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学形成并迅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史学界，派别众多，名家辈出，作品满目，历史学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学术各门类中进步最快最有成绩的一门学科。凡某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多会出现回顾反思性质的文字，以检讨前人所走过的道路，指示未来可能的途径。1920年代梁启超首倡研究史学史，规划研究内容为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或受梁氏的影响，中国现代史学每每走几步，就要“回头看”，回顾最近史学之趋势，不仅有总论，亦有专论，不仅有论中国史，亦有论西洋史，不仅正统派好回顾，左翼史家亦喜总结。所有这类文章，撰写的旨趣，大体与齐思和写《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长文动机并无二致，即：“百年来中国史家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最近改造旧史学的成绩如何？将来应采取什么途径？”（引文凡无特别说明，皆出自拙编《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下同）回顾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看清未来的路。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总体格局是偏重于头尾与中段，即古史、近代史和蒙元史，其余重要时期秦汉、隋唐、明代的历史，研究者相对较少。为什么研究古史的人那么多？聂崇岐认为理由不外两种：一是古史疑问多，可做题目多；二是古代材料少，所费时间自然也少。题目多，材料少，见工较易，成名不难。他更批评投机分子研究古史，走入画鬼一途，因鬼不易见，画得像不像，没有人能作比较。研究蒙元史渊源于晚清西北史地之学，又受刺激于域外汉学，国内学界欲与外人争胜，故治“不中不西之学”者亦不少。至于近代史（清史）的研究，自然是因为时代的需要，跟现实较接近，新旧各派都很关注。这种畸形的史学发展，或受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影响。蒙元史不用说，古史研究侧重探讨神话传说，近代史注重外交方面，皆与西洋人研究中国史取向一致。所以，“回头看”文章大多偏重这三块领域，其他所见者少。
为了能尽量全面反映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方面面，我从所搜集的1949年前时人所写的各种“回头看”的文字中，筛选58篇，编成《中国现代史学评论》这本资料集，希望对读者认识中国现代史学有所助益。取舍是否妥当，受限于我的眼光和学识，不足之处，尚祈学界同道赐教。
搜集和阅读这这批文献过程中，我深感中国现代史学牵涉的人和事，盘根错节，不易轻下判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众说纷纭，派系明显，对己多夸大，对人则多打压，真正能公允平和立论者，并不多见。譬如关于何炳松，周容《史学通论》特意讲到何氏，称许他“对于史学界颇多贡献”。齐思和对他评价更高，誉之“在中国现代史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费墨颇多。然而，周予同、顾颉刚回顾近五十年中国史学，皆只字不提何氏，当有记者问到怎么评价何氏，顾氏不承认他是史学家，只谓是教育家。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似不能用孰是孰非来取舍，当综合考量评论者的个人思想取向和立场来理解。
1941年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纵论各家各派，在史学界颇有影响，但质疑或颠覆周说者亦大有人在。1945年北平沦陷区的张好礼针对周文，完成《中国新史学的学派与方法》一文。文章认为，首先，周文将中国新史学运动，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不妥当。陈寅恪、傅斯年、陈垣、张星烺、冯承钧、洪业、齐思和等，列入史料派呢，还是列入史观派呢？其实，他们不是仅仅考证史料，也绝不高谈什么理论，“全是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科学的史学专家”。其次，关于考古派，周氏的考古学观念主要来自梁启超、王国维，但梁所说的是我国旧有的金石学，不是科学的考古学，王国维所说的新发现，亦指古文字、旧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而言，是文字学，而非考古学。真正的科学的考古学，在当时中国还很幼稚，不能对史学建设运动有何帮助。再次，释古派，似全指唯物史观派而言。唯物史观派自然是地道的“史观派”，然而释古派一名称，却不应为唯物史观派所独占。因为在唯物史观派之前，已有梁启超、夏曾佑、胡适诸人的进化论释古派，之后尚有从训诂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或心理学诸方面求解答的释古学派。
1941年署名“文超”的左翼史家发表《发展的中国新史学》一文，对周氏现代史林“排行榜”，不仅不承认，且颇有针锋相对，推倒重来之意。对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冯友兰的评价，与周氏截然不同，称许甚少。凸显的是唯物史观派成绩，谓虽不够纯熟，不够坚固，“但一天天在向前发展”，是已经开始衰亡的正统派史学所不可比拟的。
然而，正统派史家对中共史学往往刻意回避，如1945年顾颉刚《五十年来的中国史学》（李得贤代草）一文，只提及郭沫若作品。两年后，顾氏接受记者采访，谈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家，对唯物史观派及其作品，只字不提。有的正统派史家对中共史学则以批判为主，如钱穆、曾繁康、童书业、缪凤林等。
正统派对中共史学作品从漠视到批判，恰恰说明中共史学不是“日就式微”，而是发展迅猛，以致对手不得不有所回应。到了1947年吴景宏《中国史学界人物及其代表作》一文，破天荒从正面推介中共史家：吕振羽“近来声誉鹊起，所著专题研究极多。……推重之者谓渠与翦伯赞、郭沫若二位，鼎足而三”；翦伯赞“可谓左派史学界大师……近著《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皆获好评”。1949年齐思和发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对中共史学口吻更大变，“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陶、郭之后，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吕振羽先生。……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著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最近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齐氏此时对中共史学只“扬善”，而不敢不有所“隐恶”，足见中共史学由在野转为正统的趋势相当明显。
史学史研究不应只留意学院派史学，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同样重要。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历史教育的文章，绝大部分认为当时历史教育乏善可陈。这几乎成为时人的共识。时人为什么对历史教育产生如此普遍的恶感？我以为跟两方面事实或有莫大关系：其一，近代中国史家没有完成一部令多数人满意的中国通史，让很多教育工作者倍感失望。民国史学界弥漫着一股“无史论”，正统派史家如顾颉刚、钱穆，皆痛感无史可读，完成一部中国通史，成为有些史家的终极追求。中共史家自然不能认同正统派的历史作品，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之前，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也都异口同声说没有适合的中国通史可读。正因为中国史学界在通史建设方面进展缓慢，导致基层学校所采用的历史教材大多粗制滥造，未能得到教员的广泛认可，进而影响人们对历史教育的总体印象。有趣的是，民国时期很多历史教科书，包括吕思勉所编的，并不完全受时人的好评，但却受到今人的追捧，反而成为今人对民国历史教育产生好感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二，历史资源在近代中国社会动员方面没有发挥时人所期待的作用。近代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特别“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对时局麻木，缺乏爱国心，汉奸层出不穷，批评者认为这是由于历史教育失败所致，甚至蒋介石也认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史地教育负有责任，所以呼吁强化史地教育。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以来，历史肩负着过多的政治使命，一旦现实政治受挫，历史经常成为替死鬼，需要为现实失败买单。
中国现代史学头绪繁多，不仅关涉新旧，而且交错中外，既便当事人的观感、见识，亦千差万别，更何况后人审视已往，雾里看花，难免陷入想当然的尴尬境地。如何真切又具体地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脉络，除了研究史家和史著，尽最大可能把那个年代“回头看”的文字搜集整理出版，让不同立场、不同高度的同时代人现身说史，众声喧哗，以便后人有所凭借，多方比较，从而领略中国现代史学多样而丰富的面相，对之始有近真的把握，不致被后见之明或一孔之见所误导。“回头看”文字的作者不仅是学术实践的参与者，同时也是评论者，诸人所见所评，未必如实，却为后人提供前后左右比较参证的依据，是今人穿越回归历史现场不可或缺的媒介，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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