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庄子和海德格尔都提倡审美化生存。庄子主张“乘道德而浮游”，海德格尔则倡导“诗意地栖居”。庄子审美生存的本质根植于“无待逍遥”之“自由”，海德格尔审美生存的本质规定是“无蔽状态”的“自由”。庄子的“人为物役”和海德格尔的“被遮蔽的生存”都指向审美生存的否定状态。而在“物化”与“对物的泰然任之”中追求主客合一、物我两忘，追求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是庄子与海德格尔审美生存的共同的价值诉求。在实现审美生存理想的具体方法和途径上，庄子主张“无为”、“无言”，极力反对人为艺术，海德格尔则强调“艺术拯救”，十分重视艺术和语言，但是他们的审美生存思想都包含着对人类现实生存的深切关怀、对物化与功利化世界的反叛和超越以及对人类精神“伊甸园”与审美生存境域的不舍追寻和皈依，具有抵御人类精神生态深度失衡的价值效应。
关 键 词：庄子/海德格尔/审美生存/精神生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ZW030)。
审美生存是人类生存的理想方式，“是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审美化”[1]。纵然时间相距数千年，空间横跨几万里，但海德格尔和庄子在审美生存这个核心问题上却不期而遇。海德格尔和庄子的哲学、艺术思想都围绕人的生存现实提出，都提倡一种审美化生存，追求人的本真状态，致力于建构一个适于审美生存的理想社会。当代社会，人类生存境况充斥着悖谬和疑惑，很多人存在精神病症，而“真正的精神解脱要靠审美超越来实现”[2]。因此，近年来，审美化生存成为思想家乃至普通大众的渴望与追求[3]。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所蕴含的深刻的精神价值和现代意义也由此得到凸显。
庄子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比较研究应该说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对庄子和海德格尔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近年来尤为学界所关注，但更多的是被放置于中西比较哲学的平台上。同时，从审美生存这一角度出发研究海德格尔与庄子思想，目前学界虽偶有涉及，但往往是对二者做孤立的、单独的研究，鲜有比较研究，更甚少从精神生态的角度对其审美生存思想进行现代意义的挖掘。本文即以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之比较为主题展开分析探讨，并揭示其审美生存思想蕴含的精神生态价值。人类精神生态及其环境的构建需要不同文化精神、不同价值体系审美生存思想的碰撞、交融、互补才能彰显其应有的勃勃生机。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有着深刻的会通和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海德格尔和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加以同中寻异、异中求同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中西方共同的文化母题和世界性文化共生现象，应该不无裨益，同时以期能对美学领域的庄子和海德格尔比较研究的欠缺有所弥补。
一、共同的审美生存向往：“乘道德而浮游”与“诗意地栖居”
庄子在《庄子·山木》、《庄子·逍遥游》等作品中描绘了一种“乘道德而浮游”的理想生存境界。《庄子·山木》篇云：“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管，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意思是说，只要能够做到与时俱化，一切顺其自然而不偏执一端，那就可以“动而皆得其宜”、“免乎诸累”，可以不受他律，无往而不适。“乘道德而浮游”正是实现自我拯救摆脱尘世污浊的心灵的解放之旅。正是在这“游”的过程中，人的精神才得以全然挣脱各种现实束缚，心灵自由翱翔于浩渺天地之间，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地》)，从而进入一种完美和充盈的生命境界[4]。故而，庄子的“乘道德而浮游”倡导超越世俗不为物累的自由逍遥的生存理想，并提升小我为宇宙大我，将审美生存的探求之路引至“道德”(道)的层面，不失为一种大解脱大自由的审美生存境界，体现了他追求自由和理想生存的强烈愿望。
同样的，海德格尔心怀极大的热情以“诗意地栖居”走向澄明之境，召唤现实的自由的审美化的人生。海德格尔也因此被誉为“生态主义的形而上学家”[5]。海德格尔甚是喜爱和推崇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6]海德格尔思想的终极追求便在于如何才能诗意地栖居。栖居是指居住于存在的澄明之境中，自由便是存在的澄明之境。人诗意地栖居，亦即人自由地生存。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由是人的诗意栖居的本质，因为诗意栖居是一种存在的无蔽与澄明状态，这种从本源处敞开出来的无蔽与澄明恰是一种自由的体现。海德格尔所追问的存在之真理，其本质即为自由。诗意栖居之思的最终目的正是在开启存在之真理的本真境域中确证并达至人的自由。海德格尔“提倡学会思，彻底否弃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的追逐；他提倡诗性言说，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都不过是为了把人生在世引向诗意的栖居，使人成为真正的人”[7]。海德格尔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揭示了远离诗意生存的人的精神的无根状态，探索了当代人的诗意栖居之途。
