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诗写作的先锋姿态
http://www.newdu.com 2024/09/03 01:09:46 解放日报 王久辛 参加讨论
为期两天的全国诗歌座谈会,近日闭幕。座谈会以回顾和梳理了中国新诗百年、新中国70年诗歌创作的历程与成就,为新时代诗歌创作凝聚新的思想与力量。 新时代说来就来,像金风送爽般一下子金灿灿地扑到了我们的眼前,而且并不打算驻足,一往无前地继续前行了…… 什么是新时代?它包含了什么内容?它的意蕴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们身临其境,劳动生息,创造未来,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现实的生活?尤其作为诗人,该以一种怎样不俗的、先锋的姿态,投入创造中去? 一场语言的革命与创新 这里我提到了一个“不俗的、先锋的”的概念,是因为诗当然必须是“不俗的”与“先锋的”。古今中外的经典诗歌,事实上都是从俗世升华出来、具有精神含量与精神指向价值的佳作。用心研究《女神》《死水》等作品,我们会发现,所谓的“百年新诗”,是发轫于因1840年鸦片战争的蒙难、蒙羞、蒙耻,愤然而起的产物。换句话说,新诗是一股子内省之力撞击后幡然醒悟的巨大内驱力的结果,是伴随着知耻而后勇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而诞生。再换句话说,催发新诗诞生的内在与本质的推动力,实际上就是一种求变、求生存、求发展、求革命、求新生的文学表达。新诗就是寻求革命的一种诗性表达形式。它实质上仍然是革命本身,是伴随着思想的大革命而来的一场语言的革命与创新。 弄清楚新诗原初的动力与最初的来路之后,我们再翻检一下百年新诗的历程,俯察一下当下新时代新诗的现场,抬头看看未来要走的前路,就能清晰地看到:历史、现实与未来,一以贯之,别来无恙。 向前的路,或汹涌澎湃,或激流暗涌,跌宕起伏,苦难风流。它的逻辑是历史的逻辑,它的发展是历史的发展,而它的未来也必然是历史的未来。那么,我们的当下又如何呢?上接着天,下连着地,也理所当然是历史的现实,或还可以说是现实的历史。鸦片战争带来的窝心、痛心与戳心的经历和往事,折磨着、熬煎着中国人的灵魂,用“之乎者也”,根本无法表达那种痛不欲生与起死回生、要愤然而起的生命渴望。我倒并不认同,新诗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代精英内心深处庞大无涯的创痛,造就了火山爆发般创造语言奇迹的力量。我认为,新诗是所有具有良知的中国人,面对如此剧痛之时,必然要发出的亘古未有之吼叫,所引发的大面积心灵共鸣的产物——是《女神之再生》、是《凤凰涅槃》、是《炉中煤》之灰烬的哭泣、是《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用尽洪荒之力的吼叫,转换成诗意的行云流水,所造就的新诗。 如果允许我继续浪漫地表达,那么我会这样说:新诗的诞生,是心灵的大地,疯长出的一片充满新希望的辽阔原野。原野上每一粒种子的茁壮成长,都孕育着无限的希望。无数的种子、无数的希望在无尽的原野上茁壮成长,只有前路远方,没有退路彷徨。这种向着四面八方奔驰、无涯无尽的新希望,催生出中国的新诗。 诗意地栖居正在变为现实 转眼之间,一百年又过去了。我们生逢盛世,赶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是,在我看来,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所蒙之难、所蒙之羞、所蒙之耻,并未因历史的前行而替我们昭雪,更未替我们根除萦绕在心头的痛疼。事实上,落后就要挨打的警示,一直都明晃晃地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的命运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决不能忘记过去,“培根铸魂”的使命一刻也不能松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思考新诗创作该如何面对当下的新时代。 俯察新诗百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能够流传下来的名篇佳作,都与新诗最初诞生时有着同样的特征,即:与我们民族命运的跌宕与创痛紧紧相系。在我看来,新诗的几个重要发展时期,都是在中华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紧要转折关头获得发展的。如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诞生了以郭沫若为首的一群诗人;抗战时期,出现了光未然、田间等一批诗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50年,涌现出艾青、郭小川、贺敬之等大批诗人;进入新时期后,迎着八面来风,思想解放,“万类霜天竞自由”,更是出现了“崛起的诗群”和开一代诗风的“新边塞诗人”,他们阳刚雄健,一扫隐晦艰涩的表达,和着改革开放的强劲势头,在刚刚崛起的山岳上,奔腾而出一个蔚为壮观的诗歌“野马群”……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诗歌新时代,是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中国人从站起来迈入富起来的这个时段,新诗的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写诗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诗歌活动此起彼伏。可以说,如此之大的诗歌创作群体的涌现,正暗合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精神。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正在变为现实。 这种经由本心的自由创作,的确夹带着新鲜的气息、个性的气质和自由的意志。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巨大的写作群体,并且与过往的写作者都不尽相同。 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已有这么多届大学生毕业并分配在全国东西南北中各个角落。他们的知识结构,不再是单一的古代文化与粗浅的现代知识,而是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他们是在打开国门之后,成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新一代。