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五四运动的爆发，很快就要一百周年了。关于五四运动，相关研究确实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不少学者都觉得已经题无剩义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罗志田先生却认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尚未完全展开，大有开拓的余地，至少可以再做很多篇博士论文。“对那场运动的经过及其参与者、反对者和旁观者的言与行，我们的了解还不能说充足。”5月4日青年节当天下午，罗志田教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作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对常人自以为熟悉的那场运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分析和解读，展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孙青副教授主持，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座无虚席，门外还站满了听众。
讲座题为“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现场发了长达27页的论文稿，罗教授基本上是脱稿讲演，对这个思想史问题作了比较明晰的阐释，贯串着罗氏幽默，不时引来听众的欢笑。在回复听众质疑时也尽显大家风范，虚怀若谷，妙趣横生。整场活动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内容极其丰富，此文略述梗概，以飧读者。
五四运动是一场蕴涵非常丰富的运动。我们常说的“五四运动”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1919年的学生运动，广义的则常常与新文化运动同义，甚至可以说，五四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识。——这大概算是对讲座后半部分标题的解说。至于“体相和个性”，“体相”源自林同济的“半发明”，大约是指对一个事件各关联方的整体认识，“个性”则是指事件的个别特性。
广义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在全国发生的、前后持续了数年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运动。这样一场影响深广的运动，有人认为既是一场“文艺复兴”（Renaissance），又是一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两相合流，造成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但把西方几百年的历史浓缩在中国的几年之中，很容易混淆耳目，影响时人和后人对它的解析和评判。
面对纷纭繁复的言说，罗志田先从“延续”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真可谓“革命的世纪”，当然这里所说的“革命”不限于政治层面的暴力行动，更多是指以非常规的方式，期望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从“革命”的角度看，五四是辛亥的延续和深化，这是民国初年不少人都有的见解。比如瞿秋白就说辛亥革命没有革文化的命，只是革命的“表象”；要到新文化运动，才走向真革命。罗志田指出，这个看法充满了诡论意味，辛亥革命明明是一场武力推翻清皇朝的暴力革命，是“武化”的，却被当作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而非暴力的新“文化”运动，反倒是一场“真革命”，后来甚至认为辛亥不如五四。这个现象充分体现出近代中国革命的延续性和广泛性，是泛革命时代的鲜明特征。同时也正因为广义的文化观，新文化运动才被看作一场全面彻底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认为辛亥是政治革命，而新文化运动侧重文化思想，这显示出当时把政治与文化分别看待的观念。罗志田指出，胡适就曾把新文化运动的起源追溯到晚清，以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运动”。这是一个很重要但过去很少有人注意的观点。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戊戌维新是一场文化运动，且梁漱溟认为辛亥革命也一样是，新文化运动当然处在戊戌和辛亥的延长线上。倘若戊戌、辛亥、五四都是文化革新，只是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那么新旧文化之争是怎样兴起的？罗志田认为，文学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推手，从中可以看出一条文学到文化的发展路径。但文学的范畴毕竟有限，只有到了文化的层面，新旧之争才趋于白热化，从礼教到孔子，都成为新文化人攻击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用器物、政制、文化三段论来诠释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这个三段论大体分别对应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新文化运动等阶段的历史。罗志田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异，即前两次转变都是对外作战失败之后的“觉悟”，而第三次则不然。除非是将文化阶段提前到庚子后废除科举、实行新政，否则新文化运动就更多是一次自我的“觉醒”。但是，新文化运动究竟是寻求整套的文化改变，还是打击文化的根本，也还需要辨析。不过从这场运动的具体表现看，特别是一度提倡读书人不参政、不议政，似乎更多是以整套文化的认识为基础，有选择地打击其心目中文化的根本。
