陈学霖《范成大<揽辔录>传本探索》(《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出版社1993年版)、赵克《范成大<揽辔录>考补》(《北方论丛》1993年第2期)、刘浦江《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北方论丛》1993年第5期)、陈学霖《楼钥使金所见之华北城镇——<北行日录>史料举隅》(《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系1988年版)、周立志《南宋与金交聘研究》(河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与《二卷被忽视的宋金交聘图文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辑)、黄玲《宋代使金行记文献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王皓《宋代外交行记与语录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等。
④参见拙作《大数据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以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与图像检索为中心》，《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
⑤(20)(21)(22)(23)(33)(61)《北行日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六编，第4册，第30页，第12页，第25页，第34—35页，第24页，第20—22页，第27—28页，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⑥(35)(62)《揽辔录》，《全宋笔记》第五编，第7册，第20页，第6—7页，第8页。
⑦⑨⑩(11)(12)(13)(14)(15)(16)(18)(19)脱脱等：《金史》，第1409页，第2781页，第1410页，第109页，第109页，第126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3页，第149页，第15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⑧脱脱等：《宋史》卷三一，第58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7)施国祁：《金史详校》卷六，第669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
(24)《入蜀记》，《全宋笔记》第五编，第8册，第184—186页。
(25)不同算法提取出来的内容大不相同，此处先依出现两处及以上关键词为例，其他更宽泛或更严格的情况暂且不论。
(26)(27)(28)(29)(30)(31)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9265页，第16927页，第10861页，第27876页，第353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版。
(31)《归田录》卷二，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7册，第135页，巴蜀书社2007年版。
(32)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CHGIS数据说明”，2015年2月28日访问链接如下：http://yugong.fudan.edu.cn/views/chgis_dataphp。
(34)当为癸酉。
(36)(63)《北辕录》，《全宋笔记》第五编，第9册，第195—196页，第197页。
(37)《使金录》，《全宋笔记》第六编，第5册，第119—120页。
(38)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二五，第33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39)厉鹗等撰，虞万里校点：《南宋杂事诗》卷三，第11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0)蒋擢重订：《磁州志》卷八《赋役》，第27页，国家图书馆藏康熙间刻本。
(41)王昶：《滇行日录》，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第198—19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2)舒位：《瓶水斋诗集》，下册，第6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43)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1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4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629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45)(46)(47)《河朔访古记》卷中，第27—28页，第32—33页，第31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48)(49)(50)《(嘉靖)彰德府志》，第45册，卷一，第20b—22b页，卷四第14b—15a页，卷四第15b页，《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版。
(51)(52)(53)(54)(55)《(乾隆)彰德府志》卷六，第2—3页，第5页，第5页，第12页，第14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56)鲁东明、潘云鹤、陈任：《敦煌石窟虚拟重现与壁画修复模拟》，《测绘学报》2002年第1期。
(57)《事林广记》卷二，[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辑，第217—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8)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
(59)徐苹芳：《南宋人所传金中都图——兼辨<永乐大典>本唐大安宫图之误》，《文物》1989年第9期。
(60)周立志：《二卷被忽视的宋金交聘图文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辑。
(64)岳升阳：《金中都历史地图绘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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