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时代精神与体现文化传承，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文艺问题时两个不可分割的向度。借鉴传统要立足当代，服务于当代。一方面，当代中国精神要建立在吸纳融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对包括中国古典文艺传统、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传统美德等在内的传统资源的吸纳，也主要表现为在当代语境中激活这些传统资源，赋予这些传统资源以鲜活的时代内涵，对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通过文艺创作“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书写时代精神与体现文化传承，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文艺问题时两个不可分割的向度。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在2016年11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十分辨证地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艺创新问题联系起来，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文艺创新的重要资源，要求文艺工作者“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
在创造新文艺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本民族过去已经形成的文化传统与艺术经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艺创新关系的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理论问题做出的新思考。对此，我们只有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文艺在当代新的历史使命，才能够有更加深入的领会。
一、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与文艺创新关系的论述，首先体现出的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固有立场的继承。
对早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在创立无产阶级新文艺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现实语境，无产阶级政党也会对传统文化采取不同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左翼文艺运动，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文艺运动一方面受到五四文艺精神的直接影响，包含了五四文艺科学、民主、启蒙的主旨；另一方面也试图以“革命文学”的口号为引导，超越五四文艺传统。在此一时期，文艺的阶级性、 大众化及其宣传功能，是左翼文艺家们关注的重点。无产阶级文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视野。到了19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阵线内部就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一场十分热烈的讨论。在这一讨论过程中，强调利用与改造旧的民族形式，以超越过于西化的五四文艺的声音，最终占据了上风。
在关于民族文艺形式的讨论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明确指出，民族形式的问题，就是“中国民族旧文艺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的问题”。这显然是一种与五四时期差异很大的文艺观念。在这里，新文艺与旧文艺之间不再是断裂的、相互取代的、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一种继承、改造、转化的关系。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意在保证民族文化传统的一脉相承，并使文艺的受众以文艺作品为中介获得民族身份的认同感，使文艺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然而，与当时许多参与文艺民族形式讨论的左翼理论家相比，毛泽东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不仅仅把文艺的民族形式的提倡，当成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民众抗战而采取的临时性的文化策略，而是一开始就把它上升到了在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新文化”这一高度上进行思考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的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要利用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并对旧形式加以改造，加进新的内容，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以“人民性”为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分析，以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性地加以利用。
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创新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强调，与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他在论述文艺问题时所使用的“中国精神”这一概念，以及对当代文艺创作提出的“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要求，与毛泽东关于文艺要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思想之间，更是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二、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与文艺创新关系的论述，同时也是结合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当初，在提倡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左翼理论家看来，五四文艺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包括其采用的文艺形式是外来的，缺少中国自己的特色，同时还包括它过于文人化，脱离了大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水平。因此，在试图纠正五四新文艺存在的问题时，民族化与大众化两个视野是叠加在一起的。这种叠加，使得中国的左翼理论家们不可能无保留地赞同与接受主要由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创作构成的古典文艺主流传统。因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文艺民族形式的提倡，最后落实在了对传统民间文艺与通俗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之上。毛泽东虽然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文艺问题上，对包括中国古典诗词在内的主流文艺传统持更多肯定的态度，但他其实主要是着眼于民族自身固有的文艺形式的利用。而当习近平总书记思考当代文艺创新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则十分重视对包括中国哲学思想、美学精神、传统美德等在内的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继承与发扬。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文化立场，是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当今中国与世界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为前提的，体现出的是一种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更加坚定的自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并把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到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高度，强调对文艺创作来讲，“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当今世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上。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为是否有一套为本国人民所认同、遵循，为世界人民所接受、所尊重的话语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而这一切，都需要有民族文化之根作为支撑。文艺作品在提炼、阐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当代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国内外的民众通过欣赏艺术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念的了解与认同，而这就需要我们的作品具有民族的特色，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风格。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创新与传统文化继承之间关系的有关论述，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凝聚中华民族共识，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方面重要性的认识，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朝着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中国当下的现实相结合的方向，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相融合，是理解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与文艺创新关系有关论述时不可或缺的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十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文艺创新的滋养作用，但同时也强调传统资源只有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与当代精神相结合，才能够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他说，“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对传统文化，“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因此，要求文艺工作者“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认为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要既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同时也能够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
借鉴传统要立足于当代，服务于当代。一方面，当代中国精神要建立在吸纳融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对包括中国古典文艺传统、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传统美德等在内的传统资源的吸纳，也主要表现为在当代语境中激活这些传统资源，赋予这些传统资源以鲜活的时代内涵，对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通过文艺创作“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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