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阅读和写作的时候，当我们日常交流的时候，当我们观看电视的时候，当我们用手机通信上网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中，普通话已经无处不在，不可或缺。普通话随着中国人的足迹走遍全球，驾着光与电驰聘太空。
确定国策 科学发展
61年前——1955年10月，接连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了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明确了普通话的科学涵义。为推广普通话、推行简化字从思想认识、学术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准备，也为这两项工作的公众认同、社会推行作了必要的动员。
60年前——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这个指示第一次对于“普通话是什么”作出了明确的、完整的规定性表述：“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是对此前两次会议关于普通话性质的讨论意见的总结和提升。它为制定普通话各方面规范和标准确立了根本的依据，它使全社会对普通话的标准和规范，形成了一种基本共识，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国家语言共同化的历史进程。
34年前——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推广普通话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普通话由此从汉民族的共同语进一步成为全国的共同语。
15年前——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进一步明确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法定地位。
5年前——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党对新时期语言文字事业方针政策的高度凝炼。
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0%以上，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国民语言交际障碍已经基本消除”。这正是60年来，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语文政策的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脉相承 推陈出新
我国自古就有共同语的传统，从先秦的“雅言”、汉代的“通语”，一直到清代的“官话”，延绵不绝。我国古代政治、经济的中心主要是在北方中原地区，北方中原地区的方言，成为当时共同语的基础。而京城所在地的地方话，往往成为共同语的语音标准。
辛亥革命以后，为探索适应现代需要的共同语，经历了曲折之路。随着切音字运动和国语运动，“国语”代替了“官话”。随着新中国语文改革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普通话”代替了“国语”。
现代共同语跟古代共同语有两大不同：一是古代共同语局限性很大，只是官方通行用语，没有能推广到人民群众中去，而现代共同语是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语言，是普及义务教育的起点。二是古代共同语的标准不够明确，现代共同语要求有明确的标准。不过，古代共同语却为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提供了历史发展形成的重要基础。
共同需要 普遍通用
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标准语。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方言经过经济集中、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民族共同语一般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哪一种方言能够成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由历史发展决定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发展而来的，而北京话又是北方方言的代表。语言在发展的各阶段上，有方言，也有共同语，而共同语占主导地位。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之间也需要一种共同的交际语言。普通话已成为我国各民族之间共同的交际工具，这有利于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相互学习，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普通话的推广普及是整个语文现代化的根基。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就是实行工业化和信息化，而语言共同化和标准化又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样，在信息化时代，在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共同语和标准语的普通话必然是中国人承载和传输信息最基本的语言工具。
当代使命 提高能力
普通话水平是语言能力的基本指标，语言能力是国家文化实力的体现和表征。我们国家地广人多，方言差异大，尚有许多群众不能使用普通话。当前，我们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应当把推普工作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举措，使贫困群众与全国人民共同走向小康社会。我们要加强文化自信，推动实施“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这都需要普通话先行铺路，发挥基础作用。
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和全民的共同语，也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载体和精神家园。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跑线上，面对语言交际活动日趋频繁，面对城镇化、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的形势，加强共同语意识、推广普及普通话、提高语言能力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责任。
（陈光磊为复旦大学教授，潘佳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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