他们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不俗的现代文明理念。当然,他们不可能人人都写出名篇佳作,但他们对什么是真善美、假丑恶,什么是现代艺术、什么是先进思想,我以为有着自己独特的鉴赏能力。 当民族的文化素质逐渐提高的时候,其审美水平也同样会提高。与此同时,世界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多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来讨论新时代新诗的创新之路该如何迈步向前。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该如何表达新时代?如何理解“以人民为中心”,并在创作实践中深入而又宽阔地表达这个中心?这些问题不仅重大,而且还有些急切。而要获得一个适应它的“不俗的、先锋的”姿态,我以为也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动人的诗篇永远在孕育 好在,历史不会中断,动人的诗篇永远在孕育。喧嚣与浮躁下的沉寂不会长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对人们内心的撞击与激励如此强大,由此而引发的创造激情,我相信,也一定恢宏壮阔。 那么,具体到每一位诗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时代、理解人民,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好我们的诗歌呢?为此,我试着归纳出以下几点想法,既是一种抛砖引玉,也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出路。 首先,从世界与历史的大格局上思考,没有亡国灭种的危机,就没有复兴图强的伟大。同样,新诗的创作,我以为更要坚信历史与现实的因果关系。没有因就没有果。中华民族有过周秦汉唐世界之巅的灿烂辉煌,也有过1840年鸦片战争及以后许多年里不堪回首的奇耻大辱。 我们今天所说的伟大复兴,接续着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想,和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的艰难行进和改革开放的40年,让中国找到了复兴图强的道路。这是从无数次的挫折与歧路上走过来的,其中包含着历史发展前进的必然趋势。 循着这个世界大势和历史逻辑,追寻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热血豪情,一部中国近代史、一部中国革命史,就重合叠压着展现在我们眼前,磨难历险,上下求索,百折不挠,不忘初心…… 我们说,诗歌是审美的创造,是对人性的审美表达。这段历史中众多上下求索、百折不挠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历史是如何由这些血肉俱足的人来推动的?他们是如何把握历史的必然趋势的?在无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与历史时空中,有哪些人物、事件与时空,需要审美创作的观照与干预?还有哪些人物、事件与时空,需要更深入地表达出丰富多彩的人性与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铮。 在我看来,这些尘埋于历史的人物、事件与时空,是极其宝贵也是极其陌生的,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性光华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谛。把它们提炼出来,不仅是民族精神的需要,也可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份样本。我们的前辈诗人如郭小川等等,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诗人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我想说:要坚信历史的因果关系,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坚信所有没有被我们深入挖掘过、发现过、思考过的历史,都是诗歌创作的处女地。 我们的历史中蕴藏着伟大的史诗,它正等待着真正有才华的诗人去书写。我还坚信,所有有能力、有智性、有才华的创造付出,都是有报偿的。过去如此,有古今中外流芳百世的经典为证;未来如此,有我们的子子孙孙为证。 我期待着新的创造,呼唤新的创造。伟大起于平凡,走在前列的先锋诗人,一定会与孤独寂寞相伴;他们在各自的平凡岁月中,一定能写出不平凡的作品。 将生活的“表与里”统一起来 其次,我们要从“表与里”的统一上,来认识现实、理解生活。当下的新诗创作非常繁荣,而且大有继续繁荣发展的趋势。 从表象看,的确令人欣喜。但是,我们要有把握和引导它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的能力。2017年春天,贵州省诗人协会在省委办公厅和省作协的领导下,启动了“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长诗创作。他们组织20位省内的优秀诗人,由老诗人李发模带队,用6个月时间深入到村、乡、镇、县,去挖掘尘埋在生活中的富有现代意义的素材。这20位诗人本来就是当地人,再集中精力更深一层地去体验与感悟,结果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写出了3500多行的长诗——不仅写出了自己的诗意生活,更令人惊喜的是,还抢救出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往事和村、乡、镇、县的历史。出版后,深受当地村民的喜爱。 这20位诗人中,除李发模是“诗坛老黄忠”外,其他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他们的诗歌创作,没什么条条框框束缚,大胆地将自己所有的才华倾囊而出。开笔就是3500行以上的长诗,还真写出了他们脚下被诗歌忽视了千百年的土地上的传说与故事……这样的诗歌创作,超越了釆风式写作,将着力点放在村史、乡史、镇史、县史的深处,并把个人的成长史和成长感受融进了诗行,这就将生活的“表与里”统一了起来。