庄子和海德格尔各自描绘了自己的生存理想。庄子以“乘道德而浮游”为标的，海德格尔以“诗意地栖居”为旨归，其审美生存思想都关注人的生存境域和生存的最本源的体验，都包含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庄子与海德格尔皆身处社会剧烈变化、生存环境极度恶化的时代。身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借助寓言这一形式设想了个体审美生存的理想方式和境界。而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深感现代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海德格尔与庄子产生了深深的共鸣。海德格尔因而不断省思，寻找人类诗意栖居之途。正是对庄子思想的接受促使其由前期存在论向后期存在论的深刻转型。他不仅多次直接将自己与庄子相联系，并着意借鉴庄子文艺创作的表达技巧，也常援引庄子原文来阐明自己的生存哲思。审美生存也因之成为庄子和海德格尔共同的精神向往，并与当代精神生态审美深层贯通。
二、审美生存对现实生存的诗意超越：相似的精神诉求与各异的实现途径
(一)审美生存的本质规定：“无待逍遥”与“无蔽状态”
庄子的“乘道德而浮游”是一种“无待逍遥”的“自由”。《庄子·逍遥游》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彼且恶乎待哉!”《庄子·田子方》云：“游心于物之初。”《庄子·天下》中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庄子·人间世》也说：“乘物以游心。”《庄子·德充符》亦云：“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和。”《庄子·应帝王》也有：“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和焉。”“无待”、“游”不仅理所当然地成为《庄子》“内七篇”中的核心术语和基本主题，而且在‘外”、“杂”篇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与发展[8]。庄子笔下“庖丁解牛”(《庄子·养生主》)，“偻者承蜩”、“津人操舟若神”、“吕梁大夫蹈水”(《庄子·达生》)，“大马之捶钩者”(《庄子·知北游》)，“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庄子·田子方》)的故事所极力描绘的所谓“至人”、“真人”、“神人”、“圣人”，置身于和谐愉悦的诗意状态和“无待逍遥”的自由境界，实际上就是一些超越世俗不为物累，能够按照事物、人类和自己的本然之性在现实生活中生存的人，也都是“乘道德而浮游”者的代表形象。
海德格尔认为，“真理”的本质乃是一种“无蔽状态”。依照《论真理的本质》的观点，作为“无蔽状态”之“真理”，是“存在者之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一种敞开状态才成其本质”[9]。当“真理”在，才“有”“此在”的“本真存在”在[10]。真理是敞开的无蔽状态。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就是“此在”的“本真存在”方式。人诗意地栖居，是在存在之真理的本真境域中达到的自由存在。诗意栖居所达至的自由之境，正是一种无蔽状态，这种无蔽状态乃是从本源处敞开出来的，是存在的澄明之境，映证着人的自由本性。
庄子“乘道德而浮游”的审美生存的本质植根于“无待逍遥”的“自由”，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审美生存的本质规定是“无蔽状态”的“自由”。“无待逍遥”也好，“无蔽状态”也好，都是一种对自由的生存之境的追求。
(二)审美生存的否定状态：“人为物役”与“被遮蔽的生存”
技术已然不可或缺地成为我们重要的生存方式，但它绝不是我们唯一的生存方式。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技术生存论和庄子的由技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不谋而合。在海德格尔和庄子看来，人的异化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治不可分，人类的生存状况并不与技术的发展成正比，相反甚至可能对立[11]。面对技术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他们都认为技艺和精神相辅相生，因而共同反对扭曲人性的技术工具化，主张还原技术的生存本质，把技术与人的生存紧密联系，并赋予“技”以审美的效能与意义，把技术由工具化推向审美化，从而使技术不仅人性化而且艺术化。
