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王权式微，战争频仍，诸侯争霸。战争的加剧促使贵族“下流”与庶人“上流”汇合成新的阶层“士”。士的出现，对于社会的稳定、文化的缔造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尤其孔子广办私学，以先世典籍为教科书教育弟子和时人，培养了子路、颜回、曾子、子夏、子游、子张、子贡等儒士，使儒学大放异彩。在孔门师徒的共同努力下，儒学成为“显学”，人们争相“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子卒后，弟子们“散游诸侯”，传播师说，对早期儒学的传播和文化的繁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促使儒家文化向四方传播
孔子卒后，弟子们纷纷离开鲁国而到他处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最终导致“儒分为八”。除“子路居卫”时间不确切以外，《史记》所载诸弟子行迹均较为可信。诸弟子分散到各国，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去干谒诸侯、友教臣子，对儒学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子张“尊贤容众”，倡导广泛，接纳不同的思想和主张。从《荀子》《韩非子》中“子张氏之儒”，郭店楚简中《忠信之道》为子张所作（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以及子张在唐代被追封为“陈伯”、宋代被尊为“宛邱侯”和“陈公”来看，子张在陈地传播发展儒学的影响甚大。
据史书记载，澹台灭明在南方收徒讲学，有弟子300多人，名显诸侯。尽管史料匮乏，我们无法详知澹台灭明在楚传播儒学的具体情况，但根据战国时期楚地儒学和诗学的兴盛，以及司马贞、张守节等人对唐代吴国东南、苏州城南五里的澹台湖和湖北的澹台等遗迹的记载，可知澹台灭明一派对楚地儒学的发达当作出一定的贡献。
《史记》虽未明言子游的去向，但从他在唐开元年间被追封为“吴侯”、宋代朱熹作《平江府常熟县学吴公祠记》提出“南方之学”来彰显子游的地位来看，可知他应当在南方传授儒学。有宋以降，人们对于言偃的认识更加重视，纪念性的牌坊、祠堂也随之而起。郭沫若说“八儒”中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就是子游氏之儒，从而认为子游“道启东南”也合乎情理（《十批评书·儒家八派的批判》）。廖名春认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当为子游的作品。邹旭光考证出子游31岁到64岁在故乡吴地讲学。可见，子游对于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传布起到积极的作用。
曾子留在鲁地继承孔子的思想和事业，使洙泗儒学呈现“龂龂如也”的气象。《孟子·离娄上》说，曾子在武城讲学时，师从者多达70人，此可谓与“孔门七十二贤”相媲美。也正是在这些人的努力下，洙泗儒学呈现出盛况。《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国别处礼法衰败，只有洙泗之地“龂龂如也”。裴骃《集解》引徐广语：“《汉书·地理志》云‘鲁濒泗之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盐铁论·论儒》认为，这当归功于孔子及其弟子，而这些弟子中，对洙泗教化贡献最大的非曾子及其弟子莫属。可见，曾子对于鲁地儒学的传播和广大作用甚巨。
促使新型人际关系创立
诸侯间的混战打破了血缘与政治相结合的模式，促使知识与政治结合的新型人际关系形成。这意味着士人参与到政治管理中，开风气之先者当为子夏与魏文侯。子夏设教西河，弟子多达300人（此依《后汉书·徐防传》李《注》引《史记》，今本《史记》无“弟子三百人”五字），其中可考者有魏文侯、魏武侯、田子方、段干木、赵苍唐等人。也正是在子夏及其西河弟子的推动下，形成了极具影响的西河学派。这一学派将儒家所倡导的政治理想与魏国的政治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模式——以知识与政治的结合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从而使魏国成为战国前期的政治强国和儒学重心。
子夏虽不直接做官、参政，但对时政却有很大影响，姚大中称之为“与现实政治直接的子夏学派”（姚大中《黄河文明之光》）。与孟子等人的批判精神不同，子夏注重政治实践，得到国君的认可，“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成为魏国施行改革的中坚力量。罗家湘认为，西河弟子在魏国得到广泛的信任与认可，是知识与权力结合的典范。
这一典范性的结合不仅对后代人才选拔和用人机制产生深远的影响，还对儒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学勤认为，平山器铭文所反映《诗》在中山的风行，可能与魏文侯尊重儒士、魏国是儒家重心有关系。该学派在魏国传播儒学，弘扬师说，践行孔子、子夏的政治宏愿，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当为儒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西河学术中心开启了战国学术中心（学宫）的先河，为后来的学术团体提供了范式。它使学术中心成为知识传承的重要场所和载体，改变了春秋时期靠世族世家来传承知识的局面，促进了战国乃至古代文化的勃兴。
为“百家争鸣”奠定基础
众所周知，孔门弟子来自鲁、卫、陈、吴、蔡、宋、楚等地，做事风格和思维习惯难免有所差异。《论语·先进》载有孔子对这些差异的评述：子张做事偏激，高柴生性愚笨，曾参反应迟钝，仲由鲁莽，子贡不安分，子夏阴郁勇武。而孔子对弟子因材施教，允许有不同的思想存在。弟子们保留或发展了鲜明个性特点，对某些问题往往存有分歧，这在孔子去世前后表现尤为明显，《论语》《孟子》《礼记》等典籍均载有曾子、子夏、子张、子贡等弟子间出现的摩擦或争执。就整个早期儒学乃至先秦文化的发展而言，孔门弟子间的分歧和争论是不无裨益的，这使孔子思想的不同方面得以发展、完善，甚至在儒家思想中孕育出别家思想，文化得以繁荣。
对别家思想影响最大的当属子张和子夏。《淮南子·要略训》记载墨子始学儒者之业，后背周道而用夏政，自立门户。可见儒墨当有相通之处。关于二者相通，唐代韩愈已经指出，郭沫若首倡子张与墨子相近，并从二人的年龄考察了墨子应受到子张的影响。丁原明认为，子张之儒很可能就是儒墨相通的最早疏导者，甄洪永从“仁爱”和执行力等方面考察子张对墨子的影响，从而认为子张之儒为墨家理论的先导，对墨家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确如学者所论，子张之儒对孔子思想有一定的偏离，但这一偏离对墨家思想的形成和墨家学派的出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子张氏之儒，不一定有墨家思想的兴盛。子张对于儒学传承的功劳可谓大矣！对“百家争鸣”贡献可谓博矣！
子夏所创建的西河学派实际上是以子夏为代表的儒家者流，以李悝、吴起为代表的法家者流和以魏文侯为首的魏国政治集团的巧妙综合。该学派是魏文侯变法运动的人才库和智囊团，在积极参与魏国政治管理的同时，也为法家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温床，孕育了李悝、吴起之流的法家人物。子夏在传播师说的同时，也对“百家争鸣”的形成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综上可知，孔子卒后，弟子分流四方，使儒家文化由鲁国移向各地。儒家文化与各国当地文化进一步交流和融合，改变了他国的文化风貌甚至是历史进程，这其中孔门弟子功莫大焉。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16ZDA1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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