我当然不敢断定他们的创作是百分百的成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创作的方向是有价值的。他们将随时可能消失的乡村土地上的生命体验和生命史,以诗歌的方式抢救出来——这就足够了。 中国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诗人叶延滨和我,有幸受贵州诗人协会邀请担任创作的指导工作,我们先后参与了他们组织的10余次“诗写脱贫攻坚”活动。又一次,诗人们把目光与力量凝聚到普通老百姓,以及为老百姓脱贫而奋斗的工作者身上。在我看来,这正是承继了中国作家、诗人沉入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也是产生名篇佳作永恒的土壤。一如当年夏衍写《包身工》、老舍写《月牙儿》《骆驼祥子》、艾青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等,他们沉入底层、沉入时代的深处,书写出朴素但真切、平凡但坚实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事实已然告诉我们,这样的写作,在文学史上未必不能有贡献。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当年都是这样写出来的。贵州的诗人们,把创作思路“扎根”于自己生活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最平凡的人群,以及为老百姓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工作者,进行诚恳而真实的书写。我认为,较之浮光掠影式的创作,这样的书写,超越了生活的表象而进入生活的内里。毫无疑问,这是具有文学价值的。那些投入创作的诗人,可以说就是我们诗坛当下的先锋。而他们的创作经验,是值得我们肯定与学习的。 畅达表达呈现出的饱满思想 第三点,我认为艺术创作没有先后,先锋并不意味着先进,后退也未必就是倒退。在认知上,我以为要超越“先与后”之争,关键要从真实的生活中找到积极的因素,去粗取精,发扬光大。青年诗人戴潍娜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在每一个巨变的时代里,两种人物往往会很突出:一类是先驱,一类是遗老。”这“两种人”之所以突出,我以为“先驱”身上有新的精神,固然可贵,但也有冒险失败、误入歧途、作无谓牺牲的可能;“遗老”虽趋于保守,但保守中往往含有经过时间检验并证实是不能丢弃的珍贵精神。换句话说,这两种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和需要我们警惕的东西。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 我在陕西周原博物馆参观时,不仅为那里出土的毛公鼎、散氏盘、大克鼎等重器感到震惊,就连车马器中的小饰件——衔(按在马头上的青铜标志),我认为也不比今天那些名车上的标志(Logo)差。要知道,那是3000年前就创意、制作并广泛应用的东西。故步自封要不得,妄自菲薄同样要不得。所以,我始终认为,艺术创作没有先后,创作即先锋。无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艺术创作,关键是,要脱离别人经验的束缚,进入任何人都未曾表达过的陌生而宽阔的境界。 这里,我想以教授诗人臧棣为例来说一说。我关注臧棣的诗歌创作很久了,他对语言的想象与运用,有一种挑战陌生的奇特立体感和质地的自然感。他仿佛一位不顾一切的试飞员,极尽所能地鼓动语言的翅膀,在天空冲刺、翻滚、做各种特技表演,挑战语言空间的极限。在我看来,这位名校教授,为诱发汉语新的活力与可能性,以舍身饲虎式的身体力行,不怕失败地大胆尝试与探索。论及文本的先锋性,我以为在所有探索诗歌的写作中,臧棣毫无疑问是非常先锋的,而且是走得非常远的先锋。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种试飞式的文本,并不是实战的经典范例。臧棣探索的先锋模范作用,或许可以为实战的经典提供成功的可能,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真正实战意义上的经典,需要表达人类情感“体温”的变化多端、微妙精致。与此同时,还需要有表达的极致性,痛快淋漓,行云流水,没有令人费解的疙疙瘩瘩,只有畅达的表达所呈现出的饱满思想,在具有诗意价值的人物、事件中闪耀着的永恒光芒。 这种经典一经诞生,就是永恒的经典。它包含了试验与探索的经验,并且超越了试验与探索的种种不确定性。它一模成型,即成经典。而这样的先锋,与试验的先锋是不一样的。它是入世的形而下,是属于大众的;试验的先锋是超越凡尘的形而上,属于小众,但确实对语言的发育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先锋,而且为形而下的先锋,一直默默贡献着语言的参照和珍稀的成果。它如同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直在与陌生战斗,无始无终…… 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我坚信语言的大变局也会应运而生。因为,语言的革命与时代的革命,永远是一母所生。 最后,我想再说两句:虽然,时不我待,但我还是要说,别着急,沉下心。毕竟,进史入册,是百年以后的事儿,不是赶马车、抢绣球,谁先赶到谁先得。 要我说,心有恒定的诗人,关心的是自己的灵魂、自己的人格构建以及自己还有多少创造力。至于在史册上有没有名字,那是多久以后的事情啊?完全没有必要去在意!话说回来,真写出了名篇佳作、传世经典,那谁也挡不住、埋不了。屈原、李白、苏东坡……哪一个不是像咱中国的高铁、港珠澳大桥、特高压?那都不是急火火地急出来的,而是长时间默默干出来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语言革命与新诗的创新之“变”,没有天马行空、掀天揭地的思想力、想象力、创造力,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说,什么是新时代诗歌创作真正的先锋?真正的先锋,一定是如入无人之境的先锋,他们长久而沉默地扎根生活的大地,独木成林。我相信能够载入文学史的诗人,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人。而且,他们不会急功近利。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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