庄子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深刻阐明了对技术的理解。庄子认为，“良庖”、“族庖”这样的工匠所掌握的“刀技”实为“小技”，而庖丁所运用的是“道技”，“道技”“依乎天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道是技的本源，由技人道才是技术的最高境界。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庄子，虽然不可能像置身现代西方的海德格尔那样深刻而切实地体味到技术理性对人的压制和异化，但他对当时技术逐渐脱离人的活动变成人恣心所欲的设计与制造的手段的同时人又被自己所造之物所掌控的“人为物役”的状况的认识还是颇深的。同海德格尔相类似，庄子也曾多次言及人的异化境况，如“人为物役”、“丧己于物”(《庄子·缮性》)，“以物易其性”(《庄子·骈拇》)，“危生弃身以殉物”(《庄子·寓言》)，无不如是。在《庄子·天地》篇中，他就借汉阴丈人之语道破了桔槔“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实乃“道之所不载也”的道理。因此，庄子认为人类对技术的追求应该摆脱功利化、工具化、片面化而趋向审美化。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及生存状况的认识与庄子对技术的理解遥相呼应。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和追问深深触动了当代人。海德格尔明确提出：“首先，techne并非仅仅表示人工的活动和技艺的名称；它还是心灵的艺术及美术的名称。techne与产生、创造(poiesis)同属一列，它是诗意的东西……‘techne’一词，其关键不在于制造、操作及对工具的使用，而在于前面所述及的展现。”[12]亦即“某物出自于自身的展现”[13]。海德格尔通过对“技术”(technology)本义的词源学考察告诫我们，人与技术关系的颠倒导致作为框架的技术对人的自由生存造成遮蔽，使人沦为一种受技术支配的存在，人的生存遭到技术的异化而逐渐失去此在的自由。技术对自由的遮蔽、对人的异化正是对审美生存的否定。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又让它出去，即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14]，而并非一味依赖并受制于现代技术，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从根本意义上实现诗意栖居。
技术理性的扩张与异化，造成技术对人类精神的全面控制和奴役，以及对审美生存的深层遮蔽与否定，导致人类日益陷入深重的精神生态危机之中。庄子与海德格尔并不一概拒斥技术，而是倡导人类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技术，重视人类生存的精神层面与审美态度，摆脱技术层面对人类生存的控制与奴役。这一思想无疑对纾解当代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三)审美生存的价值诉求：“物化”与“对物的泰然任之”
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如何看待自然与世界并借此安顿现实人生对审美生存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类生存与自然、世界的和谐也因此成为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物化”与“对物的泰然任之”中追求主客合一、物我两忘，追求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是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审美生存的共同的价值诉求。
庄子美学中提倡“物化”。徐复观曾言：“《庄子》一书，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皆可用物化、物忘的观念加以贯通。”[15]人与世界的关系是自由的、审美的，个人生存才可能是自由的、审美的。“物化”和“物忘”，是“以物观物”的审美契合，也即生存主体在真正“丧我”和“忘我”后达至的一种主客两忘的生存境界。庄子同时提出“物无贵贱”(《庄子·秋水》)和“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的看法，认为天地万物并无高低优劣贵贱之分，人类无权主宰自然，因而提倡以平等态度对待自然，“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庄子·天运》)，借助“以物观物”，实现物性和人性的双重自由。不仅如此，庄子还认为天、地、人、道无一不是遵循内在于自身的规律而发展衍变的，所以凡事皆应遵照自然之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也”(《庄子·知北游》)。如果人类不能认识到并且依顺万事万物消长的自然的内在的规律，而人为破坏自然环境，必将招致恶果。另外，庄子也强调，审美的人必然是能亲近天地自然并融于其中的人，因此庄子便徜徉于青山绿水的怀抱借以体察本真的生命律动。
海德格尔将人对自然的控制称为“摆置”，认为人的存在意义不是对象化的算计、征服或控制，而是人与万物的整体“牵引”、个体与世界的同一，因此是“诗意的栖居”[16]。栖居便意味着在大地上存在，而在大地上存在就意味着与万物同在，在“对物泰然任之”中保护和养育万物，对它们采取敞开、承纳、融合的态度，而不是征服、控制和耗尽它们。没有人与自然的生命共鸣，也就不会有审美生存的实现。为促使现实异化生存向审美生存的转变，海德格尔使用“Ereignis”作为其后期思想宗旨的主导词语，并使之成为人类超越现实生存、实现生命价值、走向自由之途的一种标示。天、地、人、神齐聚于“Ereignis”，中，且相互映照，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和谐统一，人则在这一澄明场所中展示生命价值、实现自由超越。走在阳光澄明的“林中路”上，在和谐之光的普照中，自由呼吸，享受生活的宁静、温馨，恬然自居，这诗意的自由之境便是生命的最高境界。正如曾繁仁所指出的，海德格尔关于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思想是由他“提出的重要生态美学观范畴，是作为‘此在’之存在在‘天地神人四方世界结构’中得以展开并获得审美的生存的必由之路”[17]。晚年的海德格尔选择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正是其审美生存之思的具体实践。