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一场谋定而后动的运动，既有超出预想的成分，也有根本未曾想到的成分，后者远大于前者。而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用罗志田教授讲座现场的话，1919年5月4日当天也就五千名左右的学生在北京市中心（不超过现在的一环）“遛”了一圈，为什么会成为现代中国史上一个划分时代的界标？五四前后的变化是不可否认的，而且五四本身对学生这个群体也有很强烈的塑造作用，学生由此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集团”，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借五四的东风而成立的，而北伐前后中国三大政党之一的青年党的领袖几乎都出自这个学会，早期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也出自这个学会，学生群体的惹人注目于此可见一斑。甚至教授也顺带沾了学生的便宜，影响力陡然上升。
新文化运动有不少让时人和后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地方，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就是一例。“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是胡适试图为新文化运动确定的基调。从胡适的初衷和本意来看，整理国故其实是带有进攻性的，是反传统的一种手段，展现的是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胡适这个举措有些人是理解的，比如李麦麦就把整理国故视为“进步的复古”运动，甚至国故成为“先生”，与炙手可热的民治（德）和科学（赛）并列；比如黄日葵就认为整理国故是一种新的觉悟和进步。但是也有很多趋新者对整理国故深为担忧，陈独秀就指责说这是“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胡适后来也表示“深深忏悔”，强调“国学是条死路”。整理国故之所以遭遇这种窘境，跟胡适的性格也有一定关系。整理国故从表面上看偏向中性，而胡适在一般人眼里都是谦恭温和的，其实那个时期他的主张往往是很激进的。罗志田在讲座中就指出，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中有六条是否定性的，实际上是很激烈的，但他的表述很平和，陈独秀则恰好相反，他的六条意见是三破三立，其实是有建设性的，但他的表述给人的印象却是猛烈的激进派。常人很容易被表述的形式蒙蔽过去了。而在整个五四时代激烈反传统的革命性进程中，整理国故表面上并不激进，却是白话文和反孔之外引发社会反弹最大、流传最广的一个议题，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具生命力的成分。
罗志田在讲座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新文化运动真正改变历史的地方是我们正在使用的白话文。毕竟，对于一个数以亿计的民族，改变当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书写习惯，在那么几年之间就更换了——对发动文学革命那代人来说，用白话文写作其实比用文言更难——这的确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可是，也许跟学科分类有关，史学研究者大都将文学革命拱手让与文学研究者，史学界对白话文运动的研究似乎比较寥落。不管怎么说，白话文是五四运动留下的最显著、最直接的一笔遗产，但有些吊诡的是，历史上提及新文化运动言说最多的却是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这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是因为德先生、赛先生至今尚处于“发展中”的阶段，而白话文早已战胜文言文，德、赛成为言说的重点和中心，恰恰反映出新文化人的时代追求和焦虑，形成一种强大的历史记忆；另一个方面是由于后来的研究者也把德先生、赛先生当作新文化运动的标识，在追溯和研究时不免更看重时人的言说，而轻忽了其行动。总之，德先生、赛先生被确定为五四运动的遗产，其实也是对五四的一种定性。这里面与历史实际有偏差，甚至存在矛盾，但这也说明，历史记忆中的五四，可以很不一样。
一旦进入历史记忆，作为运动的五四，或者历史上的五四时代，也就结束了。对此时人都有亲切的体会，有些人还做了相当明确的判断，比如胡适在1933年就对中国现代思想进行分期，大约以1923年为界：前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是“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这个看法特别看重国民党联俄改组的意义。而瞿秋白早在1926年就把五卅运动视为五四时代的终结，他说：“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不过一年后，国民革命的枪声可能标志着更具根本性的转变。
无论如何，随着五四的隐入历史，一些关于五四的言说趋于“定型”。罗志田认为，作为一个同质概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应该包括当时人已经开始、后人继续推进的有意“建构”，但更多的建构恐怕是在无意中进行的。因为整合者各自的具体目标并不一致，甚至很不一样，最后才形成某种“共识”，比如各方都能“接受”的德、赛两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象征，成为一个“正确”的遗产。
（《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一文将在《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刊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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