(四)审美生存的实现途径：“无为”、“无言”与“艺术拯救”
虽然庄子和海德格尔的审美生存思想有着上述的一致性和相似性，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海德格尔与庄子实现审美生存理想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却大相径庭，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庄子主张“无为”、“无言”，极力反对人为的艺术，海德格尔则十分重视艺术和语言，强调“艺术拯救”。
庄子主张以“无为”的生存态度来处世，认为只要人们能够用“心斋”、“坐忘”等方法涤除内心或和外界的各种干扰，以澄明之心体察宇宙万物的本源，做到“清静无为”，超越是非、超越形智、超越物役，就能保持心灵的宁静、维护生命的完满，回归自然之道，从而进入自由的终极境域，体验那毫无所待的逍遥游。庄子认为，“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庄子·至乐》)，“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天地万物在本性上都是自然无为的，“有为”是对自然本性的违拗与破坏，也必然会损害甚至摧毁自然本性。人世间的诸多羁绊与痛苦，追根究底便源自“以物易其性”(《庄子·骈拇》)，没有按照自然本性来生活，过多人为的改造与矫饰。“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庄子·至乐》)，“无为”而可以“无不为”，所以人也应该用“无为”的方式来恢复和保持人本然的天性，应该“无己”、“无功”、“无名”(《庄子·逍遥游》)，以一种审美心胸去面对人生，才能臻于“逍遥无待”的心灵自由之境。为塑造一种“虚静空明”、“无碍无滞”的审美心胸，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庄子·人间世》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认为通过“心斋”，人们可以免受生命窘逆之熬煎以更好地保全身心，可以实现与道共徜徉以获得理想的生命境界。《庄子·大宗师》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意指人们可以通过“忘”的状态来实现体道。得道者随后便进入了拥有绝对幸福、绝对自由的永恒的理想的生命状态，可以实现自然无待、自由无碍的人生境界追求。
正是基于“无为”，庄子认为人应该驱除那些令人心神无法宁静的东西，化过多的欲求为清静无欲。只有真正持守“虚静”之心，人才能进入无碍、无待的“天人合一”之境。因此，庄子极力反对显露人工斧凿痕迹的艺术，反对人为的艺术，他认为这样的艺术有太多的失实虚妄之语，会使人心败坏。庄子无奈地看到现实中的艺术几乎与其理想完全背离而不得不带着一颗崇尚真正艺术精神的心而违心地得出一些排斥艺术的论断。在庄子看来，艺术的至境乃是“大美”，是“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是“离形得似”、“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唯自然、天地之美方为“大美”。所以庄子主张弃绝一切人为的艺术，认为真正的美是无需人为而自然天成的。这同儒家“绘事后素”的审美追求是不一样的。对于社会交流中的语言，庄子也是持有同样的态度。因为“大道不称”(《庄子·齐物论》)，“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庄子·则阳》)，“道”非语言所能指称，所以庄子强调“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知北游》)，而反对大张其词、夸夸其谈，主张“大言不言”，“不言之言”是最大的言，因此“无为”、“无言”便是最大的美也即最大的善。大音希声，天道无言，庄子对语言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源始关联的建构，无疑有着丰富的生态价值。
与庄子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对艺术推崇备至。面对技术性栖居，海德格尔认为反抗和改变现实生存困境的最有效、最积极的手段便是通过艺术的诗性拯救“去蔽”而最终通达澄明、敞亮之境。艺术具有揭示世界意义和人生真理的价值，因为艺术是真理发生的一种方式，是“真理的自行植入”，是“安居的源始形式”[18]，艺术的到场与绽放是对人的生存的真理的显现和言说。艺术和审美所昭示的境界是人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只有当诗发生和到场，安居才发生”[19]，在这到场中，人类才能守护并重返神圣的大地与久违的自然的怀抱，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在。“作品使大地进入世界的敞开之中，并使它保持于此。作品使大地成为地。”[20]海德格尔对艺术本质与作品本源的追问，对大地的沦陷、拯救与人的诗意栖居的探究，揭示了现代人返归家园的可能，蕴含着深深的家园意识和生态思想。
海德格尔相信真正的艺术作品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赞美的，都能够描绘出诗意生存的伟大空间，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艺术、需要诗，正是源于生命与生存的需要，本真的生命就是诗化的生命。海德格尔因此呼唤着新的时代和有着“净化人类精神家园的担当和理想”[21]的艺术家与诗人，希望通过艺术摆脱技术对诗意生存的遮蔽来拯救现代社会。同时，海德格尔极为看重语言，并将语言置于存在的高度。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人通过把握语言来感知存在、把握世界。“……人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言说者，是唯一的言说者。这是人的殊荣又是人的困境。这一困境才把人与木石和动物区别开来，同时却也与诸神区别开来。”[22]而诗性的言说是最本真的言说，人类正是在诗性语言中才找到了通往家园的生存之路。海德格尔对艺术和语言的重视恰与庄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庄子与海德格尔审美生存思想的精神生态价值
综合上述比较不难看出，庄子美学和海德格尔美学虽然产生背景各异，但对人的本质、人类生存的本真性的关注，对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的关注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正是审美生存与现实生存共同构成了完整和谐的生存世界。可以说，庄子与海德格尔审美生存思想的实质是对人生的诗意追寻与对世界的智慧把握，带有超越性的审美意义，具有积极的精神生态效应和独特的精神生态价值。
庄子所构想的“乘道德而浮游”与海德格尔崇尚的“诗意地栖居”，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生存关注，一种诗意性生存策略、深层次的生命体验方式和人生艺术化取向，是人类根植于现实的追求，关乎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其实质就是审美生存。依据庄子与海德格尔审美生存思想的理论呈现，人的生存是一种艺术性的审美生存。这种审美生存在当今社会现代性语境中彰显出一种生态性。在这一生态性的审美生存思想的观照下，以审美的人生去对抗、克服并超越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异化与人自身的非生态性存在的精神病症，能够在更高的维度上实现对于人类及其生存世界的关怀。而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重要表征，是一种近乎理想的精神生态，不仅可以为诗意化的生存方式提供精神生态资源，而且本然地就具备改善精神生态的巨大效能。因此，庄子与海德格尔分别提出的“无为”、“无言”与“艺术拯救”的审美生存的实现途径与当代精神生态审美深层贯通，蕴含着浓厚的生态美学意味。
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主张在诗意中靠近自然，接近本真使人从嚣扰的尘世中超脱出来，由此实现“乘道德而浮游”。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是诗意的向自然的复归，一样饱含对自然的眷恋与对人生本真的追求。当然，庄子所追求人的逍遥自在、自然无待的自由生存境界，更偏重于心灵或精神上的自由，缺乏对人与社会的和谐的探讨。而海德格尔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则逐渐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走向神性尺度对人的规约，要经常借助神性的观照才使物成其为物、人成其为人，因此未能摆脱西方体系的束缚与宗教观念的渲染。笔者认为，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按照人的审美的尺度去改造人类社会的非生态性存在状态，可以为现时代我们走出庄子与海德格尔审美生存思想的这一内在理论困境，实现人类社会真正的诗意的栖居提供最大的启示。
四、结语
目光如炬的庄子和海德格尔在诗与思的桑梓里极其敏锐地审视着人类文明，并以其深邃各异的智慧探寻着摆脱人类文明背后潜伏的巨大危机和重返人类本真生存状态的道路，其审美生存思想都包含着对人类现实生存的深切关怀、对物化与功利化世界的反叛和超越以及对人类精神“伊甸园”与审美生存境域的不舍追寻和皈依，对维护人类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摆脱工具性的束缚及现代技术的压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实现审美的诗意化的生存、建设当代人精神家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庄子与海德格尔以对人的现实生存诗性超越的把握为导向的审美生存思想，表现出对“精神生态”的深层关注和重建精神生态平衡、实现精神生态和谐的积极省思，并赋予了审美独特的现代性意义和浓郁的人学关怀。庄子与海德格尔的审美生存思想为抵御人类精神生态深度失衡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并存的深沉思考，是当今社会生态化建设的一份极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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